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高层决策者欲将日本从二战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建立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强大的日本，开展了极富雄心的战略性外交。本书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文献追踪与赴日调研，把日本外交置于国际秩序变革大背景下，主要立足于单元层面考察日本外交转型新动向，对日本外交战略与决策体制的“双转型”结构进行系统剖析，并就日本外交理念变革、体制重构、智力支撑、精英引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印度与中东（西亚）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两者山水相连，文明交往高峰迭起，经年不断。20世纪以来，印度与中东国家面临殖民压迫和统治、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等严峻挑战，努力谋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经过多年积累，21世纪的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呈现出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四角齐全”的崭新格局，全面发展双边关系成为双方有效应对当今世界格局变化和秩序重构的理性选择。印度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维度

本书整体爬梳了三十余种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文献。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结合文献考证、田野调查等多种手段，重构了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路径（山东登州府段），全面、如实地再现了明末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

当前欧洲正处在异常艰难的时期——欧债危机余波未平，国际政治－安全危机接连爆发，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趁势崛起，英国脱欧，跨大西洋联盟裂痕进一步扩大——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和最大经济体，在欧盟层面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在国际危机管理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本书力图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剖析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研究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总体框架，以期为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国际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借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何急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

由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组成的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其文化同属地中海拉丁文化，在治理、经济和社会模式方面具有同质性。面对世界格局的大调整和欧盟结构性的压力，七国通过机制会议进行商讨，用具有地中海独到的视角提出见解，以期强化欧盟的凝聚力，展示全球化视野下的治理、经济、社会和文化模式的多元性。本书及七国联盟的概况及其成员国国情对进行了介绍，并就其成立背景、发展历史、对各成员

道义现实主义是由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把关注点放在决策者层面，以大国的“领导”（包括国际领导、政治领导、领导力等）为核心变量解释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的变化，挑战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物质力量的过度强调。本书针对《大国领导力》出版后中外国际关系理论界有关道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专门邀请了八位国内外学者，围绕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国际领导”展开

当前中东正处于新旧秩序转换之中，其持续时间长短、前行方向皆是未定之数，而这一转换必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其实质是权力的调整与再分配。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日本等域外大国或组织以及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域内大国，各自将扮演何种角色？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将在新中东秩序构建中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参与中东事务的解决？未来的新中东秩序又将是什么样的面貌？本书精辟分析了中东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