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后，中国大陆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60多年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化改革两个时期。前30年，以户籍登记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单位制等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结合政治挂帅的社会运动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体系。然而，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反而造就了顽固的城乡二元体制。后30年来，依托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实现了职业的“非农化”。但由于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和市场化，忽视政治民主化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很多职业已非农化的农民子女不得不徘徊在“半无产阶级化”的状态，无法获得完整的工人身份或市民身份，享受不到市民保护与公共服务（潘毅等，2009）。农民的现代化已经断裂成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两个脱节的过程。

总之，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又站在“农业和社会形态往哪里去？”的十字路口（黄宗智，2010a: 1～24）。农民及其子女的出路决定着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从职业阶层看，我国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倒丁字形”特征（李强，2010），未来是转变为相对稳定和谐的“橄榄形”，还是保持充满张力的“三元社会结构”，或者断裂形成一个底层群体规模庞大甚至具有集体行动力的阶级社会（李春玲，2005；李强，2010；沈原，2006；孙立平，2003），关键都取决于农民及其子女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长远进程。受计划生育政策和中国生育实践的影响，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可能来自既有中上阶层的自我扩大再生产，而只可能主要来自农民及其子女的流入。对农民群体发展和分化的关注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保持关注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首先，农民子女社会流动水平与流动模式的变化是30多年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评判标准。社会流动因两种不平等之间的张力而产生，一种不平等是各种有价资源（物质产品、文化、教育机会、社会资本、声望等）在特定社会位置（如种姓、爵位、族群、阶级，现代分工社会主要是职位）间的分布；另一种不平等则是天赋资源和能力（身高、相貌、技能、知识、品位、道德情操等）在具体个人之间的分布。以理性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意识形态偏好较高的社会流动率，鼓励个体凭能力而非出身获得社会位置，社会优势或弱势在代与代之间的传承水平反映了社会开放或封闭程度（Hout, 1988）。实际上，中国很早即有这种以后天能力为依据进行资源和职位分配的思想：“国人与士大夫，本系同族，所异者职位耳……古虽行世官之制，然官家之弟子未必皆才；而草野之贤能，时或可以济变。则不得不使‘卑逾尊，疏逾戚’（《孟子·万章下》）矣。”理想的状况是“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吕思勉，2007: 270）。在30多年改革发展中，市场化从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逐步扩展到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水平不断提高（郑杭生、李路路，2004），相对于改革前，资源（包括职业位置、市民身份）配置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职业流动的角度看，30多年改革中处于弱势地位且占据人口多数的中国农民及其后代的出路如何，可以相当程度上反映社会系统的开放程度。

其次，农民子女的出路决定着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能否成功。经过30多年的发展，单一公有制（全民所有及集体所有）结构已经不复存在，非公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下，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职业结构也日趋高级化（陆学艺，2004: 99～137）。“体制外”就业机会促生出大规模的新型就业群体，如私营企业主、外企白领、农民工等。其中农民工的队伍最为庞大，超过2.5亿并可能继续扩大。他们是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潜在来源。与此种剧烈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乡二元制度长期不变。在渐进式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城市管理者很多并未积极解决外来就业群体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护问题，一直将他们当作“二等公民”对待，从而使中国农民的现代化断裂为“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两个过程。随后实现职业非农化的农民子女越来越多，其市民化要求不断增加。用李强的话说“如果不给农民工创造一个晋升中产的渠道，社会永远是一个分化的社会”。今后的改革能否满足这一要求，引导社会结构向更稳定、更和谐的方向转变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之一。

本书试图描述改革发展过程中农民子女社会流动的机会结构的变化，对农民子女这一群体的分化流动（包括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分析；探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流动机制变化之间的关系，把握社会结构的未来趋势，反思30多年来社会变革的不足。研究不仅讨论农民子女职业分化与社会流动的问题，更将这一问题放在更为长远的市民化视野之下，以数据来展现中国独特的社会转型实践，突破传统社会分化与流动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地位与职业流动、忽视公民地位与身份区隔的局限。与此同时，本研究将突破相当部分研究者仅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局限。一部分研究将农民“工人化”“市民化”整合到工人阶级形成的冲突论框架中（沈原，2006, 2007），将农民工面临的生存处境归结为资本扩张及国家无为的后果，并将整个群体的出路寄托于工人主体性的觉醒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研究路径为我们理解农民市民化进程的艰难提供了基础，但忽视了农民子女分化的多种途径，以及农民子女内部异质性问题，从而导致了过于悲观的判断并选择了相对激进的行动策略。

本研究认为，将农民、农民工以及出身农民但已成功市民化的新市民放在一起研究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对农民市民化问题有全面的把握。本书将这些出生并成长于农业户口家庭的人统称为“农民子女”或者“农民及其子女”，操作上，定义为14岁以前户籍类型为农业户籍的中国社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