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研究的知行合一
——写在《中国非洲研究评论·博雅非洲论坛特辑》前面
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国际化和中非关系密切发展，公众对与非洲相关的知识的需要和兴趣明显也在勃兴。举办面向社会公众的讲座，为对非工作者（包括各种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使节和商业界人士）、媒体和非洲研究学者提供互相对话的平台一直是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传统。2014年底，中心老师和同学们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成立“北大博雅非洲论坛”，一方面取博雅教育（通识教育）之意，打造一个及时对非洲热点和重大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秉承北大“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传统，不以非洲研究名家自居，而是认真聆听“非洲之声”，进而对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论坛成立之时，正值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几国肆虐。9月，北京大学迎来了一名来自“重灾国”利比里亚的同学，我们庆幸有关部门的开明，没有把他挡在国门之外。然而，在疫情扩散蔓延的过程中，中国的（也许应该说全球的）非洲研究学者亲历了非洲又一轮被“污名化”——非洲再一次成为“贫困”“战乱”“流行病”的代名词！旅游者人数大规模锐减不仅发生在受灾国，而且发生在整个非洲大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第一届论坛选择“埃博拉与世界：认知与行动”作为主题。
无国界医生组织全球主席廖满嫦女士2015年12月2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恰恰证实了因为国际社会认知的偏差，从3月疫情暴发，到8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其为“公共健康突发事件”，少作为和不作为几乎使“我们正输掉这场战争”；更为深刻的教训是，受灾地区公众的认知也是现代公共卫生治理工作的对象，因为疾患“始于社区，终于社区”。埃博拉疫情得以控制的“奇迹”发生在国际社会向西非部署人员之前，原本不愿意配合救治的社区公众，只有在认知改变了之后才会有相应行为方式的改变，这是控制埃博拉病毒继续升级扩散的根本所在。
把知识生产的重点放在传播更加客观、正面的“非洲的形象”上，并不是从2014年底面世的“北大博雅非洲论坛”开始的。2011年郑家馨教授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明》和李安山教授的《非洲古代王国》几乎同时出版，都是立足于向公众正面介绍非洲丰富多彩的文明。学者们对社会中广泛流传的负面、刻板的非洲形象对于非洲发展造成的“杀伤力”早有共识，写作有趣、好读、针对普通读者的有关非洲的著作一直都是大家自觉的愿望和行动。这虽然不会为学者们通往更高阶梯的“职称之路”添砖加瓦，却体现了学者的社会担当和对非洲真纯的热爱。在新媒体、新技术迅速改变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的时代，知识/信息的传播过程本身变成人们认知形成的重要力量（如果不说更为重要的话）。论坛的创立，可以弥补传统媒介单向传播的不足，即通过构建一个共同对话讨论的平台来消除偏见、交互启发，对话题引导人、主讲人的观点在一定的空间里面尽可能充分讨论，并通过所有参与者自发的媒体效应使其得到更广泛和持久的传播。北大博雅非洲论坛的成长，就伴随着对今天传播学对于构建公众认知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将改变传统上以单一的、负面的、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风景和动物为中心）的“非洲观”作为切入点的现象，通过论坛广泛联系起非洲人、热爱非洲的人、对非洲发展有贡献的人和研究非洲的学者，或者说，我们本身就将论坛定位为一种社会实践，是为推动认知改变和和平发展而采取的行动，是今天非洲研究学者的“知行合一”。
这个定位的一次精彩实践，无疑就体现在“与大使对话：中非关系的现在与未来”中，这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学子和来自全球的博士生与中国前非洲问题特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贵今大使的精彩互动。为了完整地向读者呈现论坛的实况，我们记录了对话的英文原文，并翻译了全文，根据同学们与大使讨论的题目稍做归纳，形成了文中现在的几个板块。刘贵今大使不愧为中非关系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不但以惊人的记忆力展现了中非关系的全景，还以其走遍非洲国家继而穿梭在关心非洲事务的世界各大国之间的经历，为青年学者解疑释惑，以独具智慧的见解回答了学子们在长达3个半小时里提出的几乎涵盖所有方面的问题。显然，作为职业外交家，刘贵今大使深知中国今天经营中非关系的短板和长处；但比他渊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培养年轻人他展现出充满热情、不吝时间的教育家风范。
刘贵今大使提出中非关系面临三个挑战——中非双方缺乏相互理解、合作项目质量有待提升与和平安全领域面临挑战，论坛特辑收录的甘巴里教授（前尼日利亚外长）的演讲里对此有呼应。如其所言，所幸2012年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应该加强和深化与非洲交往的多维度特征），在2015年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已经明显得到回应，经济关系以外的其他方面，正在成为同样重要的合作领域。在甘巴里教授看来，中非多维度的合作和对已经出现问题的纠正，包括刘大使强调的相互认知的有限性甚至负面认知，有待于中国进一步介入非洲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通过深度融合来消弭。
本期博雅论坛特辑收录了2015年担任非盟轮值主席的穆加贝总统的“收官”讲话，他强调“我们是非洲人”这一身份，并呼吁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应该获得更多的平等权利，获得更多的发言权。虽然貌似是向“潘基文先生”喊话，但实际上他梳理了今天的非洲在气候变化、和平安全、移民等领域面临的困难，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途径，更多的是向自己的非洲同胞呼吁，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非洲的团结都是必须被坚守的选择，是非洲形象得到提升、非洲文化和价值得到尊重的根本。
正如周欲晓大使在2016年最后一天举办的“博雅非洲新年论坛”上做的主旨发言《非洲的发展，我们的责任》所指出的，尽管中国和非洲明显有更多的相互需要，而且中国能够帮助非洲实现自主发展，但中国的责任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非洲人民必须是非洲发展的责任主体，其他国家只能扮演支持者和辅助者的角色。只有非洲人民对自身发展拥有足够的自主权，非洲才能得到发展”。大使还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普遍接受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强调共同、共享与包容的发展，这意味着中非之间存在实现双赢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契机。
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非洲学子们对非洲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认知和行动呢？特辑最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天佑，介绍了北大非洲留学生联谊会如何自我组织，他们通过与非洲研究中心老师们的合作，举办自己的“聚焦非洲”论坛系列活动。作为一个纽带，“聚焦非洲”论坛系列活动联系起分散在各个学院内、像中外各国同学一样忙于追求“基点”和参与各种热闹非凡的社团活动的100多名非洲同学，如他们无数次在论坛上重复的，各个非洲国家的学生开始第一次了解“兄弟国家”，发现彼此存在的问题、差异性和多样性，也第一次在北大校园里拥有了一种“非洲联盟”的特殊身份认同。在他们自己的论坛上，他们严肃认真地组织跨学科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各个国家和大陆范围内“真问题”的讨论，议题涉及和平安全问题、外援与发展问题、非洲哲学与非洲解决方案问题等。三次论坛的讨论结果，被提交给博雅非洲新年论坛，向包括驻非大使、北大老师和校园内外关注热爱非洲大陆发展的人在内的更广泛的听众发表，并征询进一步的意见。如周欲晓大使所言，“通过强调对非洲发展的责任，非洲学生正在发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并将站起来承担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博雅非洲论坛自成立以来，不但设定专门主题，而且也协助参与学校、学院的一些活动，如安南先生和李肇星前外长的演讲活动。安南先生面对北大莘莘学子，讨论了今天如何“构建更和谐世界秩序”的问题，也讨论了今天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独特作用；同时，作为第二位来自非洲大陆且在其任内对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安全事业做出大力贡献的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引用了非洲的古老谚语——智慧就像巨大的猴面包树，没有谁可以独自拥抱，来鼓舞青年人携手致力于和谐世界的建设。李肇星外长在讲话中提到自己和夫人在常驻非洲时与孩子的通信，以《黑色，是美丽的》为题结集出版，更援引很多具体的例证来向听众解释“非洲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对于长期被负面的非洲形象主导的公众舆论界而言，这显然弥足珍贵，如同滋润干涸大地的涓涓清流。凡此种种努力，正如他在1984年出版的在肯尼亚工作期间的散文集的名字一样，是基于“我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信念”！
特辑的最后审读完成于笔者在瑞士巴塞尔参加“欧洲非洲研究第七次双年会”期间。在这一周里，这个横跨莱茵河的美丽宁静的小城到处洋溢着非洲的律动。欧洲非洲研究学会利用专项经费邀请了很多非洲学者、学生和各种文化艺术团体，他们在学术讨论的休息期间互动表演，把“非洲爵士乐”带到城市的很多角落。在素来以生命科学研究与全球领先的医药行业互相依托立足的巴塞尔大学，只有4位专职非洲研究学者的非洲研究中心举办了这次会聚全球1200位学者、有230个分讨论组的盛会。大会的主题响应了非洲当前发展最重要的趋势——“城市化和城乡连接”，讨论议程汇集了当前非洲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问题，因而真正吸引了从规划开发、公共政策到地理、历史、迁徙流动、城市农业与居民生计、各级治理与权力、文化、国际发展合作各个领域的学者参与和对话。值得一提的是，大会的4位主旨演讲人中，有3位来自非洲，分别是交叉研究非洲人居和哲学的莫桑比克学者、既关注城市文化也投身于跟踪和改变街头青少年问题的肯尼亚独立研究女学者和南非的城市立法和规划师；只有1位主旨演讲人是欧洲人，即荷兰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女教授，她常年活跃在马里等西非国家，记录非洲农村到城市的变化，特别是手机在非洲的使用开始推动的社会变化。在这位女教授看来，今天的非洲研究有必要数字化，即真正面对新一轮的手机普及和使用所推动的非洲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来自中国香港、在日本读书并教书的傅博士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非洲学研究大会，她不是以非洲研究起家，但在读博士期间被要求深入尼日利亚北部长期进行调研，我对她的研究充满敬意，她却对我们非洲研究的同仁充满了好奇——“大家都不是西装革履，穿着很随意，很有为非洲奋斗的精神”。然而，在偌大的“非洲研究”大世界中挤时间完成本书审读工作的我，每每在这些全球的同行中“照见自己的小”——与他们长期在非洲跟踪调研、面向最新的社会问题相比，我们之间的差距很明显。而对于很多同行而言，对深入非洲的恐惧还是胜过对非洲的热情，二手资料显然难以支撑关于非洲“真问题”的研究，而这显然是应对刘贵今大使所指出的中非关系面临的挑战所必需的。
2017年6月30日于瑞士巴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