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

如果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忧郁的谱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链条上各式面孔的哲人们：愤怒的马克思，忧郁的波德莱尔，沉闷而压抑的韦伯，打碎一切、生活在“虚无”废墟中的尼采，走向“碎片”化的齐美尔，以及试图通过“废墟”指点迷津的本雅明。如果说“理念、理性、启蒙”承载了确定性的历史，那么“现代性”则承载了对“当下”的全部思考，宣布了“动荡不安”的合法性。

弗雷格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一种被称为逻辑主义的数学哲学，即把算术还原为逻辑。为了执行逻辑主义方案，弗雷格设计了一种新的逻辑系统，它在实质上是由二阶逻辑与第五公理构成的二阶理论。然而，罗素在弗雷格的逻辑系统中发现了悖论。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罗素发现的这个悖论彻底瓦解了弗雷格的逻辑主义。但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重新发现了休谟原则，由此引发了新弗雷格主义的兴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几个国家兴起了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左派运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早期科学左派的代表人物有贝尔纳、李约瑟、穆勒以及奥本海默等。其中，贝尔纳被公认为理论上的灵魂人物，他不仅系统批判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制度，还提出对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张，与波兰尼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期科学左派运动则是更广泛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以英国的激进科学运动

本书是哲学家赵汀阳探讨政治哲学及伦理学议题的一部力作。不同于大多数讨论相关话题的书，赵汀阳在本书中回到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存在论源头，反思二者的可能性，而不是为任何价值观或规范性作辩护。赵汀阳对生活的发问总是直达本质，能够给出极富原创性的思考，对当代哲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针对当代讨论不断远离超越性的问题、淡化自身精神性的现象，赵汀阳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与反思。他将现代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症候不遗余力

这本集子中所收录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在中国诸多不同地点的考察，但为了这部为中国读者量身定制的文集，这些文章都作了很大程度的修订。作为激进启蒙之主要承担者“批判”是贯穿这些文章的主线。这意味着，这本文集所考察的美学、文学研究和哲学中的不同领域，都依赖于我们对“批判”一词所赋予的意义这个固有问题。这里，批判性思考意味着发展那些关涉历史叙事与变化之间关系的论争，这相应地就要求一种在其当代联结（conj

本书以公开的观念为视角研究康德政治哲学，公开的观念成为理解康德政治哲学的关键线索。运用公开的观念，康德政治哲学中的启蒙、社会契约、公民服从、世界和平等问题都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但是，康德将公开性作为个体行动的证成依据，势必陷入主体主义的哲学泥沼。公开的观念需要建立起公开的辩论甚或是交往主义的主体间视域，个体公民的行动才能找到其合理性根基，康德政治哲学也才能走出其固有的理论困境。

本书作者提出了一种有我的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即把经验主体和经验事物作为基本存在物，既承认自然科学语境下的物理事实亦强调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经验事实之重要性。作者首先通过对物理主义的基本介绍，分析了物理概念和物理性质，并回顾物理主义传统，考察当代物理主义新形式，在“有我的物理主义”观念基础上，运用经验探索和概念分析的二重证据法讨论了意识、因果、规范、自我等问题，对于理解我们自身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提供了一个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在汉代定型的，而汉代的政治文化又可说是由“为儒者宗”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初步建立起来的，汉代公羊家在其中起了奠基作用。汉代公羊家本着对春秋“实史”与《春秋》“文史”的沉思，在承继先秦子学与经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原道、托王、宗经为表征的独特哲学思维方式。在此思维运作下，汉代公羊家立足“大一统”、“察名号”、“行权道”、“说灾异”等内容对政治秩序、政治伦理、政治权衡、政治敬畏展开

本书研究主要涉及对南宋时期南宋时期浙江以事功之学为核心和特色的哲学思想文化（简称南宋浙学）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精神的研究和它对整个浙学传统和浙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以及它对当代浙江和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