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丘，三商之源

一 “三商之源”的提出和确定

商丘是商族的发源地（玄鸟生商）、商业的发源地（王亥经商）和商朝的第一个都城（成汤都商）。

根据《诗经》《竹书纪年》《山海经》《史记》《楚辞》等历史典籍，可以看出商丘的“商”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商部族的商，二是商业的商，三是商朝的商。商丘是商部族的发源地，是商业的发源地，是商朝的发源地。然而在以往的宣传中，“三商之源”这一概念一直没有形成。商人、商业源于商丘，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王亥故里在商丘，这一历史事实一直沉睡在历史典籍中。在商丘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支持下，2004年举办了“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新华社为此播发了通稿《中国商业源于商丘》，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到商丘考察并欣然题词“商人商业源于商丘”, “商人”“商品”起源于河南商丘编入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并在2006年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华商文化节”。

2005年11月商丘市市委决定举办华商文化节，确定商丘是商业的发源地，王亥是商人的始祖，但并没有形成“三商之源”这一概念。当时，考虑到为华商文化节学术和礼品赠送的需要，计划编两本书，一本是通俗性的，一本是学术性的。两本书皆由时任商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琼主编。到2006年9月，两本书先后出版，第一本是连环画《华商始祖王亥》（副主编刘秀森），第二本是《三商之源商丘》（副主编李可亭），均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二者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

学术著作《三商之源商丘》的出版，第一次使用了“三商之源”这一概念。在此之后，2006年12月13日，张琼部长又在《商丘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三商之源的来源》的文章，进一步论证了商丘是三商之源。12月15日，新华网河南频道转发了张琼部长的这篇文章。后又经商丘学者的解释和宣传，逐步使这一历史事实和“三商之源”这一概念为大家所接受。

二 玄鸟生商——商丘是商族的发源地

（一）“玄鸟生商”的传说有一个发展、演变、膨胀的过程

《诗经·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玄笺：“天使下而生商者，谓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发展一：《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 “有娀氏有二佚女。”——把有娀氏的女儿由一个演变为两个。

发展二：《淮南子·堕形训》: “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狄，少女建疵。”——进一步举出了她们的名字。

发展三：到战国时代的《楚辞》，又有了变化。《离骚》: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氏之女。”王逸注：“谓帝喾之妃，契母简狄也。”《离骚》: “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注：“帝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天问》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王逸注：“简狄，帝喾之妃也。玄鸟，燕也。贻，遗也。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九章·思美人》说：“帝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王逸注：“喾妃吞燕卵以生契也。”

《离骚》《天问》《思美人》，都是战国时屈原所作。——这时的简狄，已经成了帝喾之妃，而商的始祖契，已经摆脱了“无父而生”的局面，有了父亲。

发展四：这一传说到了秦汉又有变化。有的认为简狄是在沐浴时吞吃鸟卵。《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有的又指出沐浴之地点，认为简狄行浴，乃是在玄丘之水。《诗传》说：“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诗含神雾》《列女传》也说简狄是与其姊妹浴于玄丘之水。在具体时间上，《吕氏春秋·仲春纪》《礼记·月令》《诗经·商颂·玄鸟》都说在“春分”时节。

这些记载由简单而复杂，不断有所转变，但在说到商王朝的始祖契是由玄鸟而生这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

（二）商先公的主要经营地在商丘一带

先商时期，部族与都邑的频繁迁徙是一个显著的现象。《尚书·盘庚下》云：“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又《尚书序》: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关于“八迁”之地望，唐以前的学者一直“不得其详”，孔颖达《尚书序》疏中，亦仅列出“四迁”: “契至成汤，十四世凡八迁国都者：《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传》称：‘相土居商丘’及今居亳。事见经传者，有此四迁，其余四迁，未详闻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与此说相同：“八迁之书，史唯见四。”到了清代，梁玉绳在其《史记志疑》中明确提出“八迁”之具体地点。王国维在梁玉绳的基础上，又重新作了考证，他在《说自契至成汤八迁》中指出商先公八迁的顺序是：契居蕃（今山东滕州市）、昭明居砥石（今河北元氏县南槐河）、昭明又迁商丘（今河南商丘）、相土迁东都（今山东泰山下）、相土复居商丘、上甲微迁殷（今河南安阳）、上甲微复归商丘、汤居亳（今商丘虞城谷熟集）。

上述的商地，即今河南商丘。在相土复归商至上甲微迁于殷之间，没有迁都的记载，只是在《山海经》和《竹书纪年》中提到王亥曾“托于有易”或“宾于有易”，这说明在昌若、曹圉、冥、王亥（王恒）期间，商先公仍居于商丘。通过对“八迁”地望的考察可知，商先公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会的地带；而且，先商民族虽然经历了八次迁徙，但其中的四次都与商丘有关，每次迁徙后都又回到了商丘。由此可见，商族由契至汤14世都是以商丘为根据地或者主要经营地，然后不断向外拓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商丘为商族的发祥地。

（三）商族发源地的文物证据——永城王油坊遗址的发现

王油坊遗址1936年被发现，1977年发掘，现为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油坊遗址位于永城市西27公里酂城镇王油坊村东北400米，它北靠浍河（古涣水）支流龙兴沟，东距浍河250米，周围地势平坦，遗址略高于地表，东西和南北向长皆约100米。

众所周知，史前商族人在建立商王朝之前所创造的文化，学术界谓之“先商文化”。考古材料证实，先商文化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它来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并吸收了河南龙山文化及其周围其他文化的先进因素。而据考证，商族发源于史前东夷人之中，最初主要活动在今豫东、鲁西南一带。分布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学术界称之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属于这一类型的文化还有：永城造律台遗址、永城黑堌堆遗址、永城书案店遗址、永城赵庄遗址、商丘市谷子坑遗址、商丘市半塔村遗址和宁陵县丁堌集遗址等。从发掘情况看，遗址堆积较厚，一般都在3米以上。出土的文物为龙山文化晚期的石器、陶器、骨蚌器和角器。

王油坊类型遗址发现的大量生产、生活用具表明，商丘地区早在4000—5000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片广阔、平坦的土地上。他们或网罟而渔，或弓矢而猎，或磨蜃而耨，或畜牧牛羊，由渔猎生活逐渐进到农牧生活。该地区较为发达的农业、渔猎和手工业，为商丘当然也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王油坊类型遗址都在故黄河的冲积平原上，为旧黄泛区淤没之地。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是黄河文明中一束光辉的奇葩。

史前商族人在以今天商丘一带为中心的迁徙，其间的脚步就曾停留在王油坊村，并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是就有了帝喾和阏伯及其子孙。他们以亳为中心，创造了极其灿烂辉煌的先商文明。

三 成汤都商——商丘是商朝的第一个都城

商丘是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四朝古都——商朝前期的都城、周朝宋国的都城、汉朝梁国的都城和南宋初年的都城。

商汤所居亳地为今之商丘。《史记》称商王朝的建立者成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孟子》说“汤居亳，与葛为邻”。“亳”之地望，自汉代起，聚讼纷纭。王玉哲把古今以来关于“亳”地的说法总结概括为六种：关中说、偃师西亳说、河南商丘南亳说、山东曹县北亳说、河南内黄说、郑州说。现在影响较大的为“三亳说”：南亳、北亳和西亳。

南亳在今商丘市虞城县谷熟集。北亳即景亳，在今山东曹县。西亳在河南偃师。学术界普遍认为，北亳为商汤的军事大本营，商汤伐桀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西亳为商朝的一个军事重镇。南亳为商汤的都城。

商朝建立后，又有过五次迁徙，即仲丁迁于隞（一作嚣，今河南郑州）、河亶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一作耿，今山西河津市境，一说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

可以看出，商朝建立后的五迁，其范围亦在今河南、山东境内，部分涉及山西、河北境内，但总不外黄河南北、距黄河不太远的地方。

四 王亥经商——商丘是商业的发源地

商先公王亥“宾于有易”，成为中国最早的商人，为商人的始祖。王亥活动的区域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商丘为中国商业的发源地。王亥生活时期的社会形态为由部落向国家的发展时期，此时农业和畜牧业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业萌芽成为可能。

从契到商汤共14世（《国语·周语下》: “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荀子·成相》: “契玄王，生昭明……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这14世是：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

王亥是冥之子，微（上甲微）的父亲。从冥经王亥到上甲微，是先商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

关于王亥的名字，文献资料记载颇不一致：甲骨文称“亥”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称“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世本》作“核” “骸”或“胲”,《楚辞·天问》和《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作“该”或“眩”,《汉书·古今人表》作“垓”,《初学记》引《世本》作“胲”,《吕氏春秋·勿躬》作“冰”。实际上，胲、核、该、骸、垓都是亥的通假字，振、眩又由胲、核、该、骸、垓等字形近而讹。因此，甲骨文和《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王亥，应该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名字。

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先公中比较受到后代重视的有王亥和他的儿子微（即上甲微）以及商朝的建立者汤。商汤受到后代重视自不必说；上甲微受到重视，主要是由于他是王亥的儿子，同时他又是商代第一个以十天干来命名的祖先。但王亥的地位是远远高出上甲微的。

（一）关于中国商业起源的几种观点

关于中国商业的起源，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观点有“祝融说”“西周初年殷民说”和“白圭说”等。

“祝融说”。主要记载是《世本·作篇》中有“祝融作市”。祝融，高辛氏火正。《管子·五行》: “昔者黄帝……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吕氏春秋·四月》: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注》: “祝融，颛顼氏后，老童之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这些资料说明：第一，祝融为传说时期的人物，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炎黄时期；第二，祝融本貌所体现的主要特征是做高辛氏帝喾的火正；第三，《世本》“祝融作市”的“市”并非“市场”，也非商业。因为此时农业和手工业还不发达，商业也无从谈起。

“西周初年殷民说”。西周初年，武庚叛乱，为周公所平。为防止殷遗民的再度造反，周公便令殷民迁居洛阳，从事经商活动，即《尚书·周书·酒诰》所说的“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由于殷原称商，所以从事经商活动的殷遗民被称为“商人”，他们的职业也被称为“商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尤其是认为商业源于商人；但这种说法又有其不足之处，即把已经存在的商业活动误认为是商业的开始，这就把中国商业的起源时间大大地向后推迟了。

“白圭说”。白圭，名丹，周人，与惠施、孟轲同时，曾为魏惠王相，以善于治水和筑堤防著称。白圭和计然一样，讲究贸易致富的理论。他的最著名的贸易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实际上就是囤积居奇。白圭说：“欲长钱，取下谷。”因为下等谷类是广大人民生活中最普遍的必需品，贸易上成交的数量最多，可以从中取得巨额利润。因此，白圭成为当时商人崇拜的祖师，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很明显，白圭并非中国最早的商人，他应是在商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从而提出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二）王亥作为商人始祖的依据

1．王亥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极高

甲骨文中祭王亥的卜辞，以武丁、武乙、文丁时为多。武丁卜辞中有多片“王亥祟我”的记载。祟，神威之意。王亥祟我，意思是说王亥在商朝人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神威。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牺牲（祭品）有时多到三十牛、四十牛、五十牛，有时甚至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而且，上甲微以前，除“河”外，商朝人祭祀先公的配偶，唯王亥一人。

在商先公中，只有亥称王，名王亥。此“王”虽与成汤及成汤以后的商王之王有所不同，但可视为王之雏形，为王权的一种萌芽状态，同时也说明王亥在商人的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不仅如此，卜辞中还多处称王亥为高祖，或称高祖亥。甲骨卜辞中称高祖的共有三人：一为高祖夔（即契），二为高祖乙（即商汤），三为高祖亥。

在甲骨卜辞中，共有甲骨8片、卜辞10条，王亥的亥字从亥从鸟。这一方面说明了早期商人以鸟为图腾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王亥在后代商人心目中达到了图腾的地位。

武丁时的卜辞中多次有“贞于王亥求年”“贞于王亥告秋”的记载。“求年”即求生求雨，求年祈年；“告秋”即告秋收禾谷成熟于先祖之祭，《说文》解释说：“秋，禾谷熟也。”这说明，武丁时人们在敬天的思想指导下，在祈祷风调雨顺，重视农业生产，希望禾谷成熟时，也往往祭祀王亥，希望得到王亥的保佑，并把丰收的喜悦告诉给王亥。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王亥在商先公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受到了商人的怀念和崇拜。

2．王亥生活时期的社会形态为氏族部落向邦国时期的过渡期

从“玄鸟生商”的传说可以看出，商族在契以前还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从契开始，商族才有了以父子相承为主的世系，商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大概就在此时。从契到上甲微，商族的社会性质属于父系氏族社会中的氏族部落阶段。而王亥时期应为氏族部落向邦国时期（邦国时期即初始国家也即早期国家时期）的过渡期，是先商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最后到商汤时期走向王国形态。

王亥时期处于氏族部落形态向邦国的过渡期，其依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王亥之称“王”，不但见于传说的文献，也见于甲骨文。王亥所称“王”，与战国时人称契为“玄王”是不同的，也与成汤及成汤以后的商王不同。可以说，王亥之“王”只是王之雏形。从以王亥为中心的雏形性质的“王族”形成来看，其社会形态已跨越“阶等社会”而开始进入“分层社会”。那么，社会分层的出现应属于氏族部落社会的末期或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过渡时期。

（2）前述甲骨文中王亥之亥从亥从鸟，一方面说明王亥与商族图腾紧密相连，另一方面说明王亥在商人心目中的宗教性地位。在商先公中，只有王亥名号上冠以鸟形，独树一帜；而且在甲骨文中，从王亥之子上甲微开始，商先公的祀谱是连续而完备的。王亥名号冠以鸟形，说明在商人的眼里，他活着的时候就具有玄鸟之神性，其死后也就有了宗教性地位。王亥在商人心目中的宗教性，说明王亥时期是一个过渡期，处于由氏族部落向邦国的过渡。

（3）王亥“宾于有易”而被杀，先秦不同的典籍都有记载。如《竹书纪年》: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先秦文献和甲骨文中王亥远到有易之地“仆牛”或“服牛”，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畜牧牛羊，实际是驾着牛车、载着货物到有易部落去进行商业贸易。

结果王亥被绵臣所杀，被杀原因是“淫”字。《楚辞·天问》说王亥与其弟王恒并淫，也有学者进一步分析是淫绵臣之妻还是淫绵臣之女。但也有学者对王亥之死提出质疑，如田昌五先生指出，在上古时期尚不存在后世的那种婚姻道德观念，“王亥作为一方邦君，即使淫于绵臣之女，甚至 ‘眩弟并淫’，那双方结亲通好就行了”，是不会因此被杀的。

田昌五认为，王亥之死的真正原因，是王亥通过绵臣之女，谋取有易而有之，结果被绵臣发现，因而杀掉王亥。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淫”为“浸淫”之意——逐步渗透，蚕食性扩张。这说明，商族在王亥时期发展很快，力量强大，对邻邦产生了威胁，这也符合由氏族部落向邦国过渡这样一个社会形态。

3．王亥“服牛”与畜牧业的发展

《山海经·大荒东经》和《楚辞·天问》中都提到王亥“仆牛”;《世本》《吕氏春秋·勿躬》作“服牛”;《天问》有“该秉季德……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仆、服、牧都是一声之转，指王亥放牧牛羊。前文述及《世本·作篇》言“相土作乘马”，乘马，即用马驾车，说明在相土时已有马的驯养和使用，可以说王亥是继承了商先公重视畜牧业的传统。在先商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牛、羊、猪、鹿、狗等动物遗骸，说明先商时期商人畜牧业的发展情况。

王亥之亥，王国维以为是时间，即祭日。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亥》中说：“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

但从所有祭祀王亥的卜辞来看，笔者认为亥不是祭日，亦非十二地支中的“亥”。《说文》: “亥为豕，与豕同。”段玉裁注“谓二篆之古文，实一字也”。从王亥受到商人崇拜的程度来看，亥即豕。豕，猪也。说明王亥重视畜牧业，饲养“猪”等家畜。《管子·轻重戊》: “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误）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以养马，“牢”以养牛，“服”乃驯服、放牧之意。这说明，王亥不仅养猪，而且养马、牛。王亥所处的时代为奴隶社会初期，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水平相对低下。

王亥时期的商部落已经能饲养猪、牛、马，从饲养个别家畜到畜牧业逐步发达，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王亥也因此受到后人的崇拜。王国维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制作”应为发明意，“制作之圣人”是说王亥是畜牧业的创始者。因此，胡厚宣说“王亥是一个畜牧业的创始人”。

王亥饲养、放牧牲畜，其一，祭祀时有了牺牲，牺牲越丰盛，说明对天和先人越虔诚，这样就越能得到天和祖先的保佑；其二，可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增强抵御自然灾荒和野兽侵袭的能力；其三，说明王亥时商人已能使用牛马等畜力，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向四周发展势力。由于产品有了剩余，出于发展壮大本部落以及换取奴隶主需要的物品的目的，王亥于是与四周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商业贸易活动。

4．王亥时期商人活动的区域就在商丘

由于种种原因，商都屡迁。据王国维考证，商先公时期就曾八迁，商朝建立后又有五次迁徙。商都屡迁的原因，众说纷纭，但以下几点可以肯定：一是商先公时期的迁徙，无论是出于自然缘故以谋求生存空间或者出于政治原因以缓解矛盾，但都是整个部族的迁徙；二是商先公时期的商都屡迁说明商部落还处在由游牧到部落再到邦国的发展阶段；三是王亥时期处在相土与上甲微之间，有一段较为稳定的时间，此时的商人就在商丘一带活动，而由王亥开始的商业活动就在商丘，因而，商丘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王亥是商人的祖先。

王亥经商情形及被杀原因有三段材料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竹书纪年》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仆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乌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

这三段材料讲的是一件事，可以相互印证。王亥被杀的原因在于有易感到了王亥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是商族的强大，利益的冲突引起了战争，战争导致王亥被杀。从这个意义上讲，“淫”应理解为“浸淫”，即蚕食、扩张之意。王亥宾于有易，以通商为手段，以蚕食、扩张为目的，于是发生了冲突。

王亥之后，商人沿其传统进行商业贸易，并逐渐形成了专门从事远方贩运货物进行贸易的商贾，到周朝初年即形成了“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的局面。由于这些贸易之人来自商部落，所以称作“商人”，他们的交易活动就是“商业”活动；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始祖，即商（业）人的祖先。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贸易只是商业的萌芽阶段，数量不大，而且由于没有货币，所以是以物易物的活动。到了商朝建立后，才出现货币，商业也因货币的出现而进一步发展壮大。

 

（原载《商丘日报》2009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