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适度的合理性审查

如第三章所示，本案件有充分的根据争取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原告的司法解释应该被认可。然而，如前所述，司法解释权利不是绝对的，应受到合理的限制。因此，就需要探讨最高法院判决的“审判上的诉讼权能的丧失”的程序限制是否合理。是否合理应该通过两点审查来判断：首先，该限制是否追求正统的目的；其次，手段与目的是否成合理比例。另外，对权利的本质有损害的限制是不被容许的。

依据最高法院的判决，审判上的诉讼权能的丧失有如下理由：“旧金山和约框架是为了实现最终结束日本与联合国48个成员国之间的战争状态、面向未来构筑牢固友好关系这个和平条约目的而制订的。而如果在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又将有关作战中产生的各类请求权的问题留在事后个别行使民事审判上的权利来解决的话，那么这种处理方式无论对哪个国家哪国国民来说，将来都有可能负担缔结和平条约时意料不到的沉重负担，从而引起混乱，以至于妨碍实现和平条约的目的。”

也就是说，为了面向未来构筑牢固友好关系这个和平条约的目的的达成，避免相互过大负担在事后发生的事端便成了限制目的。为了达成该目的，采取了让原告丧失审判上的诉讼权能的手段。鉴于在国际法秩序中的和平条约的作用，其目的正统性没有异议。但是为到达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审判上的诉讼权能的丧失）同目的间的比例有重大疑义。

本案的问题在于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反人道罪而导致的损害，不仅是战争期间对私有财产的损害。对于财产损害案件的请求权，采取必要的手段，依据和平条约等让原告丧失请求权，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而反人道罪则是威胁国际公共秩序重大违法行为，需要特别注意。国际犯罪的违法行为而导致的损害与战争中发生的其他损害在法律上是不能等同处之的。

首先，1949年，日本也作为缔约国共同制定了日内瓦第4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公约第7条规定：“不论什么特别协定都不得对于本公约关于被保护人所规定之境遇有不利的影响，亦不得限制本公约所赋予彼等之权利”。第8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被保护人不得放弃本公约或上条所述之特别协定——如其订有是项协定——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这些规定明确指出，即使当事人不是国家，而是个人，也不允许在日内瓦公约框架外达成意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关系国际公共秩序的问题。

其次，日内瓦第4公约的第147条和第148条有如下规定（其他3条约也有同样的规定）:“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应系对于受本公约保护之人或财产所犯之任何下列行为：故意杀害，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学实验，故意使身体及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以及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与暴乱之方式对财产之大规模的破坏与征收。”“任何缔约国不得自行推卸或允许任何其他缔约国推卸，其本身或其他缔约国所负之关于上条所述之破坏公约行为之责任”。

作为国际人道法根本的这些法规，界定了国家无法达成让个人的权利受损或者为逃避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本国责任之类的协议。关于日内瓦公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这样评注的：“这些规定让以前诸条约的内在本质得以具体化，绝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制定的内容。另外对于缔约国责任条款，除了课以刑事处罚，还包含损害赔偿责任。”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将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原原本本纳入公约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该条款有以下的评注：“和平条约缔结之时，当事国认为条约是适当的，将原则性地处理一般的战争损害问题和挑起战争的责任问题。然而，对战争犯罪人的追诉是永远的，不会终止的，侵犯日内瓦诸公约以及本追加议定书而导致的受害者具有权利资格，不得拒绝对其的赔偿。”

依据和平条约来处理国家和个人的请求权是可以的，但是，以此来逃避国家本应负的责任、损害受害者个人地位则是国际人道法所不允许的。换言之，只要与日内瓦诸公约所体现的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要求相一致，那么请求权问题的解决才可以完成。

当然，最高法院没有表明请求权实体权利的失效，只是停留在丧失了依据请求权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权利。因此，审判之外的方式还有赔偿，这是根除反人道罪的途径。但是，无论是最高法院判决之时，还是如今现在，日本政府没有制订对原告的赔偿措施。在忧虑“沉重负担”事后将发生之前，却丝毫没有考虑对于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所导致的受害原告的赔偿措施。而且，除审判以外的方法，没有制订任何将来赔偿的计划。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而导致的受害者原告弃之不顾，始终逃避日本国应负的法律责任。

如本意见书第一章所阐述，将《日中共同声明》套用“旧金山和约框架”来解释在国际法上是没有根据的。《日中共同声明》是不应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解释的法律文件，应该作为独立的国际法文件来解释。正如最高法院判决所陈述的：“《日中共同声明》第5条规定……仅从语句来看，并无明示‘请求’的放弃对象，是否包括除国家间战争赔偿以外的请求权的处理，还有，即使已经包括了请求权的处理，那么是否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个人请求权，这些都不明确。”

关于共同声明的性质，新澙地方法院的判决（2004年3月26日第一民事法庭部判决LX/DB28092047）表明了具体的判断。判决阐述道：“日中共同声明，从语句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只放弃了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没有规定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个人对日本国的诉讼请求权，个人的民事诉讼权没有放弃。”通过对政府的见解和中国方面的见解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中共同声明以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没有放弃原告作为中国国民固有的民事诉讼权，日本法院可以对本案损害赔偿诉讼请求行使判决。”这样的判断也同样表现在已陈述过的其他中国人受害者的审判中。

如果诚实地解释《日中共同声明》，就难以得出“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权能丧失”的法律解释，然而，将《日中共同声明》强行纳入“旧金山和约框架”的解释则是在国际法上重蹈错误的证据。

综上所述，将“旧金山和约框架”植入《日中共同声明》，让诸原告丧失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权能，这在国际法上是没有根据的，依据没有根据的法理，将导致违背日内瓦诸条约所体现的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要求的行为、事态。因此，限制司法解释的手段不当，使其手段与目的比例失衡而导致了不合理的法理。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替代措施，甚至连采取措施的计划都没有；使得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而导致受害的诸原告，丧失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权能的做法，这等同于对司法解释权本质的损害。让诸原告丧失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权能的做法，依据以上理由，就是对自由权公约（特别是第14条第1项）所规定的司法解释权的重大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