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陆海军航空战力的诞生与扩张的轨迹

一 日本的航空战力

首先简略记述日本帝国陆海军的航空战力诞生的经过（飞行船时代省略）。

陆军的首次飞行——1910年，德川好敏大尉、日野熊藏大尉（地点均在东京的代代木练兵场）

海军的首次飞行——1912年，金子养三大尉、河野三吉大尉（水上飞机，地点均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北部的追浜）

陆军航空队——1915年，航空第一大队成立于埼玉县所泽机场。

海军航空队——1916年，横须贺航空队成立。

陆军轰炸机部队——1925年，飞行第七连队成立于静冈县滨松。

海军陆上攻击机部队——1936年，“木更津航空队”“鹿屋航空队”成立。

美国的莱特兄弟（Wilbur Wright, Orville Wright）研制带有发动机的飞机，成功于1903年。如果考虑到飞机在军事航空中的应用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为契机，从上面的简表可判断日本的航空战力建设与列强大致相当。顺便说一下，英国的空军（Royal Air Force）在1918年独立编制，意大利的空军（Regia Aeronautica）在1923年，法国的空军（Armee de lair）在1928年，德国的空军（Luftwaffe）在1935年分别创立。日本和美国都没有采取创立独立空军（日本称之为“纯正空军”）的方向，而是陆军和海军各自建有航空队，推行开发新型飞机的政策。

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倾力于空军的建设。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尚无实战运用的机会（德国空军秘密参与1936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并在1937年4月26日轰炸了格尔尼卡以及意大利空军1938年3月对巴塞罗那的空袭等为少数例外）。与此相对，日本航空战力的情况，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满洲事变”“上海事变”（第一次和第二次）及“支那事变”等名称下的实质性战争中持续着，因而日军通过这些不间断的实战去开发新型飞机和习得航空战术，特别是海军航空队将这些机会当作对美国空战的训练场所。于是新型飞机和新型炸弹的开发就急迫起来，例如像大西泷治郎执笔的《关于航空军备的研究》（1937年7月）和海军航空本部长井上成美（前“支那”舰队司令部参谋长）执笔的《新军备计划论》（1941年1月）那样，出现了根据在中国的战训而主张“海军的空军化”的论文。海军很快就在积极进行城市无差别轰炸的背景下，介入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确切无疑的。

其次，追寻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在中日战争开始（1937年7月）以前参加实战的踪迹，就可知其在中国战线上的许多航空战经历，为同时期他国所未见，理解其原委并通过对之进行分析，就能判定其中存在着与“重庆大轰炸”有若干相似的先例。也就是说，“重庆大轰炸”并非突如其来的飞跃现象，而是在侵略中国的战争过程中逐渐准备而累积起来的，是领先于他国而实行的轰炸不断扩大的结果，此可谓其特征之所在。下列三例都是在以中国为战场的全面战争开始前，对城市街区进行的轰炸。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青岛轰炸”（1914）

○“满洲事变”时的“锦州轰炸”（1931）

○第一次“上海事变”时的“上海轰炸”（1932）

日本陆海军的航空机用兵思想，自最初的“青岛攻略作战”以后，就一以贯之带有可称为“城市轰炸”的胎记。在对美国开战之前，日军飞机的轰炸对象都是中国的城市。日本的航空机用兵思想从摇篮时期开始，其实践场所一直都是中国各地的城市（即使日本海军将目标设定为美国而日本陆军将目标定位于苏联）。在这一时期，虽然从作为海军航空运用规范的《海战要务令》里面看不到1940年出现的“要地攻击”（城市轰炸）这个概念，但从实际状态来看，与该概念相类同的轰炸方式已经开始被尝试。在此意义上，“重庆大轰炸”是一个重大的飞跃，但就其思想的形成与平整土地般的试行而言，则可谓已经开始实行了。

二 青岛作战中的轰炸

下面简略回顾航空战力在青岛作战中的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站在英法一侧对德国宣战，为夺取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的青岛要塞而出兵。陆军的“独立第十八师团”以莫里斯·法尔曼（Maurice A. Farman）型航空机4架、纽波特（Nieuport）型航空机1架，临时编成了“派遣青岛航空队”。海军在水上飞机母舰“若宫”上搭载法尔曼型航空机4架，并将之开到了胶州湾。在大约两个月间的攻略作战中，陆海军航空机进行了侦察、轰炸和空中作战。其对城市街区进行的轰炸，在战史丛书中的《陆军航空的军备与运用（1）》里有如下记述（第52页，其子目为“城市轰炸方法的启示”）：

 

（1914年）11月，陆军航空队试行轰炸了青岛市街地。对于要塞的坚固堡垒，野炮的攻击效果很小，于是判断不如通过轰炸其后方的城市街区来搅乱后方乃至摧毁其统帅指挥组织而更为有效。这种战法的实际效果虽有所不明，但与其后盛行起来的政略、战略要地轰炸方法是相通的。

 

航空战力在青岛作战中的运用，可以认为是“重庆大轰炸”的起点。海军的水上飞机也对港口和陆地进行了轰炸。根据同是战史丛书之一的《海军航空概要史》的记述，关于其进攻方法，具体情形是“由于当时尚无炸弹和轰炸瞄准器，就给8厘米或12厘米直径的炮弹临时安上尾翼，将之吊在航空机体上，用手制瞄准器进行瞄准后，用小刀割断吊着炮弹的绳索，将之投下”。这虽然在规模、方案、方法诸方面都无法与“重庆大轰炸”进行比较，但从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最初的战斗经历来看，其明显有意实施城市轰炸的事实，则是不应该忽视的。“其后盛行起来的政略、战略要地轰炸方法”，其典型事例就是“重庆大轰炸”。

三 满洲事变与锦州轰炸

接下来检证满洲事变后的锦州轰炸（1931年10月8日）。这次作战是关东军独断专行进行城市轰炸的先例。关东军航空部队早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就对失去了根据地奉天（今沈阳）的张学良政权的集结地——辽宁省锦州市街区进行了轰炸。关东军发表的情况如下：

 

本军为确保所占据地区内之治安，巩固解决满蒙问题之基础以及出于自卫之考虑，认为尽速驱逐锦州政权而拔除其策划根源乃绝对紧要。然如果为此而使用地面部队，则为周围之形势所绝对不容，故而除动用飞行队实施轰炸以外别无他途（中略）。以侦察敌兵移动情况之任务而被派遣之我方飞机，找到由打通线南下之敌方军队，实施轻微之轰炸行动；但基于中枢当局事件不扩大之立场，亦对军方严加注意。

 

另据《战史丛书》之一的《陆军航空的军备与运用（1）》，其中明指锦州轰炸是“关东军的独断专行”（第333页）。

 

本次轰炸由两位中队（独立飞行第八、第十中队）长协同进行，用（从中国东北军）没收而来的波特（Potez）式轻型轰炸机5架和八八式侦察机6架所组成的攻击队，在10月8日正午由沈阳进发，在高度约2000米的空中，对在锦州的东大营和交通大学（推定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就在其中），投下了25公斤重的炸弹75枚，取得了具有相当命中率的战果，但也有一些落到停车场附近。其后八八式侦察机径直返回沈阳，波特式轻型轰炸机经由大石桥机场返回沈阳，均平安无事。

同一天黄昏，据关东军向中枢部门发出的报告要旨，则谓其派遣该军飞行队的目的，是侦察在锦州的残败敌军等的情况，因受到地上敌军的攻击而轰炸了中国军队。强行实施本次轰炸的策划者是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大佐和航空参谋塚田理喜智少佐。其原因是在锦州的张学良政权能够对今后的满蒙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要对之预防并压制。

本次轰炸在事前没有与参谋本部的派遣班进行联络，桥本少将愤怒地责难了石原参谋，但石原参谋却回应其干扰、侵犯了关东军司令官的统率权。

 

“锦州轰炸”虽然在日本军队中枢部门与关东军之间一时造成了不和，但其结局是参谋本部方面追认了现地部队的行动。另外，包含本次作战在内的“满洲事变”引来了国际上的关注。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并做出谴责日本的决议，成为日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发端。国际联盟理事会1931年12月根据中国代表的提诉，决定邀请美国（国联的非加盟国）的观察员并派遣调查团赴当地调查，于是以英国人李顿（Victor A. G. B. Lytton）为委员长，包括美国人麦考（Frank R. McCoy）少将在内的5名委员前往中国东北调查，并在1932年10月公布了《报告书》（李顿报告书）。其内容关涉“满洲事变”的发生原因、满洲问题的整个历史背景及对日本的劝告等方面，而关于“锦州轰炸”，则在其“第四章1931年9月18日当天及其后在满洲发生的事件之概要”中有所记述：

 

据日本方面所云，轰炸主要是以设有官厅部门的兵营及交通大学为目标，但使用武力轰炸交通大学是缺乏正当性的，并且轰炸的地区在事实上是否就限于日本方面所主张者，尚有疑问。据路易斯氏（中国政府的名誉顾问，美国人）所云，兵营全无异常，投下的许多炸弹落在锦州市内，也有落到医院和大学建筑物上的。轰炸的指挥官在轰炸稍后就对新闻记者说，来自长春的4架飞机在10月8日上午8点30分接到飞向沈阳的命令；但该地4架飞机与多架飞机相合，由侦察机6架、轰炸机5架编成一队，满载炸弹及燃料，被派遣到锦州，下午1点抵达，在10分至15分钟内投下炸弹80枚，而后才直接飞回沈阳。据路易斯氏所谈，中国军队没有应战。

 

如上所述，对日本一方所主张的“军事目标主义”，调查团是存有疑问的。另据《日本外交史辞典》（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外交史辞典编纂委员会，1992）的解说，在“锦州事件”当时：

 

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1架飞机轰炸在锦州的中国军队兵营及其他设施，并用机关枪进行扫射，导致340人负伤。石原莞尔中佐也同往而行。日本军队攻击远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铁路沿线的锦州，受到内外的关注，美国抗议日本轰炸不设防城市，英国提请日本注意保全有该国投资的京奉铁路。

 

由上所述，可将“锦州轰炸”视为“重庆大轰炸”的先例（虽说是小规模的）。

四 第一次上海事变中的市街轰炸

1932年1月，受“满洲事变”的波及和影响，“第一次上海事变”发生了。上海由于被《用兵纲领》及《海军年度作战计划》（详后）等视为日本海军的警备区域，故而海军特别陆战队立即被派往上海作为登陆援护作战的一环并由海军航空队实施了轰炸。主要的战斗围绕上海市内街区进行；而由于上海是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租界相共存的国际城市，对其空袭就产生了与以前所不同的受害样态。

下面引用《战史丛书》之《海军航空概要史》《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中的部分记述：

 

（1932年）1月29日战斗开始。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为支援陆战队，在当天出动10次共25架飞机。冒着敌军猛烈的炮火，在陆战队正面的低空，进行精密轰炸，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陆战队的作战做出了贡献。伴随着加贺号和凤翔号两艘航空母舰的参战，航空作战从陆战队的正面上空对敌军进行攻击，扩大到对附近的敌军航空基地进行攻击和压制，对敌军后方要地和联系通道加以攻击。又由于陆军航空部队的筹建完成，陆军飞机主要用于直接协同各师团作战，海军飞机则主要用于陆战队正面的第一线及其后方阵地，摧毁主要铁路和敌军的增援补给基地并接受远距离侦察及防空任务。（中略）在这次作战中，海军航空部队最为倾力而施展真本事者，可以说是协同陆战而进行的精密轰炸。特别是在敌我第一线相对峙的最近距离，在各国权益相交错的城市街区而其被敌军利用来构筑阵地之处所进行的轰炸都有精密度的要求，而海军航空队很好地实现了其目的；可以说这是由于通过海上目标而锻炼出来的技术力和传统的士气所致。

 

《战史丛书》的记述所强调的是“精密轰炸”（军事目标主义）。但海军航空的先觉者和田秀穗大佐（担任航空母舰舰长等职，后升任中将）在《海军航空史话》（明治书院，1944）第203页“上海事变”的条目下回忆道：

 

海军的战斗任务不用说就是获得制空权，但也在于进行侦察和空中扫射、轰炸及威慑等，而其中最有效果者还是轰炸。不过，不是像今天这样急降而下，而是在300米左右的高度进行轰炸，且因其在租界旁边，能清楚看见炸弹的落下。一旦落到地面，就激起猛烈巨响，呈现出连人马也被炸翻到空中的壮观。

 

另在《李顿报告书》第五章（第101页）也有对当时“上海事变”的记述：

 

2月28日（1932），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军队被迫撤退后的江湾西部。同一天，吴淞要塞及扬子江上各炮台，再次遭到来自空中及海上的轰炸，轰炸机在包含虹桥机场及铁路在内的全部战线上活动。（此处的英文表述为：“bombed from the air and sea bombing planes operated over the whole front. ”）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史辞典》中的“上海事变”条目，将其起因记述为“1932年1月18日，日莲宗僧侣与信徒一行5人，在公共租界东区巡游时，遭到中国民众的袭击，3人负重伤，1人死亡。这一袭击事件，系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的阴谋，最初是计划袭击朝鲜人”，认定了这一事件是源于日本方面的谋略这一事实。该辞典对于上海市内街区的战斗，也认为是由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挑衅行为”，并且有以下记述：

 

从1月28日开始到3月3日为止的36天的战斗，使日本军队的死伤者达到3091名，这与上一年9月起到今年3月为止日军在满洲的死伤者1199名相比较，可判明上海之战的激烈程度。但受害最为悲惨者还是上海的中国市民，其死亡和失踪者高达约2万人，房屋全毁和半毁者高达16万户。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目击并记录了上海空袭的情景，其记录的部分内容被《李顿报告书》引以为据：

 

不断的枪声加上闷重的爆炸声在鸣响着，几架水上飞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着。有两架飞机急降而下，其银色机翼上印着的太阳旗（日本国旗）鲜明可见。

“不得了啦！这些家伙要轰炸啦！”英国人喘叹道。但见两架飞机的机头一扬，两颗白色的炸弹就朝着地上落了下来。脚下的土地在摇晃，木头被炸得飞上了天。这使得火车站对面缓缓升起一股浓烟，但很快就变成红色的火焰而燃烧起来。（中略）

空袭持续了将近一小时，水上飞机各自投下四五枚炸弹，随后就为了补充装载而飞返基地而去。与高性能的“空中鱼雷”一块，装有50磅乃至100磅硫黄的燃烧弹被投下，轰炸了中国市民密集居住着的街区。这次空袭毫无预兆，居民们来不及避难，有好几十人被炸得粉碎，上了天，或是转瞬间被蔓延燃烧的烈焰所烧死。

中国的文化产业中最大规模而且最为现代化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之一的商务印书馆，从一开始就成为反复被轰炸的目标。该建筑物在当天下午一点稍前被炸得起火、燃烧，之后持续了好几天。

 

从以上的记述也可看出轰炸上海的无差别性质。《日本外交史辞典》中所说的“死亡和失踪者高达约2万人，房屋全毁和半毁者高达16万户”，虽然不是都由空袭所导致的，但《战史丛书》记载的“精密轰炸”这一表述却显然有虚构和夸张的成分。此点也可由当时的投弹技术来证明。

据《日本海军航空史（3）制度·技术篇》记载，海军航空机使用的轰炸瞄准器，本是从德国购买的波依科夫式，但经过国产化，“制成为九零式一号轰炸瞄准器（一号表示其光学系列），到战争结束时都一直被当作主力瞄准器而使用”。（第686页）根据使用者的要求，也采用了对偏流、偏差修正装置等有所改造的“二型改五”号，但后者的轰炸精度，1941年在4000米高空投下的弹着点平均偏差量为63米，1944年在1000米高空投下的弹着点的远近偏差为30.4米、左右偏差为22米。（第696页）由此可以认为，所谓1932年在上海市内街区被彻底执行的、仅攻击军事设施的“军事目标主义”，从瞄准器的能力来判断，这也是不可能的。

五 小结

将上述三个战例与“重庆大轰炸”相叠合，日本军队飞机所实施的城市轰炸的系谱就很鲜明地显露出来了。也就是说，通往“重庆大轰炸”的道路并非始自中日战争，其立意应溯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青岛轰炸”，而其进行市街轰炸的原型到“上海事变”时得以确立。如果加以严密的比较，则可知“重庆大轰炸”并无地面作战相伴随，而是用更大规模的形式来单独使用航空战力即空军的力量而进行的“战略、政略轰炸”（后述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将之称为“战略轰炸”——Strategic attack）。另外，上述三个先行的战例，由于是来自地面战斗的派生作战乃至协同作战，故而可叫作“战术轰炸”；但这样的概念间的差异，对于受害方来说并不具有显著的意义。因此，城市无差别轰炸的萌芽，在日本对华战史中很早就表露出来，形成“上海轰炸”（始自1932年1月29日）到“南京轰炸”（始自1937年7月）再到“重庆大轰炸”（始自1938年）的历程，这一历程可以说是世界上城市轰炸的源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1940年开始，对柏林、伦敦、德累斯顿，还有对以东京为首的日本各城市所进行的无差别轰炸，全都处于其延长线上。“重庆大轰炸”在世界航空战史和中日航空战史上，正好处于交叉点的位置。由此观之，如果今日站在以“重庆大轰炸”为是的立场，那么对于以色列空军飞机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实施的“精密攻击”，或者对于美国军队在阿富汗进行“无人驾驶飞机的轰炸”，就该三缄其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