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其人

杨增新字鼎臣，是云南蒙自人，生长在没落的大家庭中，进京考中进士后，因为家境寒苦，请求外放，派赴甘肃。离京赴甘前，曾回家一行，及离家时因雇不起车轿，他牵了一头毛驴，太太骑在上面，就这样经由四川走到天水，在天水得到一个朋友的帮助，舍驴乘车，才顺利的到达兰州。到达兰州未久，即出任天水县知事，因政绩卓著，旋调河州州官（临夏），河州汉、回杂处，素称难治，况此时“回乱”甫平，荆天棘地，百废待举，而他在那里一做就是七年，卒致地方安定，人民安乐，获致了一个“杨青天”的尊称。他在河州创办学校，亲执教鞭，以后奉调甘肃文高等提调，并兼陆军小学监督，为甘肃培植了很多文武人才，近三十年来，在甘新军政界崭露头角的人物，多半都是他的学生，尤其在新疆甚多人担任军政界的重要职务，金树仁即是他的学生。光绪末年，杨氏由甘肃奉调至新疆；先任甫南疆阿克苏道尹，旋晋京“陛见”，自京归来，即升臬台，历任要缺，皆以廉能闻。辛亥革命成功，杨氏以机智，从新疆巡抚袁大化手中取得政权，出任新疆省督军兼省长达十七年之久。杨氏以学识渊博、眼光远大、手腕灵活、精明强干著称，但亦如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一样，遇有必要时他的手段亦是毒辣无比的。

无论冬夏，杨氏每晨四时即起床读书，写补过斋日记，读书时高声朗诵，一如学子，晚年喜读老子《道德经》。七时开始办公，批阅公事。所有各区、县、局以及军事方面的公文，都先直接送达其内收发室，杨氏自州县起家，对于处理公文极其熟练，一天要看几百件公文。新疆老百姓都相信他，遇有冤屈，甚至家庭中的夫妻纠纷，琐屑私事，都要上个禀帖要求他排解判断，老百姓以为“只要将军知道，一定得到公平解决”，因此又增加了杨氏的负担，可是杨氏不遗巨细，一一答复解决。杨氏看公文时，旁边有位秘书负责拆封，然后将公文递于杨氏，杨氏将公文摊开，无论十页八页（那时新疆用折子，格式既老文字又长），左中右一目十行的看过去，立刻就加批语，然后发交各厅处分别遵照办理，如系维、满、蒙、俄文文件则先交翻译，所加批语极中肯，十九都针对着公事的扼要点，而且一日的公事一日办完，决不拖到明天，所以那时新疆的行政效率颇高。午后休息两小时或打坐或午睡，在此时间内决不许人打扰。二时以后又继续办公，签署各厅处办好送来的公事，下午办公时间本规定至六时为止，但杨氏个人并不守此规定，晚餐以后仍继续办公，此时所有办事人员皆已下班回家，惟独白发苍苍的杨氏，还在那里矻矻不休的为国操劳。有时与来见的厅处长谈公事或谈天，但至九时必就寝。那时在迪化市面可以买到俄制沙发软椅这类家具，但在整个将军衙门内，连接待外宾的签押房在内，找不出一只沙发或软椅，所有家具完全是本地木制品，而所有窗户顶棚墙壁亦一律是以和阗桑皮纸糊的。杨氏对饮食亦极随便，他的家属住在三堂侧院内，平日自在家里吃饭，如有一二普通客人就在办公室外面一间屋子里开饭，他吃饭的习惯总是夹面前放置的那一样菜，无论是豆腐或者青菜，从不夹另一碗的菜，有时有人说明某一样菜是特添的，而且很好吃，他这才尝尝，他吃饭很快，总是先吃完，说声慢吃，就起来走去，他除了工作读书以外，没有什么娱乐，有之则在年节和同僚们打打纸牌而已。他不吸烟不饮酒。他字写得很好，但向不为人写对联中堂之类的应酬文字，如有求者则说：“我的字不像东西，如果好，早该点翰林了，现在如给你们写了，以之装饰门面，夸耀乡里，待我一旦死去，这种烂纸，连存放的地方都找不到！”他的医道亦很高明，但不给他家里人治病，他说：“在兰州时，有一次瘟疫流行，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治死了，从此不给家里人治病，为自己亲人治病关切过度，斟酌再三，竟不知下什么药才好，结果适得其反，这固是私心在作祟，抑亦人情之常也。”杨氏亦富幽默感，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乡想恭维他几句话，就说：“将军在民初喜用重典，而如今则宽大为怀。”杨氏听说，喔了一声，说道：“民初是凶恶棍徒，而今则阿弥陀佛。”弄得这几位同乡不好意思起来。又有一次杨氏由外面回来，看见一个班头模样的人，领着一个戴手铐的“犯人”站在三堂旁边，杨氏就问：“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这人见问未报姓名，竟抬出他的大官衔，答：“我是昌吉县三班老总，押解犯人来的。”“喔！你就是那个‘老而不死是为贼’，总而言之，不是人的那个东西。”说完径自进去，弄得这位老总莫名其妙。因之他的生活简单，衣着亦朴素，严肃亦轻松，不讲享受，没有娱乐，十七年如一日，全副精神都放在如何保卫这块领土的工作上。遗著有《补过斋文牍》及《补过斋日记》，流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