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方法

一 理论意义

一是利用地方政府行为这一桥梁，将财政分权理论与公共品供给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公共教育为公共品及公共服务的代表，借助地方政府行为这一纽带，研究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对公共教育供给关系的影响，力图揭示财政分权是如何使地方政府作用于公共品的供给，并实证验证了财政分权的核心内容，即财政分权下公共品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问题。这是对财政分权及公共品供给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补充，丰富和深化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国内外关于财政分权理论和公共品理论的文献相当丰富。20世纪50年代，Tiebout（1956）、Musgrave（1959）及Oates（1972）等人对财政分权这一理论及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大量规范性研究。有关公共品的研究则最早出现在瑞典财政学者林达尔1919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后被萨缪尔森引用并进行较为严格的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Musgrave, Buchanan及Stiglitz等学者通过对其定义的延伸、分类等诸多方面的深入分析，形成了公共品理论。至今，财政分权理论和公共品理论两大理论相关研究硕果累累。近期，许多国内外学者对财政分权做出大量实证研究，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政府治理、公共品及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等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在中国，有关财政分权与公共品及公共服务提供效率关系这一核心内容的理论研究及实证分析还不够丰富，已有的文献大多集中在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经济增长等相关经济变量的关系上。

二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对公共教育供给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构造了理论模型对其加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对于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作为新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及分支学派。它在放宽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后，对现实的经济现象更具解释力。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财政分权下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符合中国现实情况。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的改革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制度变革而产生的行为实践与制度应用，使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有了良好的契机，拓宽了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的理论研究。

三是从效率的视角对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教育供给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探析导致公共教育供给无效率的因素，深层次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已有研究视角的补充，拓宽了公共教育领域的研究视角。已有的关于公共教育供给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公共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及理论基础的研究，研究方法也以定性研究居多，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不强。在实证方面，已有研究对于公共教育供给多用绝对支出数量进行衡量，用于解释公共教育供给的效果存在较多的局限性。本书试图从效率的视角对公共教育供给进行绩效评估，进而分析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教育供给的关系，使结果更为客观合理。同时，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地方政府行为对公共教育供给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有效地解决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使结果更加科学客观，合理补充相关研究的实证分析。

二 现实意义

21世纪的人类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全球化趋势使国家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力资本的竞争，直接表现为知识和技术的较量。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核心竞争力必定是综合素质高、专业技能强的人才。教育是有效开发人力资本及创新先进科技的关键，对社会和个人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首先，教育可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明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基于高素质的劳动者，教育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者生产效率有着直接关系。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和管理者是发明创造高科技与工艺，以及先进设备的操作、推广和应用等的人力资本保障，同时也能够使管理水平有效提高，使决策更加科学有效。其次，教育可使人与社会和谐统一，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教育通过提高人口素质，使人们能够客观理性地对待社会中的事物，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从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有利于维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对教育的投资可以看作生产性投资，教育能有效促进人口与经济良性循环，使国民经济合理有序并和谐发展。最后，教育有利于实现个人的价值，促进个人全方位发展。受教育程度高的人通常具备更多的技能，从而可在人力资本市场上获取更大的价值。教育是个人获取知识、技能，提高修养、竞争能力的有效渠道，能够帮助个人获取相应的发展机会，争取更多的可能。同时，教育也有利于培养下一代，对个人品位和情操及家庭的和谐与发展都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公共教育承载着保障公民最大限度地获取教育的职责。开展公共教育能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遍特征。公共教育的正外部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居民收入差距对教育投入的负面效果。现阶段中国公共教育事业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例如基本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掀起了职业教育发展的高潮，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等等。但需要看到，发展的同时伴随着潜在的矛盾，其中教育不公平问题尤为凸显。随着人们民主、公平、权利意识的逐渐增强，教育公平问题已经受到社会各领域的关注。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在人力和财力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公共教育供给的绩效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充分深入地了解公共教育供给的实际绩效，才能够更好地对其进行有效供给。本书从效率视角分析公共教育供给，能够更加透彻地分析公共教育供给问题，对中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分权化改革一直贯穿财政和经济领域，分权化格局已经形成并且分权化程度已经居世界前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0% 左右，和其他国家相比是一个很高的比例（OECD, 2006），而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更为突出，其中教育占90%以上（罗伟卿，2010）。一方面，分权式财政体制使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颇有兴趣，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竞争使中国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缔造了中国奇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扭曲，忽视了公共领域的协调发展。在地方政府主体地位确立的情况下，其行为取向对经济增长和公共品供给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分析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教育供给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化，促进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教育供给之间和谐持续发展，提高全体社会的福利都有着现实意义。

三 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实现研究目的的手段。结合研究选题、目的及数据特点，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及实证分析方法，坚持理论和经验并重的研究范式。具体如下。

（一）历史分析方法

本书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分析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教育供给之间的关系，财政体制及公共教育体制的变革过程是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现实背景。因此，本书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的变迁过程做了回顾与评价，找出变革的根本动因与推动因素，同时，对公共教育体制改革发展进行研究分析。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固有的事物和现象，能够将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联系和比较，把握发展变化的特征和来龙去脉，从而揭示其实质。这一对历史的回顾与评价可称为历史分析方法，也为本书进一步分析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比较分析方法

本书将比较分析方法应用于公共教育供给的绩效评价上，对不同地区公共教育供给绩效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分析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对各地区公共教育供给绩效的影响。在测算分析得出影响公共教育无效率的来源后，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教育的内在关系，比较分析各地区之间的差异，通过对在同一条件下不同经济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异同，进而探索出一般规律或特殊性。

（三）实证分析方法

本书采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中国公共教育供给状况进行科学的评估，在测算得出公共教育供给效率及导致公共教育供给无效率来源后，进一步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估无效率来源，较好地处理了多投入多产出的公共部门效率评估问题。在研究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教育供给及公共教育供给无效率来源之间的关系时，采用系统GMM估计分析方法，且根据研究的对象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加以经验验证相应结论。在运用非参数与参数方法估计的同时，本书对于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直观的数据结果，便于分析，同时，依据研究目的对所需数据进行了一些处理，如对于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差值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