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人师表

清华国学研究院招生的时候，先在招生简章内，附上研究院的章程、选考科目、教授、讲师名单，及其治学与指导范围。清华学校一向以教学质量高而著称于世，加上研究院的导师都是蜚声中外的饱学之士，吸引了许多有志于治学的学子报考。录取的标准也极为严格。第一届从全国各地录取了32名新生：其中正取30名，备取2名。刘盼遂、吴其昌、徐中舒、杨鸿烈、王庸、刘纪泽、方壮猷、高亨、何士骥、王竟、姚名达等未来的著名学者、专家、教授也出自这一届新生中。

《研究院章程》明确规定了“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的原则，采取课堂讲授、分组指导、专题研究、各学员与各导师自由谈话等多种教学方式进行学习。所谓专题研究，则是教授自定指导的学科范围，学生再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和学力等情况，自由选择研究课题，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研究院学制为一年，如需延长，则应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经院教务会议议决，方可留下继续研究。1926年夏天，国学研究院又录取了刘节、陆侃如、戴家祥、王力、全哲、颜虚心、姜亮夫、谢国桢等28名新生。上届考取却因经济困难未能入学的杨鸿烈也在此时获准复学，再加上刘盼遂、姚明达、吴其昌、何士骥、周传儒等7名上一届学生，经院教务会议批准，留下继续研究。秋天开学，36位新老同学济济一堂，学生期盼已久的陈寅恪教授又到校任教，研究院呈现出一派蓬勃气象。

应当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入学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为颇有建树的学术精英。他们学习刻苦，国学基础扎实，但眼界甚高，稍不满意，便鼓噪闹事，甚至掀起学潮。毋庸讳言，陈寅恪初入清华时，尚属“三无”教授：即一无洋博士文凭、二无学术成果、三无声望，所开课程多循德国东方学和法国汉学的路子，冷僻、深奥、难懂，其内容及方法，不太容易为人所接受。因此，学员们大多选梁启超、王国维做指导教师。而真正选陈氏作导师的学员极少。可见，让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认同陈氏的学问，陈氏要得到北京学术文化圈心悦诚服地接受与尊重，需要一定的时间。

比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此时已是成名的史学大家，在北京文化圈中是较早认识陈寅恪学术水平的学者。他们通过交谈、通信、互读彼此的学术论文、切磋学术问题等方式，进行学术交流。他甚为佩服陈氏既能用多种语言考订史料，又可运用宗教学、考古学、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从多方面去解释历史，因而识见深邃，远非一般学者所能及。他不但请陈寅恪为其三本新著写序，而且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叮嘱自己的研究生牟润荪：“这位先生（指陈寅恪——作者注）学问可是了不得，你得注意。因此，陈寅老发表甚么东西，我全都细念。”陈寅恪的文章文字洗练而不讲究文采，不是那么好读。最初牟润荪读陈寅恪的文章，“感到枯燥乏味，殊难接受。某日援老拿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某一本指其中陈寅恪先生一篇文章说，这段是‘破’，这段是‘立’，考证文章必须这样做，才合规格。又告诉我寅恪先生学问渊博，通晓的语言之众多等等，我才顿开茅塞，从此对寅恪先生崇拜万分，以私淑弟子自居”。陈垣师徒对陈寅恪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北平文化圈的名流们也如陈垣那样，通过与陈寅恪的接触和交往，才发现陈寅恪学问的博大精深，自己不能望其项背。对他的尊重，油然而生。经过自己的努力不懈，陈寅恪后来者居上，没几年就奠定了与陈垣比肩的“史学二陈”地位。

陈寅恪受清代朴学大师们和近代西方学人治学方法的影响，非常重视目录在研究学问中的重要作用。在哈佛留学时，他就对吴宓谈过自己治学的体会，“欲治中国学问，当从目录之学入手，则不至茫无津埃，而有洞观全局之益”。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开出的第一门演讲课，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这门课详细评点欧美学人对东方学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希望学生从书目开始，了解过去的研究情况和成果及其所达到的水平，在此基础上，选择、确定自己的必读书目与参考书目。通晓某些方面的基本书目，有助于学生量体裁衣，确定研究的方向，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驾轻就熟，不走或少走弯路。与此同时，他还开出“梵文——《金刚经》之研究”。《金刚经》是佛学中重要的经典之一，陈寅恪教这门课，不是研释《金刚经》内容中的佛学大义，而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照梵文原本与藏文、汉文译本之异同，阐述他“读书须先识字”的治学方法。

聆听过他讲授的学生对此都印象深刻，研究院二期学生姜亮夫（1902—1995）回忆其听课时的感受说：“陈寅恪先生上课真了不起，有些地方虽然听不大懂（因为我外语基础差，佛学经典知识亦少），但我硬着坚持听下去，能记尽量记，课后再与同学对笔记，得到许多治学方法，所以我对寅恪先生极其佩服。例如寅恪先生讲《金刚经》，他用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来看中国翻译的《金刚经》中的话对不对，譬如《金刚经》这个名称，到底应该怎样讲法，那种语言是怎么说的，这种语言是怎么讲的，另一种又是怎样，一说就说了近十种。最后他说我们这个翻译某些地方是正确的，某些地方还有出入，某些地方简直是错误的。”以后，他陆续开出了“高僧传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识十二论校读”等演讲课程。指导的专题研究范围有“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蚀之类）”、“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这些，都是研究东方学或者汉学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和必练的基本功。

1928年春，北平大学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聘请陈寅恪为历史系学生上“佛教翻译文学”课，到了秋天新学年开始时，他改授“《蒙古源流》研究”。《蒙古源流》是明代万历年间，内蒙古鄂尔多斯贵族萨囊彻辰所撰写的一部关于蒙古民族起源的史书，在清乾隆年间被收进《四库全书》。陈氏以其所掌握的多种语言文字知识，对用蒙、藏、满、波斯等文字所写成的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并且广泛参考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厘清神话、传说与史实的区别，考订出蒙古民族的族源及其崛起、发展的过程，澄清了长期以来有关蒙古族文献中的混乱状况，解决了元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遗憾的是，1938年，陈寅恪从香港赴昆明西南联大途中，在安南（越南）过海关时，有两箱书籍和书稿被人偷走，其中就有这本研究《蒙古源流》的未定稿。

由于陈氏身体较差，当时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在城内，清华大学却在郊外，他两处奔走，颇为费力，于是这门课在北大只开过一期，就不再到北大来讲课了。据劳干回忆，“以后同学们只好到清华去听课”。

清华国学研究院自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湖自沉，梁启超于1929年1月9日因肾病在北平协和医院驾鹤西去之后，再也没有聘到在学术上可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大师来担任导师，元气大伤。加上赵元任常去外地调查方言，李济亦要进行田野调查，两位台柱子在校授课的时间大为减少，研究院教学力量更显不够，招生人数大为减少。虽有陈寅恪苦撑维持着，但独力难支，研究院难免出现萧条凋敝的景象。最终因大师级名师难聘，研究院不得已在1929年6月宣布停办。于是，陈氏改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同时在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他在中文系和中文研究所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译”、“欧阳修研究”等课；在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

陈寅恪把教学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科研为基础，把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体会和发现，融入教学的内容之中。在清华园，他的教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初到清华，在国学研究院执教鞭为第一阶段。他在这一阶段的教学与研究，基本上走的是欧美东方文化学者治学的路子。他以德国兰克学派和西方东方学的理论为观照，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运用所掌握的多种语言工具，倾其所学，教会学生在佛经与敦煌出土文书等方面的整理、爬梳和辨析的方法，并把学生带进研究之门。他改任清华大学教授到1948年前为第二阶段。在这20年的时间，他除了继续讲授佛经和中国西北边地民族文化之外，还穷多年的学术积累，独辟蹊径，把中国中古文化、中古文学纳为授课的范围，完成了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转型。

陈寅恪十分热爱教学工作，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作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与名山事业之一部分。1929年，在满足了不脱离教学和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的条件之后，他和赵元任才同意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氏担任第一组（历史组）主任，赵元任担任语言组主任。李方桂先生（1902—1987）对此记忆深刻：

他（傅斯年——笔者注）办史语所也有一个原则，即凡在史语所工作的人都不准在外面兼课。但是陈寅恪先生和赵元任先生一定要在清华兼课，他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

时任大学院院长（高教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为这两位难得的人才加盟中研院感到很高兴，还专门给他们发来了贺信。

鉴于陈寅恪的渊博学问和在学术文化界的声望，在1929年元旦前后，北平研究院要聘请他担任主任；不久又“接到哈佛聘书，嘱授华梵比较之学”。这是一般知识分子求之不得的好差使，但都被他婉言推辞了。因为他不愿意离开清华大学，放不下清华那些求知若渴的学生。

陈寅恪在清华任教达22年（包括在抗日战争期间，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七年在内），一直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学生们所关注，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他虽然在国外留学多年，却不像别的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教授那样，西装革履，随身带着一个黑皮手提包，一副洋派头，以显示其身份。他的穿着，给历届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夏秋常穿一袭蓝布长衫，冬春常着长袍马褂。北方冬冷，他总是在棉袍外罩一件皮袍。天气实在太冷时，还在皮袍外加一件皮马褂。清华大学中文系1930年考入该系的学生许世瑛（1910—1972）记得很清楚，陈寅恪“讲课时讲得很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许世瑛说，陈氏每次上课，都不辞劳苦，携带齐需要引用的多种书籍。比如：

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了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师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都为他担忧，怕粉笔灰吸进肺里去太多，有碍健康，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写满了一黑板就自动向前为他擦拭黑板。

不仅如此，“寅恪师每有一篇论文发表他一定把单行本带来，分送给听课的同学”。

教师授课一般有四重境界：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浅出、深入深出。陈寅恪授课达到了深入深出的最高境界。所谓深入，即内容深奥、专门，一般人听来甚感吃力，基础差的学生直喊听不懂；所谓深出，授课的内容蕴涵着智者的见识与哲理，能给人以启发与领悟，从中获益匪浅。毋庸讳言，能真正听懂陈氏讲课的学生并不多。为什么历届学生，对他所讲授的课程，仍然那么感兴趣呢？首先，在于他腹笥深广、学识精深与极其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以及全力投入。他把上课当作应尽的天职和生活中的乐趣，从未因事因病请假或者迟到；也没有借口著撰甚忙，偷工减料。清华大学校方很尊重和照顾陈寅恪，总是把他的课安排在上午第二、三两节（9—11时），讲课的地点，一直固定在三院一间不大的教室。他每讲一次课，课前都要花许多精力和时间来认真准备，从不敷衍应付。“三个基本不讲”，是他一贯坚持的教学原则：即书上有的基本不讲，让学生自己去读、去钻研；别人讲过的话基本不讲，不拾人牙慧；自己讲过的也基本不讲，除非必要，一般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同一门课可以反复听许多次，因为每一次课，都有新的材料、新的发现、新的见解，内容不尽相同。同学们每听一次课，都会有新的收获，真正是百听不厌。听他讲课，如同被导引进山阴道上：途中有看不完的美景，但美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美，还得学生去发现、思考、领悟。

罗香林（1906—1978）还记得听陈寅恪讲课时的情景：“每种课程均以新的资料印证旧闻，或于习见史籍发现新的理解。凡西洋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有新发现的，亦必逐类引证。因为引用外文的专籍特多，所以学生每不易笔记。但又因其每讲都有新的阐发，所以学生也津津有味。”许世瑛回忆说：“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姜亮夫回忆当时听课情景时说：“他（指陈寅恪——作者注）的最大的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他的比较研究方法令人拍案称奇……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学得太差。”陈氏讲课的语言没有浮词赘语，也不哗众取宠，而是平铺直叙，娓娓道来；内容丰富，却从不炫博矜奇。讲到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到所讲的内容之中，忘掉了世界，也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以致下课铃响过了许久，他还在讲解不停，似乎尚未从物我两忘的境界中解脱出来。所以，陈寅恪讲课的特有风度和精彩的内容，像磁石吸引铁屑一样吸引了大家。

其次，他强调学生一定要多读书，要尽可能地多占有第一手资料，因此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如罗香林所说：“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他在讲坛上旁征博引，把学生导引进新的知识王国，让他们在他的启发下，循着自己的思路钻研下去，在这些材料中能有新的发现，证实史实，形成新的史识。所以，虽然听他的课非常辛苦——课前要认真阅读他布置的大量史料，上课时还得耳手并用地记笔记，下课时还似懂非懂，需要慢慢体会，但一旦领悟，几乎都有一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如今回过头来看，当年凡是坚持听课到底，以后又一直在学苑耕耘的学生，在学术上都有不小的成就。弟子梁嘉彬总结陈寅恪讲课特点是：“苦于穷极思索，勤于指点史料与工具，而敏于训练史学方法也……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弟又曾笑语同学曰：‘寅师一堂所授，真是令人耳不及听，目不暇给’。”西洋文学系学生季羡林（1911—2009），在20世纪30年代初，旁听了他略带湘音的“佛经与翻译文学”课，终身难以忘怀，时隔65年后，回忆当时听课后的感受，犹还充满深情：“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 Luders），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这种学风，影响了我一生。”“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再次，陈寅恪别开生面的灵活考试方式，也吸引了不少学生。他衡量学生水平的高低、优劣，不在于分数，而在于知识积累的程度，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及解决问题和创新的能力。从这种理念出发，他不看重考试这种形式，上课时从不点名，也不进行阶段性的小考。期末考试，分两种形式进行：笔试或独立完成一篇两三千字的论文，学生任选其一。考试前，他指定了分量很重的必读书目与参考书目，要求学生必须认真阅读，并从这些典籍及史料中出笔试试题。同时，学生亦可根据这些资料，撰写论文。学生交来的每一篇论文，他都认真地披阅过，言简意赅地指出，论文中有哪些创新之处和值得肯定的地方，还存在哪些不足以及努力的方向。然后根据论文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程度，公平地评定分数。比如史学系学生夏鼐（1910—1985）在1933年秋季，选修他开讲的“晋南北朝隋史”。在期末考试时，夏鼐查阅了大批资料，于1934年1月9日提交了《论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汉人外，似有中原汉人存在》论文。陈氏阅后，给了全班唯一的最高分数，也使夏鼐“甚感欣然”。陈氏在论文上所留下的评语是“所论极是，俱是读书细心，敬佩！敬佩！”陈氏的这句评语，给夏鼐莫大的鼓励，“像小孩骤然得到大人的赞许，不觉有点飘飘然”。对夏鼐试卷的评语及成绩的评定，只是陈氏从教以来，所评阅无数份试卷中之一例。他用这种方式检验学生学业上有多少收获，很自然地把他们领进学术殿堂。他也确实带出了一批批的学术骨干和知名学者。夏鼐走出清华园后，凭借在学校打下的厚实基础，经过个人努力，成为考古界一代泰斗。

陈氏曾对罗香林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学生们每要求他以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师又谓：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最好各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两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功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陈氏在全国大学率先进行考试方法和评分标准的改革，事实证明，陈氏的改革是行之有效和值得肯定的。

这就不难解释陈氏讲课不以口才见长，而且略带几分湘音的口音，又使学生不大听得很清楚，为什么听课的学生仍然很多了——听他讲课的，除了国学研究院、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外，许多外系的学生，比如西洋文学系的季羡林、经济系的杨联升等人，都不愿失去聆听名师教诲的机会，纷纷选修或者旁听他所开讲的课程。杨联升（1914—1990）曾选修陈氏讲授的“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课，所作的毕业论文《从租佣调到两税法》，得到他悉心指导。论文部分内容，以《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为题目，在《清华学报》第12卷3期上发表。杨联升非常尊敬陈寅恪先生，不但每次课的课前，在教员休息室侍谈，课后陪送陈先生步行回家；而且听课特别认真，作了尽可能详细的笔记。一学期听下来，厚厚两本课堂笔记本都记得满满的。杨联升十分珍惜这两册笔记，虽在海内外颠沛流离多年，丢失了许多珍贵的物品，但他却视这两册笔记为无价之宝，一直带在身边。

其实，陈氏讲课所吸引的又何止清华本校的学生！那时北平的一些大学，课堂比较开放，来“偷听”的旁听生很多，学校并不加以干涉。这在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平各大学，已成为一种风气。在这些旁听生和“偷听”生中，不乏日后科技界、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军政界中出类拔萃的人才。陈寅恪既博且精的讲授内容及其特有的人格魅力，也为北平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学子和中央研究院的青年研究人员所崇敬。为了求得更多的知识，他们不惮劳苦，经常赶到清华园来旁听或者“偷听”陈寅恪讲课。

史学家周一良（1913—2001）晚年还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偷听”陈寅恪讲课时的情景。当时他已从辅仁大学毕业并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做研究生。1935年秋天，他与刚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的劳干、余逊等人约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一道去清华三院一间教室，“偷听”陈氏讲魏晋南北朝史中的石勒等问题。在听课中他感到陈氏所讲的内容，是他“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深深为之折服。听完课下来，三位“偷听生”都“欢喜赞叹，五体投地，认为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我从此风雨无阻到清华去听课”。在听过一段时间的课后，他把陈氏的讲课与北大、燕京等校的老师作了比较，觉得陈氏讲课使他们外校学生特别倾服的有两点：“一是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有深度，说服力更强。”另一点是：“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周一良的感受很有代表性，谈出了20世纪20—30年代中期，北平青年学生对陈氏课堂教学的评价。当年同他一道去“偷听”的劳干（1907—2003）先生，后来还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逊教授在史学研究方面，也成就斐然。

陈寅恪独具特色的讲课，也使吴宓、朱自清、俞平伯、孔繁霱、浦江清等著名教授，以及俄籍梵文学者、宗教学者钢和泰男爵前来听课。有一段时间，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1895—1990）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与陈寅恪所上之课安排在同一时间。“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有人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走出来，边走边听陈的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鞠一躬，然后离开。”足见其对陈寅恪的尊敬。

师生们在学习中或者在做学问时，遇到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总会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有时，他还会给提问者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线索，或者别人从未想到过的看法，极具启发意义，常常使人喜出望外。苏景泉在1934秋至1935年夏，曾聆听他讲授元稹、白居易的课，那时吴宓、浦江清等，还时常跟着学生来听课。有一次下课后，吴宓教授给选课的学生出主意：“你们便中请陈先生讲解他为挽王公国维所撰的一篇长诗。”苏景泉听过后，体会到《王观堂先生挽词》的“中心思想，是在尽量发挥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纲纪仁道。由此可见陈师学问的渊博与理想的高远了”。

当年与陈寅恪同在德国留学时的老朋友、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之一的金岳霖（1895—1984），十分佩服陈寅恪的学问，认为他“确实渊博得很”。以致在耄耋之年，许多往事都忘记了，仍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长期以来，清华园的许多教授都主动向他请教；一向治学严谨的朱自清（1898—1948）便是其中一个。陈氏与这些同事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他在课堂上讲课的方式有所不同，多采取随意交谈的形式进行。似乎是在漫不经心的交谈中，把自己在读书生活中的长期知识积累和心得体会，以及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使人茅塞顿开，受益匪浅。朱自清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与陈寅恪密切交往的痕迹。每逢陈寅恪与他交谈，谈到读书时的新发现，做学问时所形成的新见解，自己有所启示的，朱自清都记录在日记中，有时还会加上一二句画龙点睛式的点评。现举两则为证：

1933年3月23日 星期四 晴

下午考朱延丰君，答甚佳，大抵能持论，剖析事理颇佳。陈先生谓其精深处尚少，然亦难能可贵。陈先生问题极佳，录数则：

一、新旧唐书记载籍贯以《新唐书》为可信，因《旧唐书》据碑志多记郡望也。

二、唐代人吃饭，分食，多用匙；广东用手，中土人游印度者，恒以此相比也。又从高丽情形及诗中见之。

三、玄奘在印，印人称之为摩诃衍提婆或摩茶提婆，译之大乘天，解脱天也。天为印人称中土僧人通名。

四、官职趋势，京官由小而大（如侍中），外官由大而小。

1933年5月3日 星期三 晴

陈谈中国乐谱之最早者，当推日僧空海所录唐人《梵吹谱》，其中平仄声与今迥异，此系六朝遗声：空海入唐在文宗时，犹中唐也。此谱名《鱼山集》（《高僧传》谓吹传于曹子建，乃在鱼山听梵音而制），本见元人钞本，今印入《声明及音律》一书中。其次即刘半农藏《敦煌卷子》中乐谱，殆五代时物，此卷在美国某博物院中，李济之摄影以赠刘者，盖数年前事。再次则为姜白石谱。再次为《事林广记》中乐谱，书为宋元间人所辑，日本印行，不易得，沈子培以其中乐谱抽印单行。

朱自清的教学与学术研究虽然大异于陈寅恪，但他们潜心做学问的志趣，以及追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大方向却是一致的。这种师兼友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朱自清离开人世间，在知识界被传为美谈。

至于校内外的其他教授、专家，或写信向陈氏求教，或登门造访讨教，络绎不绝。比如小陈氏四岁的川籍学者蒙文通（1894—1968）于1933年受聘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蒙文通早年受业于廖季平学习经学、师从刘师培钻研《说文》、拜在欧阳竞无门下攻读佛学，国学基础十分深厚。蒙文通在北京与汤用彤、钱穆、熊十力等学者为友，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他曾去清华园拜访陈氏，多少年过去了，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话的内容：“陈盛赞‘汉人之经学，宋人之史学’，余深佩其言，惜当时未能详论。异日，再往访之，欲知其具体论旨。晤谈中，陈详论欧阳永叔、司马君实，亦略及郑渔仲。而余意则不与同，以汉人经学当以西汉为尤高，宋人史学则以南宋为尤精，所谓经今文学，浙东史学是也。”与陈氏沟通、交流，对蒙文通以后的研究很有启发作用。陈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几年后才问世，但他所提出的制度是文化的依托之物的观点，早已播扬于海内外，亦为蒙氏所接受。在与陈氏的几次切磋中，蒙文通对陈氏学问之渊博、识见之深刻有了切身的感受。所以，他在《治学杂语》中深有体会地说：“今日为史，当先求通史之名物训诂。清人治经，两《经解》尝能通名物训诂，然则史学不当先作‘史学纂诂’，如今日‘经籀纂诂’之流乎？今日陈援庵、陈寅恪诸人尚在，尚可为也。史，宋代乃有学，此学之绝久矣！今日通言文学史，当有脉络可寻；而哲学史则无一佳者，以哲学自宋以后亦绝无人解也。故不通制度，不能得其相承嬗变之迹，不足以言史学也。”这是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历代制度在史学中重要作用的中肯阐释。难怪蒙文通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宋史》等课程，及以后在四川从事西南古代民族史、地方史研究时，其思路与陈氏那么接近。

陈寅恪与蒙文通切磋学问、析疑解难，仅仅是他同国内同道交往之一例。他从不把知识当作奇货可居的私有物品，一向采取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和循循善诱的做法。从不摆名教授的架子，总是尽力让同道们和同学们满意。清华园的师生们看在眼里，十分感动，都亲切地称他为“太老师”、“教授之教授”与“活字典”，表达出对这位人品高尚、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老师的崇敬之情。

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陈寅恪重视课堂教学，对学生的课外辅导也非常认真。那时，清华园师生关系融洽，课后学生到老师家中拜访求教，已司空见惯。陈氏也在这谈笑风生的轻松气氛中，用知识的甘泉，滋润学生们的心田；以自己读书中的感受，开启学生们的智慧。所以，同学们去拜望他的时候，身上往往带着小本子，以便把他的话记下来。即便是闲聊，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也都是学问。有一次他请来访的学生喝葡萄酒，学生向他请教葡萄的来历。陈氏侃侃而谈，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叫什么，葡萄酒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原来叫什么名字，流传的时间和地方，酒名的改变，以及从各国文字的演变之迹，看它流播之路径，等等，都讲得十分清楚。看似随口而谈，却蕴涵着多么丰富的知识。难怪学生们都喜欢到他家去，去过几次，就会记下好多本小笔记。对于那些既有一定国学基础，又有志从事文史研究的校内外毕业生，陈氏也与对来访的在校学生一样，热情接待，悉心指导。梁嘉彬深有体会地说：“寅师接之以温，每有请益，必循循善诱，多方指示不倦。”1927年6月毕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期学员姜亮夫，曾写过一篇批评古文字学家、《燕京学报》主编容庚教授的论文。陈氏看过后，专门于1928年3月13日致信容庚先生，介绍这篇文章到《燕京学报》上发表。事后，陈氏对姜亮夫说：“你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对姜亮夫的震动很大，以后他就不大写这方面的批评文章了。

1928年春节期间，从正月初二到初七（1月24日至29日），国学研究院第二期毕业生、时在上海大夏大学教书的陈守实，一连四次拜谒陈寅恪。双方谈论的话题很广泛，但始终没有离开学术，主要围绕陈守实的研究选题《明史稿考证》进行。陈寅恪认为《清史》完成草率，史料搜集不齐全，边疆史料在中国史籍中记载很少，乾隆以前的《实录》不可信。陈寅恪又说，现在留存下来的清内阁档案中，有明一代史料及清初明清交涉档案，极为重要，但无人过问；清人未入关前的史料，现在的清史馆，几乎没有一人通晓，所以清初开国史，一定有许多附会的地方。他同意陈守实的看法，《清史》不值得一观。陈守实觉得登门聆教的机会难得，便不揣冒昧地向自己的老师请教了些问题，陈寅恪不因节日忙碌而敷衍，也像平时一样予以认真、耐心的回答，一语中的。比如他向陈氏请教柯凤荪《新元史》如何？陈氏回答：“柯不谙满蒙文，所谓《新元史》在中国旧籍中搜简材料为无遗憾耳。”又问屠敬山寄《蒙兀儿史记》如何？陈氏又答：“屠氏取材于法人译著，自较柯氏为佳，然法人本转辗重译，亦仅为二三等之材料。”同时，他还向陈守实提供了寻找万季野所撰《明史稿》藏本下落的线索，使陈守实不虚此行，大有收获。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授业。即使对于已毕业的学生，陈寅恪也是坚持传道、授业、解惑，负责到底的。

在与学生的接触中，陈寅恪敏捷的才思和风趣诙谐的谈吐，给后辈留下难忘的印象。他在正式场合，比如在讲台上或者在集体活动中，不苟言笑。但如果在课外，或者同学们到他家做客，就会看到一个待人很亲切、随和的陈寅恪。他不但拟在入学考试试题时出对子，而且在生活中也随口拈来对子说笑话，使谈话的气氛轻松、活跃。

1928年的某一天，国学研究院第三期的蓝孟博等学员拜访陈寅恪。闲聊中，陈氏幽默地对他们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然后解释，“南海圣人”是指康有为。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所以大家都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在清宫教过业已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任过南书房行走，所以大家又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在座的学生们一听，都哄堂大笑起来，气氛十分活跃。正好由蔡元培推荐的新任校长罗家伦，也在此时登门看望陈氏。罗家伦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早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就与傅斯年等同学发起组织新潮社，由他提名，将所创办的刊物命为《新潮》。这是继《新青年》之后，第二个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新式刊物，在社会上影响很大。1919年5月4日，北京的爱国学生举行大游行，他是北京大学推举出的学生代表之一。由他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怒吼。他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的概念，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沿用至今。罗氏从北大毕业后，到海外留学多年；在柏林大学留学时，也攻读中国史学，尤其是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与陈氏交往频繁，彼此了解甚深，说话都很随便。罗家伦把自己编的《科学与玄学》送给陈氏。这本书记载了“五四”时期张君劢、丁文江等人所展开辩论的学坛旧事。陈氏随即戏拟了一副对联调侃：“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把新校长的大名与所赠书的书名，及其在北京大学所学的外文专业，天衣无缝地巧嵌入联中。又因为罗任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时，曾官拜少将，不久前娶了个漂亮的夫人，陈氏又风趣地添了一额联“儒将风流”。罗家伦和在场的同学都开心大笑，无不为陈氏机敏过人、才情秀出而赞叹不已。

当时，清华的校长、教师都不好当，在梅贻琦出任校长之前，学校常发生学生赶走校长、驱逐教师的学潮。罗家伦到校任职才一年多，一些学生就发起驱罗运动，迫使罗家伦不得不连夜带着娇妻逃走。陈寅恪闻讯后，戏谑地集唐人诗句，拟了一副对联：“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前一句是因《国闻周报》曾在封面上刊登过罗家伦的小照，后一句指罗带爱妻夜遁进城之事。这副联句对联，十分贴切地描绘出罗家伦的窘境，显示出陈氏的博学与风趣。不过，陈氏对罗家伦在清华的表现却评价很高。在罗氏离开清华大学之后，有一次陈氏对常在他家中蹭饭的好友毛准（子水）说：“志希（罗家伦的号——作者注）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看到毛准对这个评价有些疑惑，便解释说：“清华属于外交部时，历任校长都是由外交部所指派的。这些人普通办事能力虽然也有好的，但对中国的学问大都是外行，甚于连国文都不太通，更不用说对整个中国学问的认识了。像罗志希这样对中外学术都知道途径的人，在清华的校长之中，实在是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墙倒众人推，在清华园一派“世人皆云杀”的言论氛围中，陈氏“我独怜此才”，力排众议，仗义执言，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性格，可见一斑。难怪1976年，罗家伦的后人知道陈氏的这番公道话之后，都十分感激，罗家伦之女罗久芳说：“父亲若地下有灵，或许也会报以微笑吧。”

陈寅恪待学生非常亲切，有很浓的人情味，在日常生活上，对他们关怀备至。1927年，姜亮夫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欲赴南通任教席，只因无处筹措川资，窘困万状。陈氏得知后，马上借给他一笔钱，使他能“遂置衣物书籍于清华储室，南下至沪转通州”。

20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兼历史系助教朱延丰，因失恋有两星期不知去向。陈氏知道后十分着急，为了避免意外的事情发生，特地吩咐同学们四处寻找。朱延丰回校之后，为了分散和转移其注意力，使其尽早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陈氏于1931年2月7日亲自给胡适写信，介绍他到胡适那里搞搞西洋历史著作翻译。当陈氏接到学生罗香林父亲去世的讣告，又亲撰一副挽联寄去，“惜公抱经世才未尽其用，有子治专门学不负所期”，给居丧期间的罗香林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吴宓是陈氏相交多年、相知最深的朋友。有一次考试，吴宓曾为一个微小的问题，否决了一个学生的及格成绩。陈氏知道这一情况之后，认为这样处理不妥，便去找吴宓力争。从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琐屑小事上可以看出，陈寅恪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岂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师道所能包含的！他的爱心如同一团燃烧的烈火，把自己的光和热分发给学生们，直到化为灰烬。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加强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吸引了不少中国学生前去留学。1928年秋，陈寅恪兼授北大历史系“蒙古源流研究”课，他看到北大毕业生竞相涌往日本学中国史，不禁感慨万千，特写诗相赠：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有区区是秘方。

在诗中，陈寅恪殷切期望青年学子奋发图强，力争在中国史研究方面超过日本，洗去史学研究落后的耻辱。同时他还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治学经验“读书不肯为人忙”，当作“秘方”赠送给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陈氏这句诗，亦是这首诗的诗眼。读书，既不是为了光宗耀祖，给家人与友朋等“别人”增福添彩；也不是为了戴顶博士帽，以便今后飞黄腾达。只有摆脱功利，才能脱俗求真，达到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境界；在学术研究中，方能发前人所未发，想平常人之所未想，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

陈寅恪最关心的，还是学生学业的进步和事业的发展。他尽力扶掖后学，以促使他们早日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一旦学生有了学术研究的成果，他也是满腔热情地介绍、推荐到学术期刊上发表。姜亮夫、朱君芳、颜虚心、陈守实、徐高阮等人的学术处女作，便是得到陈氏的关照才问世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陈氏会放松或者降低对学生论文质量的严格要求。研究生朱延丰的毕业论文《突厥通考》，是在陈氏指导下完成的。但在答辩时，“陈先生谓其精微处尚少，然亦难能可贵”。答辩虽然通过，但陈氏认为，作为成名之作，论文尚有不足之处，直接对朱延丰说：“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盖当时欲痛矫时俗轻易刊书之弊，虽或过慎，亦有所不顾也。”朱延丰遵照陈氏的意见，以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尽可能详尽地搜集、整理、增补资料，进一步修订自己的观点，终于完成了这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陈氏应朱延丰的请求，为这部书写了《序》。在《序》中，他热情洋溢地指出：“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然则朱君是书乃此日世局潮流中应有之作。”对这部著作为什么迟迟刊布的缘由作了说明，并引龚自珍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来“为朱君诵之”，强调了《突厥通考》在西北民族史研究上“开风气”的意义。这部著作也同其他清华毕业生的论著——比如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徐高阮的《重刊洛阳伽蓝记》、吴其昌的《梁启超传》等一样，由于有陈寅恪所写的肯定和加以勉励的序文或书后，而增色不少。

不仅如此，陈寅恪为了使学生早出成果、出高质量的成果，甘当人梯，总是把好多机会让给他们。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方面的造诣，早已闻名学界。在20世纪40年代，胜利出版社社长潘公展，想约他写一本《唐太宗传》。对陈寅恪而言，写这样一本书并不费力。但是，他却在致潘公展的信中，力荐罗香林担任此项撰写工作，“就前从受学诸友中，现在尚知其仍从事著述，可以信任者，似唯罗香林君一人……罗君十年来著述颇多斐然可观自不用旧日教师从旁饶舌，以妨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也”。把机会留给昔日的授业弟子。

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非常关心毕业生的出路和动向。在毕业等于失业的时代，如何使毕业生找到能发挥自己才干的职业，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他不嫌麻烦，多次向各著名大学和科研单位的负责人写推荐信。他写推荐信，不仅是帮助毕业生找到一个谋生的饭碗，更在于使他们觅求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他先后给容庚、胡适、傅斯年、陈垣、杨树达等著名学者、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去信，分别推荐过戴家祥、陈守实、王庸、颜虚心、刘节、吴其昌、张荫麟、汤涤、孙道昇等不少优秀毕业生求职。推荐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学员徐中舒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其中他向傅斯年推荐张荫麟的信，读来尤其令人感动：

孟真兄：

昨阅张君荫麟函，言归国后不欲教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张君年颇少，所著述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大抵散见于《燕京学报》等，四年前赴美学哲学，在斯坦福大学学哲学得博士学位。其人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北大史学系事，请兄转达鄙意于胡、陈二先生……

张荫麟的确是史学界奇才，1922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学习。入学方半年，18岁的张荫麟，就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势和求真精神，在1923年的《学衡》第21期上，发表与梁启超商榷的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对梁启超考证老子在孔子、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批驳，竟然得到梁启超的称赞与赏识。翌年又发表了《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之考略》。在学生时代，张荫麟就不断推出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以史、才、学三长而闻名于学界，人称“梁启超第二”。所以，陈氏在信中对张荫麟的高度评价，并非虚言。他与傅斯年本来是相知很深的朋友，傅斯年也非常尊重他的意见，但为了举荐一个奇才，他还是郑重用了“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这种语气的话语。可见，他是在用自己的名望、品德和人格为张荫麟担保，对学生的殷殷护犊之心跃然纸上。傅斯年接信后，也认真去办理，并将结果批在信末：“此事现在以史语所之经费问题似谈不到，然北大已竭力聘请之矣。”后经陈氏等人力荐，张荫麟被清华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合聘任教，同时也在北大兼课。值得欣慰的是，张荫麟果然没有辜负陈氏的期望，自任教以来，一连写出多部论著和多篇论文，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一颗耀眼的新星。惜乎天不永年，在37岁的时候英年早逝，不然必将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更为难得的是，陈寅恪十分爱惜人才，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毫无门户之见，对校内外的青年学子，都一视同仁。比如周一良原来在辅仁大学攻读史学专业本科，在燕京大学攻读研究生，1935年秋才到清华大学“偷听”陈寅恪讲课。陈氏发现周一良国学功底深厚，外语水平高，是个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于是力荐周一良进入已迁至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工作。又如，他发现毕业于齐鲁大学和北平大学的于道泉擅长梵文、藏文，其他语言的基础也很扎实，是个不可多得的语言奇才。1928年，他推荐这个27岁的山东后生，进当时的最高学术殿堂——史语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他鼓励于道泉学好梵文、藏文，钻研藏文化。于道泉在他的启发和指点下，于20世纪30年代初，第一个将《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由藏文译成汉文，使人们认识到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后来在于道泉的主持下，编出了第一部《汉藏对照拉萨口语词典》，在藏族文化典籍的整理与藏文化的研究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现代藏学的奠基人之一。再如，陈垣的得意门生陈述，到桑榆暮景之时，还清楚地记得初次到姚家胡同拜谒陈氏的情景。陈氏以王国维为例，谆谆告诫这位刚跨出北京师范大学校门，又走进史语所的年轻同事。他说王国维学识广博，但兴趣常转变，如果没那么多变化，专门研究一门学问，可能成就会更大。这番教诲如醍醐灌顶，影响了陈述一生的治学。陈述读书治学专攻辽、金史，不敢多读汉唐以前的书，并且多得他的指导与鼓励，著有《契丹史论证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金史拾补五种》、《辽史补注》、《辽史别录五种》等多部史学论著，努力开辟出辽、金史研究的新领域。

即使对于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他仍然多加呵护，为其排忧解难。梁嘉彬从日本留学归国之后，境况一直不好。陈氏知道后，为了帮助梁嘉彬摆脱困境，以便从事学术研究，两次给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写信推荐，都未成功。20世纪40年代初，陈寅恪到了香港。尽管自己的处境也不够好，但他仍惦记着梁嘉彬求职之事。又是由于他的推荐，梁嘉彬终于找到满意的工作——到浙江大学任教。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像陈氏那样恪守师道，对学生尽心尽责的教师，真如凤毛麟角。过去人们多看重他的学术风骨和学术建树，对他在栽培学生方面的贡献，多有忽略。陈寅恪逝世之后，海峡两岸的受业弟子们，都深切地怀念他，无数的后来人都敬仰他，足见其感人至深。他呕心沥血为学术界、教育界培育出一批批为承传中国文化而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专家、教授，不愧为人师表，其德、其功、其绩，值得大书而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