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资料简介

当前交通史研究的相关论著大多未能充分利用交通管理部门的档案、统计数据等“内部”资料，而仅仅采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的概况介绍、新闻报道、调查报告边缘植材料等“外部”资料。虽然后者也属于重要史料，但其陈述对象并非交通路线本身，难免与交通部门存在隔膜，调查手段也存在各种缺陷，甚至所具有的某种宣传性质都降低了其在交通史研究中的价值。此外，地图、影像、实物等材料的运用也比较欠缺。有鉴于此，笔者经多年多方搜集，将已运用于文中的各种“内部”、“外部”材料作一简要介绍。

一 档案资料

英国势力始终伴随两路的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获取不便，交通史学界对以下档案的使用并不充分。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Manuscript Department）馆藏的中英银公司（British and Chinese Corporation）档案，该公司是英国在华设立的铁路金融机构，负责两路的建设与贷款，并在1930年之前掌握着两路局的实际管理权；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馆藏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其中关于两路的材料主要集中于FO17、228、233、371、405、676等全宗，此外还有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的个人档案（FO350）；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馆藏的中英银公司总裁Charles Addis的日记也是一份珍贵材料。

北美方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份1936年研究两路局管理体制的硕士论文，这是迄今唯一一份研究两路的西语论文；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藏两路局局长蔡增基的口述回忆；胡佛研究所藏有铁道部部长张嘉璈的日记，经比对发现其大部分内容已编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藏有中英银公司驻华代表濮兰德（J.O.P Bland）个人档案，现已电子化。

日本自1903年杭州士绅计划兴建江墅铁路起就开始插手长三角地区的铁路建设，虽然后来被英国抢占先机，但并未放弃对两路的调查和觊觎。例如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网站的外务省档案，如《滬杭甬鉄道関係雑纂》（共五卷）；亚洲经济研究所、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馆藏的满铁上海事务所对两路的调查资料，如《京滬滬杭甬鐵道（第一、二部）》；爱知大学所藏的东亚同文书院的旅行调查报告（已制成缩微胶卷），如《鎭江寧波線調查報告書》；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兴亚院以及华中铁道株式会社也曾刊印部分关于两路战前情况的资料，如《華中鐵道沿線案內》等。

中国港台方面的资料主要集中于台湾地区，除台北 “中研院” 近史所档案馆的清外务部以及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可以在网上阅览外，“国史馆” 的核心档案为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蒋中正总统档案” 多利用在铁路军事问题上，经济社会方面涉及不多；在国民党文传会党史馆馆藏的铁路特别党部档案中，也包括了一部分铁路业务的内容；香港各大藏书机构可资利用的以FO17、371缩微胶卷为主。

中国大陆方面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铁道部等全宗为主。该全宗虽已于2008年停止调阅，但笔者在此之前已阅读部分档案，此外笔者在已完成数字化的抗战损失专题档案、财政部档案以及缩微胶卷部分的国民政府档案、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也查到了部分重要内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部分档案已在清史工程的“中华文史网” 阅读；上海铁路局尚存部分地产档案，由于该局内部调整，从2010年起处于封存状态。上海档案馆的市政档案是本书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分析的主要资料，上海图书馆的盛宣怀档案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曾有幸阅读原件；两路沿线江浙沪各地的档案馆多为抗战及战后档案，除苏州商会档案和吴江区档案馆的苏嘉铁路征地档案外，可资利用者较少。

出于对铁路本身的爱好，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日本の古本屋、上海云洲古玩城等处，以及民间收藏家手中收集了一批珍贵资料，其中包括晚清沪宁铁路上海至嘉定段的征地清册，苏嘉、沪宁、沪杭甬三条铁路的地产档案，侵华日军各部队内部发行的 “写真帖”，等等。此外还有以下连续出版物中的缺失部分。

二 图书报刊资料

“内部” 资料除了上述档案外，以下交通部门编印的各类书刊亦属于此，主要包括：商办江苏、浙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历年报告（1908—1914年），（清）邮传部历年统计图表（1907—1911年），（北洋、国民政府）交通部、铁道部编：《国有铁路会计统计总报告》（1915—1935），清《交通官报》、北洋《交通月刊》、《交通公报》；国民政府《铁道公报》、《交通公报》、《中华国有铁路统计月刊》，其中都包含了相当丰富的文字和统计数据；而两路局先后编印的《交通部直辖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公报合编》、《铁路公报：沪宁沪杭甬线》、《京沪沪杭甬铁路周报》、《铁路月刊：京沪沪杭甬线》、《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以及抗战胜利后的《京沪周刊》、《京沪旬刊》、《运务周报》等刊物，可作为该局全宗不开放情况下的最佳替代材料。

普通图书方面，除《交通史路政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台）《铁路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等较为常见的资料汇编外，笔者曾先后从海内外图书馆等机构收集了相关文献（已运用者均列入参考文献）：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与经济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历史所资料室、经济所企业史中心、上海辞书出版社资料室、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两路沿线各图书馆、档案馆、方志办、政协文史委、党史室等机构。

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中国香港地区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中国台湾地区的台北“国图”、“中央” 图书馆台湾分馆、“中研院” 图书馆、近史所郭廷以图书馆、政治大学以及成功大学图书馆。

报刊方面，除利用以上各大图书馆的原本外，另通过各种数据库（中美百万册、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近代报刊库）等电子资源，在《申报》、《中央日报》、《东南日报》（杭州）、《苏州明报》、The Times、North China Daily News、読売新闻等新闻报刊上获取了重要资料。

三 口述采访、私人文稿、实物资料

笔者从1997年开始考察苏嘉铁路，采访了部分沿线居民及地方文史工作者，但内容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2009年通过《史林》口述史增刊的回忆文章，进一步采访了两路局列车员陈关康先生之女陈正青女士；2010年采访了沪宁铁路局首任局长钟文耀之孙钟仁国先生，获得了部分钟氏家族史料；2013年1月初获得了1932年上海新火车站征地风潮的领导者侯选青的线索，但其已于2009年去世，故准备对其子女进行采访；实物方面，除中国铁道博物馆、上海铁路博物馆的文物外，笔者也收藏了部分老照片、明信片等珍稀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