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香港女性小说的言说空间

毋庸置疑，香港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其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位置所引发的独特的历史命运和随后的文化形塑。为了充分展示香港女性小说的言说空间，有必要将香港的地理历史的自然状况、政治形态和文化构成进行简短的回望和分析。香港特别行政区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珠江口东侧，东、南濒南海，北隔深圳河，陆地面积约1103平方公里，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及260多个离岛组成。1842年8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香港岛从此被割让，成为英国殖民地。1856年10月，英国又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地区，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九龙半岛也被割让。1898年6月，英国又乘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领土，以及附近的235个大小岛屿，租期为99年。

至此，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与英国谈判香港的问题。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提出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1984年12月19日，撒切尔夫人再度访华，双方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议案，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7年7月1日零点，中英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主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自此，历经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统治的香港进入历史的新纪元。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期间的十多年，被称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香港经历多番起跌，包括1987年股灾、1989年的政治风波及引起的移民潮、机场核心计划、20世纪90年代的中英争拗以至主权移交前的歌舞升平等。香港局势的动荡和未测的前景一度令香港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持续达五年以上，及至主权移交前一两年，一些移民才开始回流香港。香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频仍的地方，而这些移民后又返回香港的居民也多为社会精英和文化人士，所以，迁徙和流离无疑又进一步增容了香港文化的西方背景和影响。

其次，香港的特殊性表现为混杂而多元的文化空间和形态。从地理与政治的角度看，香港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然而边缘性“却给予香港一个更庞大、混杂而富于弹性和自由的空间，容纳各类非主流、非官方，甚至非正统的文化与文学形态”;此外，因为香港的这种边缘性与经济特点，香港的文学、文化“从来没有以一种纯粹的、精英的、高蹈的姿态出现；相反的，它与商业的潮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百年殖民的历史和文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文化质素和文学风貌，其特殊的空间地理位置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与融合都一点一滴地影响着香港的文学创作，后现代的消费文化、流行文化使香港文学形成了其特有的混杂和多元的特质。一方面，混杂意味着不同文化相互接触并存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形式，就这个意义来说，每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地混杂中交融和变迁的；另一方面，混杂意味着创造，只有混杂的空间存在，才有文化新质出现的可能，而混杂文化中的某种主导力量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改造往往会使其走向新的文化形式的蜕变。混杂的文化形态使香港拥有一个难以确定的文化身份。它既“非完全是西方的，又非完全是中国旧有的文化形态”, “相对于英国其他的殖民地（譬如印度），香港是殖民政策推行得最不彻底和最不完整的地方”。而香港无疑又是一个相当西化的城市，因为“在‘西化’与‘殖民化’的过程里，基于英国政府对远东利益（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考虑，它又得以保存了许多中国传统的要素”,因此，这种混杂的文化无论其混杂的多方势力强弱及关系消长如何变化，总意味着对专一和保守的抗衡，这无疑代表着促进文化更新的一种潜在力量。

然而，混杂的文化并不意味着个体对自身的文化倾向与属性变得懵懂和迟钝，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港人对身份认同的自觉。香港身份的醒觉和讨论在香港回归问题提出之后逐渐引起注意，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操持着自我的话语权力，这种人群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时期来到香港的大陆人、从大陆以外的地方来到香港的人以及香港出生的人等。正如学者梁秉钧所谓：

因为都市是包容性的空间，所以其成员的身份是混杂而非单纯的。香港的身份比其他地方的身份都要复杂。怎样去界定香港文学和香港作者，至今仍常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曾经有人以在港居住多少年、在什么地方成长、在什么地方发表东西、写给哪些读者看等作为界定作者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也未必可以完全解释清楚那种含混性和边缘性。香港人相对于外国人当然是中国人，但相对于来自内地或台湾的中国人，又好像带一点外国的影响。他可能是四九年后来港的，对于原来在本地出生的人，他当然是“外来”或“南来”了；但对于七八十年代南来的，他又已经是“本地”了。

这里提到的“混杂”可以从两方面理解：“首先，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城市乃是混杂的空间，因为人、物、资讯和媒介的流动，新与旧、本土与外来交织成城市的混杂文化。其次，从历史的角度看，香港曾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又与中国文化既断且连，因此，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与融合便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于是，在后殖民的文化景观中，“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变得格外复杂，相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是中国人，但相对于大陆与台湾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又显得很西化，像亚洲的纽约人。香港的文化是中西文化的杂烩、融合，如同一个文化的混血儿，具有多样化、多元化的特征，因而在香港的文化身份认同上，不能简单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画上等号。香港人在拆解 ‘英国’的同时，也在质询‘中国’，在东西方的夹缝中寻求自己的文化定位”。这是研究者应当正视的客观现实，追溯其形成过程，还需要从港人终身混杂的社会结构组成谈起。

再次，香港的特殊性还表现在香港华人身份构成的模糊与混杂。无疑，香港是个由华人组成的沿海性国际都市；同时，它还是有着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殖民地——这决定了它身份认同上的含混不清，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传媒和政府政策等的潜移默化，“殖民统治”的形象也在日渐淡化，香港华人在身份上出现殖民地下的“顺民”和“炎黄子孙”的双重身份当属历史使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曾导致大量移民涌入香港，引发一次大的内地迁往香港的移民潮；1984年“中英草签”则激发了香港本地庞大的出国移民潮；1989年的政治风波引起另一次庞大的移民潮；“后过渡时期”的中英双方不断争拗，香港经济的继续繁荣导致移民海外的人陆续返潮；“九七回归”后的金融风暴带来的经济滑落使有的人再度离开。因此，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居民多由“难民”（refugee）和“侨民”（sojourner）组成，其身份意识尤其是香港身份意识是“模糊的、片断零碎和不稳定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社会与经济的逐步发展与稳定，二十多年的时间令这些早年迁徙而来的侨居者渐渐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而孕育了香港土生土长的年青一代。因此，“所谓 ‘香港人’的身份归属，实在是一个由 ‘殖民化’以至 ‘本土化’的过程，从 ‘难民’、‘侨民’、到 ‘香港人’，都标志一段身份转化、蜕变、成长的历史”。但无论“难民”，还是“侨民”，他们对于身份的理解和定位，与土生土长的香港年青一代之间却充满着代沟和差异。学者周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香港土生的一代对自己文化身份属性的困惑：“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地交错，使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一代如我，一直活在 ‘祖国’与 ‘大英帝国’的政治矛盾之间，一直犹豫于 ‘回归’及 ‘西化’的尴尬身份之中。”迁居香港的一代和出生于香港的一代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差异竟是如此显豁：

但是对于在香港生长的人，“本”究竟是什么？是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文化吗？是黄土高坡的中原文化吗？祖父母和父母的两代，虽然一样懂外语，然而文化身份问题似乎并没有因为学习外语而变得危机重重。他们很肯定自己是“中国人”；他们认同的价值也是中国文化的价值。

他们不知道，到了我这一代，文化身份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甚至残酷，再不是靠认同于某一种文化价值可以稳定下来。

香港身份的含糊与难民心态、新生人群以及政治因素等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暂时或长期地移民香港的内地人多以中国人心态自居，且久不更移；战后在香港成长的一代，无论生活、工作、娱乐、消闲各方面都相近，对建立香港的自我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而新生代对中国既无所知，亦无所感，加上负面的描述，因此，在身份认同上，新一代较认同自己为“香港人”；是故，大部分香港人都觉得自己爱国，但他们所爱的国家和内地所指的不同，他们爱的是“文化中国”，而非“政治中国”，或笼统地说是爱“中华民族”。另外，因为身份认同“绝不是社会成员被动地接受某个身份的过程，而是个体主动地寻找一己社会行为意义，从而建构自己的身份”。因此，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代表的不单单是他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影响下的认同或情感，还有其他因素，诸如政治上的争逐、经济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等方面。香港华人开始出现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与含糊表征，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正是因为其历史条件的独特，香港华人身份上的转变才显得扑朔迷离。

故此，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关于香港身份的讨论曾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相关著作以周蕾的《写在家国以外》和王宏志、李小良、陈清侨合著的《否想香港：历史、文化、未来》为主要代表，文学、社会学领域的身份研究皆分外热闹，出现了刘兆佳的《“香港人”或“中国人”：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1985—1995》、梁世荣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反思》、吴俊雄的《寻找香港本土意识》、萧凤霞的《香港再造：文化认同与政治差异》、郑宏泰、黄绍伦合写的《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九七前后的转变》以及高金铃的《香港回归前后的身份认同观察》等多篇研究文章。在种种历史、文化、政治的机缘巧合之中，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成为本地、内地以至海外知识分子争相发言的场所，纷纷论证香港的独特性：“无论是把它看成是一个 ‘混杂的空间’（也斯1995，李欧梵1995）、‘后殖民的反常体’、‘崛起的社会’、一个在殖民者与主导是民族文化以外的 ‘第三空间’（周蕾1995），抑或‘消失的文化’（Abbas 1997），甚至同时拥有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双重身份……”以上论述都说明了香港独一无二的存在，无论其各方面对殖民国的超越，还是对内地的资本主义的“北进侵略”想象，都使香港成为后殖民、后现代理论家炙手可热的话语场所。

随着1997年香港的顺利回归，对本土、身份和历史话题的热烈探讨仍在持续，“在这强调含混、质疑一切稳定性的后殖民时代，国族、文化、阶级、性别、身份的界限已经模糊难辨，自我与他者应如何界定？我们已经不愿意接受任何有关自我与他者的简单界定与划分，甚至认为任何界定都是问题重重的，然而，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又总在这里那里不甘心放弃区分二者，这实在是后殖民论述一个难以解决的吊诡”。同时，面对研究的困境，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寻求突破，“如果我们假定《夹缝中求存》代表了《香港文化研究》的立场，这 ‘寻求本土声音’的目标与第三期 ‘北进想象’对周蕾、也斯等人本质化、总体化香港的质疑不无矛盾。在本质化的陷阱与指控无处不在的今天，论者如履薄冰，举步维艰。大家一方面以这无往而不利的武器拆解他人的各种论述，可是一个不留神，自己也同样容易堕入本质论的窠臼。似乎宜破不宜立真是今日理论界的困境”。这可以说代表了一般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和心态，或许九七来临之际学术界之文化身份论述的热潮，不论是“夹缝论”、“第三空间”理论、甚或反夹缝论的“北进想象”论述，“都是心理上寻求逃离解脱霸权的方式，焦躁与不安溢于言表”,而为一般内地研究者所忽略的细节恰恰也就在这里。

不觉间香港回归已经十余年，政治皈依上的平顺认同和经济发展上的平稳过渡等因素为香港身份的思考提供了更多新的内涵。如何说一个新的香港故事正在变得层层叠叠，在城市定位和国族认同方面，遂展现出种种嘈杂关切、应和但不乏质询的微妙声音。也就是说，“后九七”香港认同在“去国族化”和“再国族化”的论述之间，正发展出一种更具创造力和贴近生活的新的身份认同：“既然香港是全球化和国族化的主要力量，香港身份认同则不应限于对两者的认受，也在于对两者的创造和更新。也就是说，香港人在塑造未来的全球化和国族化的同时，也在塑造港人本土认同的未来。作为全球城市，香港人有条件建立一个更公义的全球化。作为中国的大门，香港人也有条件建立一个更进步更开明的国家认同。”而近十余年来的香港女性小说，也应和着文化艺术生活领域的演进和讨论，以文字书写探讨身份认同的种种变化和可能，表现出多元的态势和层叠的视角。在城市身份、历史身份和文化身份的书写上，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的本土意识（香港意识）的强势萌生、20世纪80年代香港意识的嘈杂辩解、20世纪90年代香港意识的渐次解构，逐渐走向新世纪以来的全新构造和书写。此书写以香港生活现实和思想文化为基础，充分吸收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思潮和后殖民理论的辩论，将时间/历史、空间/城市、时空/文化、自我/性别的思考延展向新的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