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司法解释权利的保障

一“法庭诉讼请求权的丧失”与国际人权法

（1）最高法院将请求权放弃解释为已经丧失了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权能，有如下理由。

 

“旧金山和约框架”是为了实现最终结束日本与联合国48个成员国之间的战争状态、面向未来构筑牢固友好关系这个和平条约目的而制订的。如果在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又将有关作战中产生的各类请求权的问题留在事后个别行使民事审判上的权利来解决的话，那么这种处理方式无论对哪个国家哪国国民来说，将来都有可能承担缔结和平条约时意料不到的沉重负担，从而引起混乱，以至于妨碍实现和平条约的目的。

鉴于“旧金山和约框架”有关放弃请求权的趣旨，正是为了避免发生上述事后个别行使民事审判上的权利来解决请求权问题这种情况，将这里所谓的请求权“放弃”理解为并不意味请求权在实体上失效，而只是停留在丧失了依据请求权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权利这样一个阶段是妥当的。

 

最高法院判决也判定：“上告人主张如果国家放弃的是外交保护权，那么该当别论，而国民固有的私权则不是可以通过国家间缔结条约来限制的。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国家在缔结讲和条约之际，依据对人的主权原则，是可以对包括个人请求权在内的请求权做出处理的，因此上述主张不能被采用。”最高法院如此理解的法理，不仅与认可个人请求权的韩国大法院的认知相左，也与欧洲实际实施的法理相背离。

在欧洲，尽管有和平条约的存在，特别是意大利最高法院与希腊最高法院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大非人道行为（强掳、拘禁、虐杀）提出的损害赔偿的请求，给予了司法判断，认可其请求合法。但是，作为被告的德国认为意大利的判决未能尊重国际法中国家豁免权原则，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国际法院在慎重审理后认定，按照国家豁免权优先的原则，意大利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法院还特别就违反国际人权法能否在国内法院判决外国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了讨论。国际法院认为：“一个国家在他国法院享有国家豁免，与是否让该国担负国际责任并且该国负有赔偿的义务是完全不同的问题”。（Id. , para.100）换言之，虽然德国在意大利国内法院享有国家豁免权，但是并不因此就免除了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国际法院就这一点做了如下补充：“德国决定拒绝对被害者团体进行损害赔偿是令人惊讶且遗憾的。”（Id. , para.99）

本案是日本在日本国内法院被起诉，所以不管怎样都不会产生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尽管有和平条约的存在，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在欧洲得到审理和判决，这些实际案例是有案可依的。而且，意大利法院审理由多国国民诉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德国侵害财产权案，其案件审理并没有违反国家豁免权原则，这是不言而喻的。简单比较条约的内容与语言措辞的不同应该是有局限的，但是能够证实的是意大利和希腊在司法实践中，的确并没有依据“如果在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又将有关作战中产生的各类请求权的问题留在事后个别行使民事审判上的权利来解决的话，那么这种处理方式无论对哪个国家哪国国民来说，将来都有可能负担缔结和平条约时意料不到的沉重负担，从而引起混乱，以至于妨碍实现和平条约目的之见解”，而让诉讼者丧失了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权能。

（2）必须指出最高法院将“请求权放弃”解释为“丧失了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权能”，这不仅会导致与欧洲等司法实务不协调，而且会诱发日本违背国际人权条约义务的严重事态。国际人权法对日本是具有约束力的。

约束日本的人权条约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称为自由权公约）规定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本案原告至少在本案诉讼追诉权上是在日本的管辖之下，毫无疑问能够获得自由权公约所给予的必要保护。

作为自由权公约的缔约国，日本受如下法规的约束（第二条第3项）。“（a）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b）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自由权公约第十四条第1项的第二句有如下规定：“所有的人，保障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由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审讯的权利。”

由“能得到有效的补救权利”和“获得公正的判决权利”的主旨而构成的“司法解释的权利”在国际人权法中确立了民主社会法律支配的重要地位，日本管辖之下的本案原告也当然应得到权利的保障。

最高法院判决称：“正是为了避免发生事后个别行使民事审判上的权利来解决请求权问题，基于这一点，这里所谓的请求权‘放弃’并不意味着请求权在实体上失效，而只是停留在丧失了依据请求权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权利这样一个层面。”最高法院的判决没有认为请求权实体上失效，而是局限于截然阻断用“行使民事审判上的权利来解决”的途径。因此，便有以下观点的成立：“‘最高法院判决’将《日中共同声明》第5条规定解释为中国国民个人（具有实体权利）诉讼请求权被放弃了，相反，也就承认了中国国民个人具有在国际法上的请求权。最高法院对于《日中共同声明》的解释存在重大问题，必须注意到依据日中战争中的战争法以及违反人道主义行为，日本司法部门没有否定受害人个人拥有损害赔偿权。”

关于未声明请求权实体权利失效这一点在国际法上的含义将在之后进行陈述。从处理事务的观点看，如果请求司法救济，由于没有诉讼权，其诉讼就会被驳回，那只有陷入否认司法有效解释的事端中。如前所述，司法解释作为基本人权清楚地记录在国际人权法，特别是自由权公约中，日本对于管辖之下的所有人员负有保障该人权的义务。因此，基于该观点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二 国际人权法中权利的实际保证

国际人权机构中，美洲人权法院特别重视司法解释。美洲人权法院对美洲大陆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全体公约缔约国所承担的各项保护人权的义务履行监督。该法院认为实体权利被侵害并且是强制法的时候，那么对于司法的解释也带有强制法的性质。为监督自由权公约的履行而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也在第32号一般性意见中对该公约14条款的准则进行解释：即使在缔约国社会处于紧急状态之时，公正审判权不应适用使不可克减权的保护受到限制的克减措施。同时明确表示“无论任何时候，应禁止偏离公正审判的基本原则”。

尤其是司法解释并不像禁止酷刑公约那样具有绝对的权利，对人权保障问题，有必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诉讼中有争议的实体权利是否由国内法授权。第二，即便具有实体权利，接受审判权利的限度是否合理。就本案而言，由于让原告丧失向法院提出诉讼权能的措施避开了《自由权公约》的合理性审查，应该判明该措施是否对原告诉讼的实体权利本身产生侵害或者（即使有可能主张这样的侵害权利的行为）明确阐述丧失诉讼权利的合理理由。

欧洲人权法院对司法解释积累了很多案例。《欧洲人权公约》与《自由权公约》一样是以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而制订的，二者相关条款的表述中，包含对同一司法解释的，几乎完全相同。因此，监督《欧洲人权公约》履行的欧洲人权法院所明确的法理判断对《自由权公约》的解释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方向和方针。

《欧洲人权公约》的第6条第1项与《自由权公约》第14条第1项极为相似，对于此条款，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缔约国不以设立没有法理基础的新的实体权利为目的，而是以给予被认可的国内法权利程序上的保障为目的。”尽管欧洲人权法院对此达成了共识，但是，立命馆大学药师寺公夫教授在对相关案例的详细分析后，指出“裁定国国内法上是否存在有争议的权利，为此而出台一般性法规是相当困难的。总之，每个事件所主张的权利，基于该事件的具体情况，在国内法上仅以一定根据来争议判断是否拥有实体性。”与此同时，药师寺教授还指出：“人权法院不只是依据判例法充分认可国内法权利性的‘权利’，如果该权利有争议，则认可法院宽泛的解释，明确了第6条第1项有适用的可能性。”

依据药师寺教授的分析，即使是欧洲人权法院也会被问及“每个事件所主张的权利，基于该事件的具体情况，在国内法上仅以一定根据来争议判断是否拥有实体性”的问题，此外，“依据判例法充分认可国内法权利性的‘权利’，如果该权利有争议的可能”，认可司法有更宽泛的解释。

另外，司法解释权尽管有可以争得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也有依据合理的理由而受制于程序上的限制的情况。欧洲人权法院将合理的限制标准化，有如下解释：“该法院必须确认，其适用的限制不是以损毁权利本身的方法来制约或削减个人所被赋予的司法权。而且，如果不谋求正统的目的，且运用的手段和企图实现的目的之间没有合理性的比例关系之时，该限制与第6条第1项发生矛盾而不能成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通过一般性意见对上述司法解释权问题进行了阐述，即当限制不追求正统的目的或个人所赋予的司法权被限制致使其权利遭受损失时，将导致司法解释权被侵犯。（General Comment, No.32, para.18）

司法解释权的限制是否合理应该通过两方面来审查：首先，该限制是否追求正统的目的；其次，手段和目的是否成合理比例。欧洲人权法院在鉴别是否存在损害司法解释权的同时，也探讨是否有合理的替代手段能够保护实体权利。例如，国际机构内部的劳动纠纷审理，将司法管辖权免除（审判司法限制）作为解决纠纷的替代手段而进行合理的判决。意大利最高法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案件，也采取排除国内司法解释程序这唯一适当的措施，向有关个人直接提供能运用且可替代的国际司法程序。（Counter－Memorial of Italy, supra, para.4.92）

当然所谋求的措施是在不引发大规模且重大的侵犯权利的条件下，对司法解释权本身性质不发生损害的措施，其措施也是要求基本的比例原则的。当人权法、人道法遭受重大侵犯时，法律支配原则应该是让正义获得最大限度的回归，因此如果要限制司法解释权，就必须提供可代替而且有成效的措施。对于人权法、人道法遭受重大侵犯的受害者，一边阻断司法解释，一边又不提供有益的替代措施，这将使司法解释权利的本质遭受损害，也是对国际人权法的侵害。

回到本案，使原告丧失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权能正是阻断司法解释程序上的限制。诉讼权丧失的司法解释归结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同样用该条约“框架”来解释《日中共同声明》中的文字表述并做定论，这便是日本最高法院的见解，是被告国的主张。问题是尽管有措施限制司法解释权，但是以国际人权法为观点的司法讨论却从来没有进行过。原告方是否能争取实体性的权利义务关系，诉讼权的丧失是否受到不合理的限制，这些问题都必须从人权公约观点出发进行仔细、准确的研究。

更详尽的阐述如后所述。日本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对原告犯下了反人道罪。日本因违反国际义务而负有的国家责任不因《旧金山和平条约》、《日中共同声明》而解除，该责任延续至今。即使依据最高法院的理论，丧失的只不过是民事诉讼上的权利行使，但因违反义务而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本身则是不能解除的。如此严重违反人道法，原本就不可能依据违法国的解释而成为丧失诉讼权利的对象。违反国际人道法而导致受害的原告有权利依据《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以下称为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以及民法（不法行为规定）诉讼请求损害赔偿。此外，日本违反国际法持续至今，日本负有国家责任的解除义务，由于一直没有履行义务，原告至今仍蒙受其害，依据国家赔偿法也可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这样一来，对于在权利义务关系上主张充分争取诉权的原告，要使其诉权的丧失正当化，就必须明确其司法解释的限制是合理的。鉴于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的反人道罪而导致的损害，如果民事审判阻断法律路径，那么就必须提供可替代且有效的措施，如果不提供措施，那将损害司法解释权的本质。然而，借用一下国际司法法院使用“令人惊讶且遗憾”的表达，日本完全没有制订对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赔偿措施或者可替代的措施，今后制订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因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而遭受损害的原告，在没有可能提供有效的替代措施的情况下，如果剥夺其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那必将损害司法解释上权利的本质。

为了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日中共同声明》的解释必须符合自由权公约条款。条约与其他条约必须尽可能协调进行解释，如果条约间有可能存在协调的解释的话，那当然就应该采用其解释。人权公约将保护人的尊严具体化，更为强烈地要求实施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