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开盛世天朝 唐太宗(4)

魏晋南北朝儒、佛、道并行，随着庶族地主的兴起，在中下层地主阶级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文人。至隋唐，儒学的地位又逐步上升。唐太宗一面批评佛、道的祸国害民，一面再三对大臣们宣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他在重新确立儒学的尊崇地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没有做皇帝以前，便喜欢与士大夫结交朋友。即位之初，他在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又将原弘文馆搬到正殿之左；还精选天下文儒，充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值”，听朝之后，即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唐太宗打天下最先依靠的是骁武之士，到天下稳定后，便转而重视士大夫的作用，而注重文治。弘文馆学士大多为东南儒生。唐太宗深深懂得，守天下除了要有武功之外，还需要重视依靠地主知识分子阶层。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大夫，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规定京师学校直接隶属于国子监，称为国学。贞观六年，在隋时所设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等五学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律学，扩大为六学。为了充实国学的师资力量，唐太宗广泛招集儒士，赐给经费，令他们到京师治学。又于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增加生员3260员。国学的兴盛，还吸引了高句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地贵族的子弟入学。唐太宗也十分重视地方州、县兴办学校一事。在唐太宗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各地纷纷建立孔子庙。后来，还根据官员的建议在州、县设立三献官，专门管理祭奠孔子一事。

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私学与国学并存。国学、州（县）学，都是官办的学校，明文规定主要招收大小官僚子弟。而这些子弟家世贵宠，并不以学业为重，真正深造成才的，少之又少。因此，官办的学校往往有名无实，白白地成为贵族子弟猎取官禄的途径。与之相反，民间私学则主要招收庶民子弟，随着庶族地主经济力量的发展，私学也兴盛起来。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如李密、杨玄感、窦威、王世充等皆入过私学。唐太宗的大臣如虞世南、张行成等也是私学门生，颜师古、王恭等人则兴办过私学。私学注重实用，讲授内容并不完全限于经学，兼及文、史及其他，文学如《昭明文选》，史学如《史记》《汉书》，特别是讲《汉书》的很多。这正是庶族地主及新兴士大夫阶层在学术上的特点。私学的兴盛，为唐代培养了大批有作为的地主知识分子，这给唐代儒学及其学风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学术上学派各异，空气是活跃的，可以说，这与私学的兴盛有极大的关系。

今天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既不信仰道教也不崇拜佛教，唯独尊崇儒学，在尊崇儒学时又不拘泥于经学及其章句之学，而是广采博收，兼收并蓄，鼓励各种学术、学派的发展，这种特点正反映了他在政治上讲究实用、励精图治的风貌。

7.从谏如流：兼听明，偏信暗

封建社会是君主个人独裁与专断的世界，如果一个暴虐与昏庸的人当上皇帝，就会造成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整个王朝的覆灭。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长久，不得不寻找进谏与纳谏的手段，人们普遍把进谏与纳谏作为鉴别君主是否贤明的一个标志。唐太宗被称为“英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能够虚心纳谏。贞观时期，唐太宗虚心纳谏，臣下则敢于直谏，当时纳谏蔚然成风，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最光彩的一页。

唐太宗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采取了相关措施：一是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二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同时，唐太宗还要求大臣们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任何小事。在唐太宗时期纳谏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魏徵，他是以直言极谏而著称的大臣，据说，魏徵在贞观时期进谏达二百多次。隋末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的时候，魏徵出家当了道士。之后他投入瓦岗军李密麾下，却一直未得重用。后入唐辅佐太子李建成，在太子与时为秦王的李世民争夺皇位过程中，他曾数次向太子建议早些除掉秦王，以绝后患。玄武门兵变李世民得势后，曾质问魏徵：“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魏徵很坦然地回答：“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有什么错呢？”唐太宗李世民早知道魏徵的才华，听见他回答得如此直爽便原谅了他，并任命他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魏徵不是唐太宗的亲信，开始时唐太宗对他存有戒心。但由于魏徵有胆有识，敢于直谏唐太宗的过错，不计较个人的安危，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唐太宗不记旧恨，鼓励魏徵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并且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魏徵的正直对唐太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唐太宗非常赞同魏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说法。魏徵的进谏大多被唐太宗采纳，这对贞观前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魏徵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唐太宗大发雷霆，魏徵也神色不移，毫不退缩。

唐太宗把魏徵看作是最好的谏臣，魏徵也的确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唐太宗虽然乐于谏诤，但到具体的事情上，魏徵反对他的意见时，也并不是每次都能愉快地接受。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他开始变得傲慢起来。魏徵连续四次上《论时政疏》，给唐太宗敲警钟，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把贞观初年纳谏如流的风气保存下来。后来，唐太宗日渐奢纵，魏徵又以著名的《谏唐太宗十思疏》，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唐太宗的变化，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唐太宗把魏徵的奏章抄送史官，以便传给后世，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随时可以看到。唐太宗既喜欢魏徵又害怕他。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64岁的魏徵病逝，唐太宗认为自己痛失一镜。他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了解得失。”他把魏徵看作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朝中涌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有魏徵、王珪、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有马周、刘洎、褚遂良等。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

8.贤后长孙：相夫教子，母仪天下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皇帝也不例外。长孙皇后从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唐太宗着想，从不干政，堪称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女政治家。

唐太宗在位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能够被后世称为“明君”“英主”，其中也有他的贤内助长孙皇后的功劳。从太原起兵到玄武门兵变，长孙氏与李世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夫妻之间情深意笃。李世民即位后，长孙氏被封为皇后，母仪天下，掌管后宫。为吸取前朝历代后妃、外戚干政，祸乱国家的教训，她对自己及兄弟子侄要求极为严格，充分显示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政治家的风范。长孙皇后天性节俭，她喜欢读书，不论寒暑都不中断，唐太宗遇到疑难不能决断的军国大事，总要征询长孙皇后的意见。

唐太宗李世民正值16岁翩翩少年时娶13岁妙龄的长孙氏为妻。长孙氏家住长安永兴坊，祖上在北魏时功劳极大，世袭大人之号，是宗室中之长，后来改姓长孙，家世是名门望族，父亲长孙晟得隋朝倚重，母亲是高士廉的妹妹。高士廉是位精通文史的儒雅之士，隋朝大业中期官至治礼郎。长孙氏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受到熏染，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长大后，舅父高士廉便为她选中了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贞观年间，长孙氏以克己奉公、阴柔明哲的品性，默默地影响着壮年天子唐太宗，在幕后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正是这种贤良的品格，使她能够遵循法度，处理事情永不超越礼法的界限。长孙氏当上皇后时，也深谙母仪天下的道理。她以古时皇后恃权干政，政出多门，从而造成政治衰败的教训为鉴，不愿干预政事而影响唐太宗的决策。综观中国古代史，有如此心胸的皇后实不多见。长孙氏从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唐太宗着想，并且无越礼之事，甘愿做个配角，与唐太宗志同道合，感情和睦，因而一直受到唐太宗的尊重。

唐太宗对长孙皇后非常尊重，茶余饭后，床前灯下，常常与她论及天下大事，尤其是朝廷中的赏罚和人事安排。当唐太宗想听听她的见解时，她只闻不答，无论唐太宗怎样恳请，她就是闭口不言，决不参与政事。实际上，长孙皇后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皇帝的一言一行，她往往以独特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向唐太宗提出劝谏。长孙皇后不干政，并非所有政事一律不闻不问，一旦遇到事关大局的事，她便挺身而出，以影响唐太宗。有一次，魏徵在朝上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唐太宗发那么大的火，就问他：“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个人？”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徵！他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回到自己的内室，穿上朝服，立于殿庭，庄重地向唐太宗祝贺。她的举动使唐太宗非常惊奇，便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天子英明才有大臣的正直敢谏。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敢冒着生命危险与皇上争执，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所以我才特地向陛下祝贺呀。”这一番话把唐太宗的满腔怒火熄灭了。长孙皇后明里是颂扬唐太宗的英明，实际是救魏徵于危难之中，她的仁智由此可见一斑。还有一次，房玄龄因小事遭到唐太宗谴责，解职归家。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说：“房玄龄跟随陛下时间最长，他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错，请您千万不要离弃他。”这体现了她对贞观重臣的关切之情。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讲究方法，在唐太宗愤怒时，先顺着他的性子，等唐太宗怒过稍息，然后再妥善处理，不让朝臣受到冤屈，刑法也不枉滥。

长孙皇后对待子女，更是严加训教。一向崇尚节俭的长孙皇后，平日训导诸子，常常是谦俭为先，让他们生活节俭，行为举止谦逊循礼，不做有伤大体的蠢事。长孙皇后不允许子女越礼、奢华，这也是她维护唐太宗政权的另一面。唐太宗特别喜爱的女儿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唐太宗违反旧制，下令将嫁妆加倍，比唐高祖李渊的女儿长公主永嘉公主还要多。按唐制，皇帝姊妹、女儿待遇理应一样，唐太宗由于偏爱女儿，女儿的妆奁比妹妹的多是不符合规矩的。在魏徵的竭力规劝下，唐太宗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长孙皇后得知后感叹道：“妾闻陛下倚重魏徵，不知其中的原因。今日看到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才知道他真是社稷之臣。”事后，长孙皇后特意赏赐了魏徵，并对他说：“早就听说你忠诚正直，通过这件事情我真正看到了，所以以此相赏，希望你一如既往，辅佐天子。”长孙皇后对亲生儿子也不加溺爱，“常以谦俭为先”教育太子。太子李承乾是长孙皇后的长子，他的乳母遂安夫人常向长孙皇后请求增加太子宫中用度，长孙皇后都不答应。长孙皇后对非亲生子女也一视同仁。唐太宗有一女豫章公主，是其他妃嫔所生，她的母亲不幸早早去世了，长孙皇后将她看作自己亲生的一样。在封建社会，后妃之间往往争宠相斗，好像仇人一般，常由此导致互相残害的悲剧。但是长孙皇后却不同，她把宫里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她从来不在宫内耍威风，对手下的嫔妃宫人，总是以礼相待。虽对自己要求很严，但作为后宫之主，长孙皇后对妃嫔们却是极其宽厚仁慈，从不滥生冤狱，妃嫔有病时亲自看望，宫人无不爱戴她。贞观时，后宫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这充分体现了长孙皇后的胸怀与气魄。正是长孙皇后的表率作用，贞观时期的法令、制度才能够较好地贯彻执行，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