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

——盖尔纳

人类宣传活动的历史很悠久。已有学者指出，宣传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观念，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方式，它在原始社会中就产生了。至于政府主导的舆论“宣传”二字，见之于文字记载的，在中国最早可上溯到汉代末期的《三国志·蜀志·彭羕传》，文中写道：“先主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挥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在国外，1622年教皇格利高里五世在罗马创办了天主教“信仰宣教圣公会”，并借用古老的词汇“propaganda”表达宣传的概念。到了近代，随着现代报刊或印刷产业的兴起，直接催生了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此举不仅加强了政府与报界的联系，而且也为政府宣传提供了更便利的工具。美国学者麦金农指出，就中国而言，新兴的激进主义政论报刊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出现创造了一个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这使得辛亥革命的发生成为可能。

诚然，舆论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堪居首功。民初言论界巨子梁启超曾说：“然则谓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实际上，很多同盟会分子或革命党人都是记者出身或有过办报经历。进入民国以后，早先有过报人生涯的革命人士和立宪派分子联袂进入政界，成为令时人瞩目的“民国新贵”，这批人是舆论宣传的受益者，主政以后，自然对于舆论宣传也格外重视。比如，梁启超就建议袁世凯应“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

民初言论界巨子 梁启超

民初正值中国内政外交的多事之秋，如1915年的日本二十一条，1916年的天津老西开事件，1917年的府院之争，1918年的反对中日军事同盟，1919年的五四运动等，北京政府在上述外交危机中如何利用公众舆论作为政府外交后盾，就值得深入研究。然而，过去大陆学界受革命史观的影响，导致很多学者的问题意识多限制在“党和人民如何在北洋政府时期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方面”，而鲜有从正面的角度探讨北京政府在内政外交事务中所进行的舆论宣传。近来，已有部分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注意到北京政府在外交事务中的宣传运用，但不是作为他们研究的专题，而是附带论及，使人无法窥其全貌。有鉴于此，本章将以北京政府在民初外交事务中的舆论宣传及相关的民族主义作为考察对象，探讨北京政府与报界之关系，报界与民初民族主义的传播，以及民族国家认同观念对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