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飞机、飞艇轰炸的出现与国际法
一 飞机、飞艇轰炸的出现
众所周知，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制造了第一架载人飞机并试飞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让刚刚诞生的飞机实战化。初期的空袭主要用来争夺衰亡的土耳其帝国周边地区、巴尔干半岛以及北非殖民地和镇压原住民的反抗。不久，空袭作为大国之间战争的主要攻击手段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意大利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1911～1912年）是意军为了争夺土耳其殖民地利比亚（的黎波里、昔兰尼加）而爆发的战争。随着1911年9月的开战，意军向利比亚派遣了9架飞机和2架飞艇，于10月26日向土耳其军队阵地投掷了榴弹，这便是最初的空中轰炸。
之后，意军从空中对土耳其军阿拉伯据点进行了86次攻击，投下了330枚炸弹。对于轰炸的战果，意军参谋本部于11月6日提交了一份名为“轰炸对阿拉伯起到了威慑心理的效果”的报告。
以争夺奥斯曼帝国领土为发端的巴尔干战争（第一次在1912年，第二次在1913年），保加利亚研制出了22磅（约10公斤）的炸弹，正式进行了城市轰炸。飞机所取得的军事战果备受瞩目，各国都非常关注。法国与西班牙1931年争夺北非殖民地的战争中，飞机军事行动也参与其中。
欧洲列强为了争夺殖民地和镇压原住民的反抗而使用飞机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时代，19世纪末第二次产业革命，促使了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化工、电气工业）的发展。由于重工业的发达，欧洲国家在武器使用以及军事技术方面扩大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也正是这个时代以欧洲为核心的种族主义世界观开始盛行。
产业革命提升了欧洲列强在军事科学技术上的优势，而飞机在殖民地有效的攻击使飞机轰炸的价值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对于“未开化”国家空战力量几乎接近零的情况下，以轰炸的方式减少攻击方人员伤亡，其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1919年，英国空军参谋长休·蒙塔古·特伦查德曾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殖民地的法律和秩序的维持，比起以往的守备军，使用机动能力极强的空军在经济上更实惠，在行动上也更有效。他非常关注在殖民地飞机使用的经济效果。
二 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对空中轰炸的限制
海牙和平会议于1899年和1907年分两次在海牙召开。由于飞机诞生前气球、飞艇构成的空中攻击的威胁，早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对空中轰炸进行限制的问题。空中限制的基准是战争中实施人道主义原则，保护一般平民。
1899年发表了禁止从气球或用其他类似的新方法投掷炸弹和爆炸物的声明，有效期为5年。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时重新修订，但在主要大国还没有签署的情况下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所修订的公约，为限制空中轰炸，对有关《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1907）规则的第25条进行了说明。即“禁止任何方式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条文中明确禁止轰炸无防备的城市。
但是，设防、不设防原本是以地面部队作战为前提的概念。不设防城市是指对于地面部队的侵略占领，自动放弃城市抵抗，对不设防的城市炮击轰炸会造成无辜的杀伤和破坏。但是，空中轰炸与陆战战役不同，空中轰炸敢于将目标锁定在离战场甚远的后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远离战场一海之隔的伦敦为不设防城市，但是也有人认为伦敦配备了防空炮，是英国的军事指挥中心，对伦敦实施轰炸是对设防城市的无差别轰炸，这是允许的。
以上的事例可援用25条以及《关于战时海军轰击公约》（1907）。公约第一条明文禁止海军对“不设防的港口、城市、村庄”进行炮击。第二条，在“禁止”炮击“不设防城市”的条文中，又明确说明“军事工程、陆军或海军设施、武器或军用物资仓库、可用于提供敌国舰队或军队需要的工厂和设施以及停泊在港口内的军舰”，不在禁止轰炸之列。
虽然条文明确规定以打击军事目标为目的，列举了海军炮击的军事目标，空中轰炸也以此作为适用条款，禁止对不设防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但是条文却认可对军事目标的轰炸。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总体战争化
最初的世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仅限于欧洲大陆以及周边地区。亚洲参战国日本在中国的山东和太平洋的德属南洋群岛作战，战斗一月即结束，并没有体会到欧洲战场上的那种残酷战争。
然而，实际上欧洲列强调动了亚洲、非洲殖民地以及从属地区的众多人员和物资前往欧洲战场。例如，144万印度兵，从印度支那（中印半岛）征招近5万的越南兵被强行派往欧洲战场，为殖民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作战。
在欧洲战场，很多来自殖民地的民众、自治领地来的“帝国臣民”参与作战。英国招募来的印度兵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地召集的士兵组合在一起，当时的英军中每4人就有一人以上是来自本国之外的“帝国臣民”。
同时，向前线运送武器弹药等一系列后方的工作也动员了很多亚洲人。以中国人为例，到战争末期，大约有10万人的苦力在作战地区做体力劳动。即使是战线后方，轰炸以及远程炮击也致使他们受害。据劳合·乔治回忆录所记载，分散在法国北部的英军墓地中，受害致死的中国人的墓就有1612座。
此外，1917年2月24日德国潜艇在地中海海域击中法国邮轮，船上543名华工溺水身亡。这两个数字加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死亡的中国人超过了2000人。大战中，日本陆军在中国山东作战的阵亡者为415人，与之相比，我们知道为了协约国的胜利，有众多中国人的鲜血洒在了欧洲大地上。
现代战争的特点不仅是战争地域空间的不断扩大，也体现在以总体战争的方式进行战争这一点。战争的胜败不仅仅是狭隘意义上的军事力量的优势，也被支撑战争的经济力度所左右。此外，为了长期的战争，诱导国民为之献身的政治手段、操纵大众的能力都是总体战争的重要部分。为此，国家一方面严格控制国民生活中必要的劳动力，生活物质的生产、流通、薪金，各种运输工具；另一方面又通过报纸等媒体煽动国民的爱国心，同仇敌忾。
总体战争阶段，战争是以综合运用社会一切力量而进行的。20世纪的战争，仅此一点就给交战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
总体战争的特征，在军事方面表现为招募民众来组建军队，承担战争。20世纪，近代所有强国的世界战争都呈现出战争规模扩大，社会极度混乱，受害人数激增等特征。
为了了解世界大战背景下战争观的变化和传统体制的解体，有必要弄清由战争带来的人员受害状况。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国死亡人数被证实为1000万，推定300万为阵亡人数。德国死亡者最多，达到了180万。按照每1000人来计算，德国有154人应征入伍，30人阵亡；法国有168人应征入伍，34人阵亡；英国有125人应征入伍，16人阵亡。俄罗斯有1500万人加入陆军，但士兵拒绝参与战斗或因革命而早早脱离了战争，因此，人员死亡数低于德国和法国。
平民的死亡人数较之阵亡人数，其数字难以确定。除因战争死亡的人员以及1918年西班牙流感导致的数百万的死亡人员以外，平民因食物和燃料的短缺，死亡率不断飙升，仅德国就达到30万人，超过了平时死亡人数的平均值。
这样庞大的死亡人数，特别是受害人数远远超过正常值的法国和德国，给战后社会带来了人口学上的变化。在法国，结婚适龄期（20～29）的女性，1921年超过100万人，处于过剩状态，5岁以下的儿童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急剧下降。德国也有相同的状况。
法国人口与战前相比大约减少了300万，为了填补人口缺损，战后的法国成了欧洲最大的移民接收国。
以上的数字仅仅显示出世界大战对人类和社会所带来的部分危害。世界大战给身边的人们带来了如此大的伤害，使得人们在认识和意识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空战正规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远离战场的重要地区受到了战略轰炸。著名的事件有德国的齐柏林飞艇空袭伦敦；英国皇家空军在战争最后一年对德国工业中心区域进行了轰炸，总计投下了300吨炸弹。轰炸造成的结果是，德军战斗意志衰退，军需生产减产，通信混乱，平民四处逃散，德国的军事部门不得不从前线调集了20个以上的编队，转向城市防卫。
日本参与一战之后，在山东作战（青岛战争，1914年9～11月），陆海军出动军用飞机，对建有德国军事设施的青岛城区进行了轰炸。
日本军对山东半岛登陆作战始于9月2日。9月5日海军3架军机对青岛市区进行了轰炸。海军出动了航母“若宫丸”和4架莫里斯·法尔曼式舰载机，日本军机史上最早的空中轰炸就是这些军机完成的。
陆军也出动了青岛派遣航空队4架莫里斯·法尔曼式飞机和1架新保罗式飞机。陆海军主要任务是掩护地面部队，空中侦察。陆军起用了毕业于陆军大学的精英将校同机侦察。陆军最初实战轰炸是9月27日，3架军机对攻击中的德军舰艇投下炸弹。虽然炸弹没有命中目标，但心理上的威慑效果显著。德国舰艇惊慌失措、到处乱窜，停止了舰炮射击，这为日本地面部队的挺进打通了道路。
保持中立的中国，青岛战争却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形式上是德国、奥匈帝国对日本、英国联军的大国间的战争，实质是日本为了争夺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为日本的权益从满蒙扩大到华北铺平道路。1915年，日本在强化殖民地战争性质的前提下，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
对于轰炸实情，日本国际法学者在大战初期发表以下见解。
当今随着航空飞行器以及爆炸物投掷技术的发展，假如将城市内的军队、军舰、与军事相关的建筑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从空中投掷爆炸物，这很难精准命中目标，难免会伤及和平民众的生命财产，和平民众与交战者应区别地对待，不应对平民施以直接攻击，当今的交战不可避免会发生违背交战法规原则理念的事情。
立作太郎特别列举了“战争中齐柏林飞艇数次空袭伦敦”的事件，他断定这种打击“与其说是对敌人兵力和军用资源的打击，不如说其目的是让英国人产生恐怖惧怕的心理。”
德国的很多空袭“针对不设防的城市、港口，特别是不以军队、军舰、军用设施为目标而进行轰炸”，像这样的轰炸不可否认就是违反了国际法。
正如立作太郎所指，伦敦空袭是恐怖的、不以军事设施为目标的轰炸，在这一点上，它与重庆大轰炸的情形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