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中小学时光(6)
有了植物，神界在尘世就显得直言不讳，似乎有人窥探满以为无人注意的造物主，看他如何制作玩具或装饰品。与此相比，人与“道地的”动物是独立了的上帝粒子，因此，它们可以依己之愿游走或选择居住地。植物界则受制于其生长地的兴衰，它不仅表现出神界之美，而且表达出神界的想法，不抱什么企图，没有背离。尤其是树木神秘莫测，让我觉得直接体现了生命令人费解的意义。因而，人在森林里最为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深意和骇人的影响。
我了解哥特式大教堂时，增强了此印象。但宇宙与混沌、意义与无意义、无主体的意向与机械规律性无穷无尽，于此隐藏在石头中。石头含有关于存在的深不可测的奥秘，它本身也是关于存在的深不可测的奥秘，是精神的化身。我暗中觉得这正是与我与石头相近之处：死者与生者中都有神性。
我已经说过，自己当时不可能以直观的方式表述感情与推测，因为它们发生于二号人格中，而我积极领会的自我——头号人格表现被动，属于往昔的“老人”范围。很奇怪，我不假思索地遇到他，体会了他的影响，他在场时，头号人格就暗淡得不复存在，而日益与头号人格同一的自我掌控场面时，如果确实想得起来，“老人”就是遥远而不真实的梦境。
十六到十九岁，两难困境的云雾慢慢散去，抑郁的心情由此好转，头号人格益发清晰地凸显。学校与城市生活占有我的精力，增多的知识也逐渐穿透或者压抑了预兆不祥的灵感世界。我开始系统地关注意识到的问题，所以，阅读了哲学史小引，由此概观了一切已经想到之事。我满意地发现，自己的许多灵感在历史上有相似者。虽然苏格拉底式的论据冗长，我还是特别喜爱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和柏拉图的看法，它们如画廊一般美丽而有学究气，但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在爱克哈特大师身上，我才感到生活气息，虽然不会完全理解他。基督教经院哲学让我无动于衷，而圣·托马斯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唯理智论让我觉得比沙漠更无生气，心想，他们都想用逻辑绝招强求未曾领受而且也并非确知的事。他们意欲在的确涉及经验之处给自己证明信仰！我觉得他们如同只道听途说有像却不曾眼见之人。他们就试图用论据证明，出于逻辑原因，必定有这些动物，它们必定天生如此。我起先接受不了18世纪的批判哲学，原因容易理解。黑格尔吓退我是因为他的语言既狂妄又艰涩，我以不加掩饰的怀疑审视这种语言，觉得他仿佛一个人锁在自己的字词大厦里，还神情骄傲地在自己的监狱里散步。
我所做探索的重大发现却是叔本华，他是首个言说世界痛苦者，它显而易见、纠缠不休地包围我们，他言说迷乱、激情、恶，其他人好像都几乎不重视恶，总想把它化解在和谐与情有可原中。在此情况下，总算有人有勇气洞见到，世界根基情况不妙。他既不言说创世天意大慈大悲、大贤大智，亦不言说受造者的和谐，而是说明，充满痛苦的人类历史进程和自然的残酷性基于一个错误，也就是创世意志的盲目性。我觉得自己早先的观察印证了这点，我观察到鱼得病、奄奄一息，狐狸一身癞皮，鸟冻馁而死，鲜花点缀的草地掩盖了无情悲剧：蚯蚓受蚂蚁折磨而死，昆虫相互撕扯成碎片，诸如此类。但即使在人身上的经验教给我的也完全不是相信人本善、有德性。我太了解自己了，知道本人与动物可以说只是程度有异。
我毫无异议地赞同的是叔本华对世界所作的悲惨描摹，而非他解决问题之道。我肯定，他说的“意志”实指上帝——造物主，并且说上帝是“盲目”的。因为我凭经验知道，上帝不受渎神的言辞伤害，相反，甚至可能要求有这种言辞，为的是不仅感觉人的光明、积极面，而且感觉人的阴暗与抗神，所以，叔本华的见解并未引起我的异议，我认为它是经事实辨明的判断。但更令人失望的是他的想法，即为了促使盲目意志逆转，智力只需给盲目意志递上上帝的画像。因为意志确实是盲目的，它怎么能看到这幅画像呢？即使它能够看到画像，为何就会由此说动它逆转呢？因为画像会给它展示的恰是它确实所愿之事。而什么是智力呢？它是人类灵魂的功能，并非镜鉴，而是无穷小的小镜，孩童把它对着太阳，期待反射阳光。我觉得这完全不恰当，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叔本华怎么会想到此类理念。
这促使我更透彻地研究他，他与康德的关系让人印象日益深刻。因而，我开始阅读康德这位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为此颇费思量。我的努力有所值，因为自己相信发现了叔本华体系的根本错误，他犯了死罪，做了形而上学的陈述，也就是把一个单纯本体（nooumenon）、“物自体”实体化并加以认定，这得之于康德的认识论，对我而言，后者或许意味着比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世界观更大的点拨。
这种哲学上的提高从十七岁一直持续至学医岁月，它的后果是我对世界与生活的态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我以前羞怯、胆小、多疑、苍白、瘦削，身体好像时好时坏，现在在任何方面都胃口大开。我知道要想什么，就动手去取，显然也变得更易接近、更健谈了。我发现，贫穷并非短处，远非痛苦的主因，跟衣衫褴褛的穷小子相比，富家子弟绝不占上风，幸福与否的原因比零用钱的多寡深刻得多。我比之前结交了更多好友，感觉脚下更踏实，甚至有勇气坦率言说我的想法，但很快得知，这却是令自己后悔不已的误解。我不仅遭遇诧异或者嘲讽，而且遇到怀恨拒绝。令人最为惊讶、不快的是，发现某些人视为我牛皮大王、“活宝”。连以前的骗子嫌疑也再现了，即使形式略微不同。又是一道作文题激起我兴趣，因此，我特别上心地写了作文，细致入微地推敲文笔，结果令人沮丧。老师说，“这里是荣格的一篇作文，绝对出色，但如探囊取物，看得出花在上面的认真劲和气力多么少。荣格，我可以告诉你，你这样轻率，过不了日子。生活就需要严肃、认真、用功、努力。你看看D的文章，他没你出色，但他诚实、认真、勤奋，这是生活成功之道。”
我的挫败不像第一次那么深重，因为虽然情非得已，老师对我的作文还是印象深刻，至少没有断言我剽窃。我虽然对他的指责提出抗议，但用来打发我的话是：“根据《诗艺》（Ars Poetica），虽然觉察不到成诗之难的那首诗最佳，但你的作文不是这种情况。你蒙不了我，它只是草率、不费气力地一挥而就的。”我知道，文中有一些妙绪，却根本不入老师的法眼。
此事虽使我恼怒，但同学中的怀疑对我分量更重，因为它们恐怕要把我抛回先前的孤立与抑郁。因什么而招致如此诬蔑，我伤透脑筋，小心打探后得知，别人不相信我，是因为自己常常信口发表议论，或者提及据说我确实根本不可能知晓的事物，比如据说我给人的印象是，好像对康德和叔本华略懂一二，或者对学校里的确根本“不会有”的古生物学略有所知。这些惊人的结论向我表明，其实所有迫切的问题都不属于日常生活，而是如我的高度秘密一样属于神界，最好闭口不谈。
从那时起，我避免在同学中提及这种“玄学”；在成人中，我不知可以与谁交谈而不必担心别人以为我是牛皮大王或者骗子。身上有两个世界相隔，我尝试结束这种分离，却受阻而停滞不前，感觉最为尴尬。一再出现的事件逼迫我脱离自己习惯的日常生活而进入无边无际的“神界”。
“神界”这个说法在某些人耳中听起来多愁善感，对我而言，绝无此特性。属于“神界”的是一切“超人之事”、耀眼之光、昏暗的深渊、无垠的时空中情感淡漠、非理性的偶然世界中极其怪诞之事。“上帝”对我来说是一切，不过并非使人升华。
四
年纪越大，父母和其他人就越发频繁地询问我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对此，我一片茫然。兴趣把我引向四方，一方面，自然科学以其基于事实的真知极具吸引力；另一方面，与比较宗教史相关的一切都让人入迷，前者中有动物学、古生物学与地理学，后者中有希腊—罗马考古学、埃及考古学与史前考古学，我主要对它们感兴趣。当时却不知，对迥异学科的这种选择多么符合自己的双重天性，在自然科学中，满足我的是具体事实连同其历史初级阶段；在宗教学中，令人满意的是连哲学也探讨的精神难题。在前者中，我惦念的是感官因素，在后者中是经验。自然科学高度符合头号人格的精神需要，对二号人格而言，精神科学学科及历史学科则意味着舒适地上了生动一课。
在此矛盾情形中，我长久找不到头绪。我注意到，大舅不知不觉地把神学推到我身旁，他是家母家族中的老大，是巴塞尔市圣阿尔班区的牧师，在家族中有“小铁人”的诨名。没有逃过他眼睛的是：他跟都是神学家的几个儿子讨论专业问题，我听他们席间谈话时，专注程度何等非同寻常。我完全不能肯定，究竟是否有神学家与高不可攀的大学关系密切，因而比家父更有学问。但从这些席间谈话中，我从未感觉他们研究实际经验，甚至研究如我那类经验，而是只讨论关于圣经记述的学术见解，因为圣经记述关于奇迹的讲述数量众多、不甚可信，让我觉得极其不适。
上文理中学期间，我不仅为每周四都可以在这个舅舅家吃午饭而感谢他，而且为了绝无仅有的一项好处：可以偶然在他家饭桌上听到成年人睿智而理智的谈话。竟有这等好事，对我是重要的经历，因为周遭从未听人谈论学术内容。虽然向家父提出过要求，遭遇的却是令我不解的不耐烦和忐忑不安的抵触。几年后我才明白，可怜的家父不可以思考，因为怀疑撕裂了他内心。他逃避自我，坚持盲目信仰，不得不争得盲目信仰，想要竭尽全力地强求它，所以，不可能把它作为圣宠来领受。
舅舅和我的表兄们心平气和地讨论关于教义的学术观点，范围从教父直至最新神学，在肯定理所当然的世界秩序上显得有理有据。不过，其中根本未出现尼采的名字；而说到雅各布·布尔克哈特的名字时，只勉强有肯定之意，称布尔克哈特“自由化”“思想过于自由”，这就暗指他对万物永恒秩序的看法有点剑走偏锋。据我所知，舅舅完全不知我多么疏远神学，我很抱歉不得不令他失望，但当时从不敢吐露我的问题，因为太清楚由此会对我产生多么不可预见的灾难。我的确两手空空，无以自卫。相反，头号人格坚定地使我尚属寥寥的自然科学知识有所长进，它们完全浸淫在当时的科学唯物主义中。费力牵制头号人格的只是历史课成绩单和我周围似乎无人能懂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那几个神学家以称赞的口吻提及康德，不过，他的原理只应用于对手的立场，却不用于自己的立场，我对此也一声不吭。
所以，我跟舅舅全家坐在桌旁时，越来越不自在，习惯性地良心不安，周四成了倒霉的日子。在这个社会安定、精神泰然的世界上，我越来越觉得无以为家，虽则渴望偶尔降下激励精神的雨露。我觉得自己不诚实、堕落，不得不对自己承认，对，你是个骗子，你撒谎，蒙骗那些对你的确一片好意者。确实不能怪罪他们的是，他们居住在一个社会和精神安稳的世界里，对贫穷一无所知，他们的宗教同时也是有酬职业，他们显然不会考虑上帝如何能够使人脱离自己井然有序的精神世界，并惩罚人去渎神。我不可能对他们解释这些，如果解释就得身背渎神的污点，不得不学着忍辱负重，然而至今不算成功。
我身上的道德冲突加剧，带来的后果是，自己觉得二号人格日益可疑、难受，对这一事实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我试着消除二号人格，但就是不成功，虽然可以在学校里、在同学在场时忘掉它，在学习自然科学时，它也从我身上消失，但一旦独自在家或在大自然里，叔本华和康德还有厉害的“神界”又强势回归，我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包含在其中，给这幅巨画填充色彩和形象。但作为小插曲，头号人格及为选择职业而操心在19世纪90年代隐没不现，我从历代岁月中徜徉归来时，它们就又出现了，令人沮丧。我亦即头号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迟早要确定愿意选择何种职业。
家父严肃地跟我谈了几次，我可以上大学学点什么，但若在乎他的劝告，那最好别学神学。“你什么都可以当，就是别当神学家！”当时，我们之间已经有一种默契，某些事可说可做，但不表态，比如，他从不质问我为何对做礼拜能逃则逃、不再参加圣餐。我越远离教堂，就越轻松。我惋惜的只是管风琴和圣歌，但一点都不惦念“团契”，对它根本想象不出什么，因为我觉得，出于习惯定期上教堂者，相互的“联系”还少于“俗人”，后者不那么一本正经，但那些人可爱得多，感情朴实，更加随和、快活、热情、诚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