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明朝的首批作家和畅销书

朱元璋与《大明律》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大明律》制定完成，颁示天下。

朱元璋鉴于元末法制松弛的教训，十分重视立法。吴元年（1367年）十月，即命左丞相李善长做制定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做议律官，讨论制定立国安邦的法令。十二月律令制成。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颁行天下。凡律285条，令145条，令作为律的补充，主要记载诸司制度。以后随着《大明律》的日益完善，许多令条归并进律条。洪武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发给各司。同年闰十一月，朱元璋又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制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书成，颁行天下，篇目以唐律为蓝本，共606条，分30卷。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八月，因为刑部上奏说：“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更定《大明律》，使之日臻完善。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最后修定完成《大明律》，颁行全国。

颁行《大明律》后，又出现了偶发事件和新的问题，于是临时制定条例加以处理。弘治五年（1492年）七月，刑部尚书彭韶以鸿胪寺少卿李所请，删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1500年），孝宗又令刑部尚书白昂与九卿议上《问刑条例》297条。《大明律》曾在嘉靖时期修改过两次。万历十三年（1585年），刑部尚书舒化又重加修订，并在律后附加《问刑条例》，共382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崇祯十四年（1641年），也有人建议要议定《问刑条例》，不过还没来得及进行明朝就灭亡了。

除《大明律》外，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又以皇帝的名义颁行《大诰》共74条。第二年五月，又颁行了有87条的《大诰续编》。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颁行《大诰三编》共43条，次年，又颁行《大诰武臣》共31条。其内容是汇集有关官民犯罪的条例。

在大量案例中主要惩处豪强与贪官污吏的共一万多件。洪武三十年（1397年），太祖“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重略，附载于律”。《大诰》中的例实际上成为律外之法，作为对《大明律》的解释补充。颁行《大诰》后，发至全国，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这一做法“意在使人有所警惕，不敢轻易犯法”，从而强化明的统治。

明初刑律包括律、令、诰等方面的内容，但随着《大明律》的不断完善，明代刑律逐渐演变至以《大明律》及条例为主。《大明律》共有30卷，460条，分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部分。刑分笞、杖、徙、流、死五等。法定的刑具有笞、杖、讯杖、枷、、镣等。总体上看《明律》的法律体系较之《唐律》更加完备，也更加严酷，它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和前代比，在对待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恶”的行刑上，以及秘密宗教活动的处治上更加严厉残暴。明律规定对“十恶”罪人的行刑，无论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而且还把“十恶”的范围扩大了。明律规定，凡部民杀死所属知县、知州、知府；军士杀死百户、千户、指挥的，均属“十恶”中的“不义罪，处以极刑”。同时，鉴于元末曾以宗教形式组织发动农民起义，《大明律》特别规定“禁止师巫邪术”律条，规定“为首者绞，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第二，《大明律》增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扰乱朝政的要斩杀，妻子充作奴隶，财产收缴入官。”禁止官员结党，这是前代法律条文中所没有的。为限制大臣专权，《大明律》规定：“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把任免官吏权专属皇帝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禁止官员私下里互相引荐，结党营私，形成与皇权抗衡的力量。

第三，增加了经济立法的比重。明初，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且制定了在性质上属于经济立法的具体条款。如明律禁止盗卖、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如果被确认是强占，最高可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刑。对“占田过限”、“欺隐田粮”者也有惩治，“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征纳”。明廷特将居民划分成了军户、民户、匠户及灶户四种，是为了保证赋税、徭役的稳定。

但明律规定军户、匠户、灶户平时不可以随意流动，私自脱籍会被严惩。同时，明律还对养奴蓄婢的数量加以限制。规定贵族功臣之家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一般庶民之家禁止蓄养，否则杖一百，奴婢放免为良。如有诱骗和掠卖良人为奴婢，则杖一百，流三千里。另外，在明代商品货币发展的形势下，为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明律专列“钞法”，如拒绝收受宝钞，或制造、使用伪钞，除追纳赔偿外，并处杖刑。又补充规定：“凡伪造宝钞，不分首从及窝主，若知情行使者，皆斩，财产入官，告捕者官给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明律严格制定法律禁止贩“私盐”、“私茶”。并且明律还增订了《市廛》、《田宅》、《钱债》、《邮驿》、《营造》等编。明律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施行以刑法推行经济立法的做法。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著名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素材，艺术结构宏伟庞大，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伟大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跨进了一个新阶段。

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故事，以及相关传说、讲唱、戏剧和话本等的基础上，大量吸收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解中的材料，然后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才写就了这部不朽的名作。

罗贯中（约1330～约1400年），名本，一说名贯，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人。他的生平史传中未见记载，仅有的关于他的资料，也残缺不全。其中贾仲名的《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录鬼簿续编》为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所作，贾仲名说至正甲辰（1364年），见过罗贯中，又是忘年交，从这里推测罗贯中大致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动乱年代，大约是1330年至1400年之间。明王圻的《稗史汇编》中说：“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据他说，罗还曾经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幕府。由这些点滴的片段资料及其作品中推崇圣君贤相的作法和所反映出来的丰富斗争经验来看，可以推想罗贯中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封建文士，而是个有政治抱负，并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罗贯中的创作是多方面的，他写过戏曲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另有《忠正孝子连环谏》和《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二篇。他也能作曲写词，不过其主要创作是小说。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的以罗贯中署名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等，但这些作品经人多次增删修改早已面目全非。据说他还是《水浒传》的撰写者之一。

罗贯中十分了解老百姓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他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深入社会下层，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现实斗争。所以《三国演义》中对社会分裂动荡状况的描写，对董卓等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的揭露和批判，对无辜人民一次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景的摹画，都是源于现实的创作。同时，他又是个有抱负的“有志图王者”，所以非常渴望仁君、贤相、英才，对清明的政治十分向往。因而他在《三国演义》中，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

可惜今人对罗贯中生平知之甚少，甚至连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其生年、卒年、籍贯，等等，人们的说法也多种多样。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找寻他的思想脉络。

《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其成书过程十分特殊。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题材：一是史籍，一是民间传说、讲史话本和戏曲，而后者是最主要的。关于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轶事，早在晋代和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南朝宋人裴松之为晋朝陈寿的《三国志》作注，其中便收集了许多有关的故事。隋炀帝时，还有人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编成傀儡戏，作水上杂戏表演。如记载在杜宝《大业拾遗录》中的，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节目。三国故事到了唐代已成了说书艺人的重要素材，而且极其生动。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说三国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由此可见，当时作为笑谑材料的，就有关于三国的故事。宋代三国故事通过艺人的表演、演唱流传更加广泛。苏东坡在《志林》中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别说大人，甚至小孩子都分辨得出刘备、曹操是两个鲜明对立的人物，可见在当时三国故事带有推崇刘备而贬低曹操的鲜明倾向。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已出现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

三国故事的话本，保存下来的有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年）新安虞氏刊印的带有图像的《全图三国志平话》。全书分成上、中、下三卷，上图下文，长达八万字，这或许是说书艺人的脚本，或是个提纲，可见三国故事在当时已在讲说了。开头是刘备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的事，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它的情节不拘泥于史实，而是根据民间作家的朴素想象而进行大胆虚构，如说张飞怒鞭督邮后又分尸六段；刘、关、张同往太行山落草；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于曹丕；张飞喝断当阳桥，吓得曹兵倒退三十里，等等，都带有浓重的民间传说色彩。叙写虽说简略，却也大体上有三国故事的框架，且小有规模，想象力丰富，情节活泼生动，不仅具有鲜明的拥刘反曹的倾向，而且富于人物鲜明的个性，如刘、关、张等人都富有草莽英雄气息，其中张飞的形象最为活跃、最有生气，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据考证，元代如这类“说三分”的话本可能还不只一种。

三国故事在宋、金、元三代，还被大量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宋史·范纯礼传》及南宋姜白石《观灯口号》等诗歌中都记载了三国戏演出的情况。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戏文名目有《赤壁鏖兵》、《襄阳会》和《骂吕布》。《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和《刘先主跳檀溪》等南戏在宋元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有提及。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据钟嗣成《录鬼簿》和朱权《太和正音谱》等书著录，共有40多种，像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大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在元杂剧中都演出过了。刘备、曹操、关羽、张飞、诸葛亮、周瑜、吕布等成为三国戏剧中的主角。

正是有了这些丰富的传说、民间作家口头创作和各种戏剧，以及《三国志》和裴注中的大量材料作为题材，加上他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以及丰富的生活阅历，经过充分的艺术创造之后，最后写成了长篇小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演变成书过程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其一，它形成于长期集体创作的基础上。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民间艺人、封建文人，或口头，或书面，各种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相互交错，集中提炼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其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虽然要依据三国的人物和战争来创作，但作者可以进行艺术加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决定取舍。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叙述三国人物和故事，而是一部经过艺术再加工的文学作品，它对于当时的生活面貌和丑恶的阴暗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1522年刊印的嘉靖本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全书共分24卷，240节；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书前有弘治七年（1494年）金华蒋大器（庸愚子）作的序，序中写道：“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事实，亦庶几乎史。”

新刊本在嘉靖本之后不断出现，对原来的分卷数、回目和引用诗词有所改动。明末，《李卓吾批评三国志》把二百四十节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依照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先例，对全书的回目、情节和文字作了一次全面的加工调整，并且添上评语，于是毛宗岗本便成了清代以后最通行的本子。

“三国”故事创作成“演义”之前，广泛流传于民间，至其成书则“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成为数百年来在民间最为畅销的古典长篇小说之一。它对后世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影响；一是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三国演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黄人在《小说小话》里曾说：“异姓联昆弟之好，辄曰桃园，帷幄多运用之才，动言诸葛。”可见其社会效果之大。桃园结义中体现出的“忠义”思想，书中记载的大量军事斗争经验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劳动人民在封建时代，为了谋生和自卫需要相互团结救助，来对抗共同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于是刘、关、张之间那种“朋友而又兄弟，兄弟而又君臣”的平等关系很容易就成为他们所向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仿效他们“结义”的方式，服务于自己所进行的斗争。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有这样的话：“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毫无纪律，其后攻城掠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其智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由此可见，在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中，《三国演义》起着一种军事教科书的作用。《三国演义》中封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描写交织在一起，因此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情形：统治阶级发现了书中的“正统”思想和“忠义”观念，有利于其政治统治。皇太极早在1639年就命大学士出海用满文翻译《三国演义》、《孟子》和《通鉴》。清王朝入关后，一些不识汉字的文臣武将，也把这本书当做识字的教材。

《三国演义》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更不可低估。它是“记述派”的代表作（与此相对的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描写派”）。这表明《三国演义》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的成功之作。它深远的艺术影响表现在：它和《水浒传》一起，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相当成熟的长篇章回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结束了文坛上长篇小说创作只作为说书人底本的时代。《三国演义》同时也为创作历史小说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类小说作品自明以来大量涌现，从《开辟演义》到《清宫演义》，中国各个历史时代在小说中都得到呈现。不过大多数历史小说都不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成就。另外，众多文人和民间艺人也将《三国演义》中许多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用作艺术再创作的题材。由他们写成的地方戏曲和各式各样的曲艺作品，搬上舞台演唱于闾巷集镇，流传下来，至今仍受群众喜爱。

施耐庵与《水浒传》

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期出现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文学巨著。至于这部书的作者，说法不一，有说是施耐庵，有说是罗贯中，也有说是施耐庵编，罗贯中续。

历史记载的有关施耐庵生平的资料非常少。据《兴化县续志》载明人王道生所写的《施耐庵墓志》和发现的《施氏家簿谱》、《施子实碑》载，说他名子实，字肇端、彦端，一说名耳，原籍苏州，后来迁至扬州兴化。元贞二年（1296年）生人，约于洪武三年（1370年）去世。

相传施耐庵生于船家，从小就对河湖港汊的水上生活十分熟悉。13岁他到浒墅关（今属江苏）读私塾，19岁中秀才，29岁中举人，35岁中进士。后来在浙江钱塘（今杭州）做了两年官，因其性情耿直，与当道不合，乃悬印弃官而去，寓居苏州，与江浙儒学提举副使刘基来往密切，情谊深厚。

苏、杭二郡，历来就繁华热闹，民间演戏、说书之风颇为盛行，吸引各地艺人汇聚于此，表演历朝历代的故事；坊巷间也流传着许多生动的传说，十分吸引听众。施耐庵被其中关于北宋宣和年间宋江起义的故事深深打动。为了抒发自己反抗腐朽黑暗势力的叛逆情感，他决心以宋江起义的故事为素材作长篇小说，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赞颂农民英雄的反抗精神。

施耐庵用心搜集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仔细研究宋末以来为艺人们所感兴趣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重新演绎其中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又以《宋江三十六人赞》为创作基础，以其惊人的艺术才能，创造了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和绰号，从而使宋江起义的故事愈加生动丰富。他还参阅了《宋史》中《徽宗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等文献，用以充实自己对民间传说进行的再创作。

施耐庵经过不懈努力，对宋江及其同伙的起义故事加以文学的提炼，运用丰富的想象，初步塑造了林冲、鲁智深、武松、宋江、李逵、孙二娘等一批替天行道的英雄形象，完成了长篇小说《水浒传》这部以描写农民起义为中心内容的小说的初稿。

就在施耐庵专心写作时，江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元斗争，一时间群雄涌起，各自割据一隅。张士诚的反元武装驰骋太湖流域，割据苏州一带。政局的千变万化，使施耐庵难以静心修改《水浒传》。由于博学，他被张士诚部下卞元亨举荐，入张士诚幕府。但是施耐庵见张士诚胸无大志，料定他成就不了大事，不久后便以照顾老母为由，隐居兴化白驹镇老家，继续进行自己所热衷的小说创作。

施耐庵回到白驹镇后，将屋舍建在了四面围水芦荡连绵的水村施家垛上，避开战乱的纷扰和尘俗的嚣闹，潜心编写《水浒传》。

施耐庵勇于打破世俗的封建旧习，大胆地借助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来表现自己痛恨专制社会的思想。在他构筑的由宋江等一百零八位好汉建立的水泊梁山上，人人平等而秩序井然，个个独立又各尽所能。施耐庵在书中宣扬平等、民主，讴歌自由，并且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哲理。出自他笔下的“强盗”劫贫济富，路见不平则拔刀相助，为了正义而置生死于度外，成为勇于为正义、为真理而献身的典范，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水浒传》重塑了被扭曲的农民英雄的正直形象，揭开了那些帝王将相虚伪的面纱，被称为思想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

明洪武初年，天下刚刚统一，十分缺少人才。这时任翊运守正文臣的诚意伯刘基，受朱元璋之命，网罗四方才士，以巩固明王朝的政权。他钦慕施耐庵的才识，乃亲赴白驹镇，想说服其为明效力。然而年逾七十的施耐庵却无意要入朝做官，他喜欢乡野间没有束缚的悠闲生活，以年迈谢却了好友的荐举，并把刚完稿的《水浒传》拿给刘基看。刘基阅读了《水浒传》后，也就不再勉强施耐庵出仕了，他回去向朱元璋禀报道：“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没有多久，施耐庵染病悄然逝去，享年75岁，葬于家乡施家桥畔。

施耐庵创作完《水浒传》后并没有马上出版发行，直至正德、嘉靖年间才问世，以后又经李贽、金圣叹等人修改，由最初的一百回本而形成通行的七十回本。全书环环相扣，情节生动跌宕，曲折动人。如武松打虎、林冲夜奔、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故事精彩动人，情节出人意料，人物性格活泼爽快，语言通俗易懂而又不失丰富表现力，艺术感染力极强。施耐庵凭着他对水乡生活的丰富感受，为读者展现出“纵横河港一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的梁山自然风貌，描绘了水泊梁山英雄们活跃于河湖港汊的侠义生活。他对人物的刻画，或以浓墨重彩，精描细写；或烘云托月，借客喧主，使之个性鲜明、呼之欲出。如鲁智深的见义勇为、李逵的忠诚不二、武松的正直英勇、林冲的不甘屈辱、杨志的刚烈、阮小二的机敏、花荣的骁勇、石秀的忠义等使人读后印象极深。即使是奸险的高俅、荒淫的高衙内等一些反面人物，也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以至于读者看后，都憎恶得咬牙切齿。

《水浒传》自问世以来，家喻户晓，童叟皆知，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它的社会影响，首先是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明清的农民起义的斗志。几百年来，小说中那些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在人民中间深深扎下根来。他们强烈的抗争精神、乐观的革命意志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巨大支柱，激发了人民的斗志。李自成、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起义，甚至民间组织天地会，都被其深深影响着。张献忠就曾“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太平天国军队的策略，很多便是取自《三国》、《水浒》之中的。镇压太平天国的胡林翼也说：“草泽中全以《水浒传》为师资，故满口英雄好汉，而所谓奇谋秘策，无不粗卤可笑。”（醒酬生《庄谐杂录》）道出了人们受《水浒传》影响的原因。正因如此，明代崇祯、清代的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咸丰、同治等皇帝，曾多次禁毁《水浒传》，更有一些封建文人诬蔑《水浒传》是“海盗”之书，纯属“妖言惑众”，甚至咒骂作者施耐庵“子孙三代皆哑”。越是这样，就越揭示了统治阶级色厉内荏、底气不足的本质。道光六年（1826年），封建的御用文人俞万春可谓恶毒，作《荡寇志》，想用来抑制《水浒传》的影响。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或许也是由于受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但这些都徒劳无益，《水浒传》已深入民心，以至于流传至今。

中国古典小说的直接源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经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水浒传》使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得到了升华，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共同促成了章回体小说的雏型。不仅如此，它还首次以农民起义者为小说的主人公。

《水浒传》因其艺术成就独特，对后世的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和民间文学的发展及明清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其题材影响，之后产生了《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结水浒传》。沿其历史小说的体例，《说唐》、《杨家将》、《说岳》等许多小说问世；《儒林外史》的结构也明显受到它的启发。从此被封建文人轻视为街谈巷议的不入流的鄙俚之辞的小说，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学的大雅之堂。《宝剑记》、《义侠记》等有关水浒的戏剧剧目也都应运而生。民间文艺中以《水浒传》故事为题材的更是不胜枚举。直至今日，依据《水浒传》故事而改编的戏曲、影视节目依然很多。《水浒传》不仅为后来文学创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而且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上，尤其在塑造英雄人物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水浒传》问世不久，便被译成日文流传到日本；300多年前，《水浒传》又被译成朝鲜文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字，到19世纪中叶传入欧、美。《水浒传》已成为世界人民共有的文学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