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的若干思考

王英

提要 滇缅公路危机是海内外学界的一个关注热点。国内学者主要从厘清英国与危机关系、国民政府外交行为、中英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两国远东政策、日本战争决策等视角进行观察，他们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海内外学界，对危机的叙述和论断仍存在歧见，未来的研究需要注重加强与危机相关的细节性探讨，同时转换研究视角，加强发掘、整理及利用与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相关的一切史料，在充分占有及研读史料的基础上，对滇缅公路危机做出客观评价。

关键词 滇缅公路危机 中英关系 抗日战争

1940年6月，日本为加快攻陷中国、打通“南进”通道的步伐，武力胁迫英国封锁由其控制的中国接受外援的重要通道——滇缅公路，由此引发英、日、中三国长达三个多月的军事外交危机，史称滇缅公路危机。滇缅公路危机对于远东战局产生深远影响：英国暂时免于两线作战的境地，日本获取进攻中国和东南亚的绝佳战机，中国抗战陷入困境。滇缅公路危机，长期以来是国内学界的关注热点。英国是滇缅公路危机的重要决策方，因此厘清英国与危机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研究的起点。徐蓝在《英国与滇缅公路危机》一文中，将考察视角对准中、英、日三方，通过对大量英文、日文外交档案的梳理，较全面地呈现了英国处理危机的进程。在她看来，英国对于滇缅公路危机的态度，是其长期对日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一书中，徐蓝通过对1931～1941年中日战争期间不同阶段的典型事件进行分析，说明英国对华政策的发展演变，强调滇缅公路危机是抗战以来英国最后一次对日实行绥靖政策。徐蓝对于滇缅公路危机的评价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除此之外，其他学者对于滇缅公路危机也有不同层面的探究。萨本仁、潘兴明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将滇缅公路危机置于中英关系历程中加以考察，其结论是：中国国力虚弱，力争英国支持，而英国却只根据自身实际利益来制定对华政策。王建朗的《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考察之二》一文，从英国所处环境、禁运造成的实际危害、危机中要求议和的对象、英国决策人物对议和的想法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英国处理滇缅公路危机的过程，认为无论是从动机还是从内容来讲封闭滇缅公路与“慕尼黑”都有很大差别。总体来看，近年来国内学界几乎都是将滇缅公路危机置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因而对于危机前后英国的态度或政策加以批判。

抗战时期，中国战争物资主要靠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家援助，因此争取外援、保证外援输入安全是国民政府外交工作的重点。滇缅公路危机主要关涉外援输入通道问题，因此妥善处理危机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国民政府如何处理滇缅公路危机呢？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利用国民政府的外交档案，分析这一时期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的政治行为，阐释了他在英美之间谋求滇缅公路危机解决的努力。左双文《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一文，利用《王世杰日记》《王子壮日记》《冯玉祥日记》《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徐永昌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等丰富的一手文献，从外交史角度分析滇缅公路危机期间国民党高层的外交谋略和应变之举，对滇缅公路危机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进入21世纪后，英国档案文献尤其是外交文献的大规模解密有力地推动学界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的研究，出现了以杨东《再谈滇缅公路的关闭——英国外交部决策》为代表的新成果。该文通过解读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还原了英国外交部面对危机时内部冲突、态度变化以及处理此事件的原则和妥协，认为在危机中英国通过对日妥协换取远东和平，做出了特殊努力，与《慕尼黑协定》有本质不同。该文建立在非常翔实的档案文献基础之上，分析深刻，说服力较强。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滇缅公路危机的研究比较深入，资料运用翔实，其研究内容和范式由厘清危机发生的本源转向分析中英（外）关系、中国外交特点，并再次转回事件本身。具体来看，滇缅公路危机发生时，英国对策及其演变、国民政府外交转向、日本战略谋划得以厘清并有新进展。在中英关系方面，学界普遍认同危机发生时，英国牺牲中国利益是其对日妥协的表现；日本对华战略方面，日本是结合当时国际战争局势，在“南进政策”指导下，利用英国外交特点实施尽快占领中国的政策。在滇缅公路危机研究中，国内学者也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英国在危机中，曾尽量争取自主权并为中国谋取部分利益，并且希望中日之间达成“和解”；二是美、苏两国也都不同程度介入危机，并对危机的走向产生一些影响力。不过，学者对于这些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关注相对较少，长期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式”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对这些问题的重新审视。

以上是对国内学界研究成果的一个简要评述。事实上，国际上尤其是英、日、美等国学者对滇缅公路危机问题也有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入手，做了一些开拓性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轰炸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英、美与日本长期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滇缅公路危机正处于英、美与日本关系转变的关键节点，它因此成为英国学者考察的一个重点。彼得·洛在《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1937～1941）》一书中，对滇缅公路位置、作用、地位以及英国处理危机时本土与殖民地、外交部与战时内阁意见及分歧，英国与日本关系变化等做出全方位透视，最后作者认为，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这一决定“虽然是不必要的，但是在欧洲战事紧张的情况下，避免冒险依然是明智之举”。安东尼·贝斯特在《英国、日本和珍珠港（1936～1941）》一书中，按照危机发展进程，将其分为六个阶段；通过英国与日本在这六个阶段的交涉，说明滇缅公路危机不是一场而是一系列证明日本难以被“绥靖”的危机。该书特别将视角对准克莱琪，以及英国与苏联、美国、日本的互动，通过比较形成对当时历史背景真切的叙述。

滇缅公路危机处于英美在远东“主导”地位更换的重要时期，美国学者尼古拉斯R. ·克利福德在《撤离中国（1937～1941）》一书中，通过分析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一系列行为举措，说明英国一直将远东置于欧洲事务之下；滇缅公路危机发生的过程也是深陷欧战危机的英国谋求将美国推上远东主导地位的过程，滇缅公路的封锁预示着英国退居“幕后”，美国走上“台前”。日本是引发滇缅公路危机的主要国家，该国学者主要是将其置于“南进政策”之下进行阐述。其中有相当影响的是《重光葵外交回忆录》。该书虽是回忆录，但笔触严谨，提及了近现代日本外交史的重要内容。作者认为，外务省要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然而对国际形势误判的军部在控制日本局势后，却主动挑起危机，其应负主要责任。

由此可见，海外学者较早就从不同角度入手，对滇缅公路危机进行研究，其中对危机发生时的国际形势、各方决策细节都有相对深入的考察和评说，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同时，不足也是存在的。首先，他们在研究中，较少关注中国方面的行为，对危机的叙述和论断存在片面性问题；其次，研究的视野仍受限制，各国学者因立场不同对危机的评价，尤其是对英国的评价有较大差异。总之，厕身于不同环境之下的海内外学者对危机的叙述和论断仍存在歧见。有鉴于此，笔者就如何深化滇缅公路危机研究提出几点思考。

首先，要加强对滇缅公路危机的细节性探究，进而为研究的深化提供基础。细节性探究绝非将与危机有关的细枝末节史料进行简单堆积，而是通过对危机相关的重要细节进行剖析，挖掘危机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使相关研究更加充实、有说服力。正如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所言：“期望发现重要细节并准备向它敞开心扉，从而让细节披露事件的真相，这是历史学家一半的研究装备。”在此强调的细节，主要是滇缅公路运输量变化，重要外交官以及最大援华国苏联在危机中的表现等。

封锁滇缅公路使援华物资输入受限是日本挑起滇缅公路危机的主要目的，英国也因同意日本此要求而饱受批评。滇缅公路封锁后，援华物资量的变化，直接关涉我们对滇缅公路危机本身的评价，但到目前为止关于援华物资量的变化都只是推测，并没有准确数据。因此，未来我们需要调查清楚在封锁期间，每月通过滇缅公路输入的援华物资量如何、同比和环比有何变化，封锁期间中国接受的所有援华物资又是多少、同比和环比是怎样，受危机影响而减少的援华物资又有多少。这些细节研究清楚后，我们才能对危机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做出更客观的评价。

在滇缅公路危机中，著名的外交官如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Earl of Halifax）、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 Craigie）、日本外相有田八郎（Hachiro Arita）、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Mamoru Shigemitsu）、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蒋介石私人代表宋子文等彼此间的交涉与个人行为，对于危机的发展走向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在危机发生过程中，这些外交官考虑的重点是什么，其背后所代表的利益团体又是怎样，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目标达成如何，在危机的爆发、延续和解除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厘清这些关键人物的行为特征，有助于把握各国外交和决策的特点，实现历史研究的价值。

在滇缅公路危机中，英、日、中三方处于矛盾的中心，美国是重要的“第四方”，他们的关系和作用已经明确，但是还有一个大国对于危机的影响不容忽视，那就是苏联。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就大幅度增强对华援助力度，不过其与日本也有联系，同时与中日双方又都有嫌隙，英国在对日谈判中曾试图用苏联制衡日本，苏联是第一个批评英国封锁滇缅公路的国家。危机之中，中国是否争取苏联来支持自己，滇缅公路被封锁后苏联援华物资如何输入中国，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在此过程中苏联与各方之间复杂奇诡的外交关系又是如何变化，各方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争取有利局面，这就需要结合各国档案进行深挖，以实现对危机研究的深化。

其次，需要转换视角，关注中英两国社会各方在危机前后的真实反应，尤其是了解英国政府、议会和民间对危机的实际应对，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分析英国的行为，进而对滇缅公路危机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透视和分析。

一般谈到滇缅公路危机，国内学者即批评英国不顾中国抗战需求对日妥协，甚至指责英国推行对日绥靖政策；而英国学界则强调英国是在万不得已之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诚然，在危机中英国确实从自身利益出发，为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而不断妥协退让。然而，因为中英两国国情和受危机影响程度不同，所以我们只有将英国的行为放回历史场景，在国家政策行为的语境下推敲英国为何制定这般政策，尤其是其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照顾到中国“情感”，出台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进行利益倾斜，政策的执行是否考虑到尽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不良影响；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滇缅公路危机解决方案的最低预期是什么，英国的解决方案多大程度上偏离中国的预期以及滇缅公路的封锁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事情本质，推动滇缅公路危机研究更加深入。比如英国外交部在进行决策时宣称雨季封闭滇缅公路对援华物资输入影响有限，这一说法是为了敷衍中国政府，还是经过了严密的考察？因为封闭滇缅公路而减少的运量，英国是否考虑到解决方案？英国在与日协议中说明封闭公路三个月是希望中日在此期间能够商讨出解决战争问题的一揽子方案，英国基于哪些思想的影响而要求中日和谈，其是否确信中日之间有和谈可能，其对日本、对中日关系、对英日关系的定位又是怎样的？笔者从英国战时外交档案中发现，在制定滇缅公路危机政策时，英国外交部关于滇缅公路三个月雨季的运量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实。可见，英国在危机处理中极其审慎。当然，对此我们还需要再进行综合分析考证，才能得到更加准确的答案。

抗战以来，英国一直有一股支持中国的民间力量。商人团体如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imited）、壳牌石油英国分公司（Shell Chemical UK Limited）、英美烟草集团（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Group）等一贯要求英国对日强硬；社会团体如中国协会（China Association）、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China Campaign Committee）、英国国联同志会（The British League of Nations Union）等坚决支持中国抗日，对于封锁对中国抗战极其重要的滇缅公路，这些民间团体极其反对，他们不断提出抗议。对于英国社会各方对危机的真实反应，目前较少关注。英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民意会影响政府行为，这些民间团体在英国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在英国议会讨论中，这种民意是否被有效代表？中英之间是否在进行民间外交活动，这种民间外交是否发挥了有效作用？这些内容都关涉危机对英国社会的实际影响以及中英关系，值得继续探讨。

最后，在史料方面，要加强发掘、整理及利用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相关的一切史料，在充分占有及研读史料的基础上，对于滇缅公路危机做出客观评价。众所周知，“论从史出”，只有拥有丰富的史料，关于滇缅公路的众多研究设想才有可能实现。虽然滇缅公路危机只有四个月时间，仅涉及两方五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中、日、英、美、苏，但其包含的内容却比较丰富。因为危机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行为，而传统史学隐含着民族主义价值倾向，所以我们在搜寻资料时要保持客观理性，不因个人偏好而摒弃某些材料的寻找和使用，尽力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实现资料搜集的全面、准确。以英国处理滇缅公路危机的性质研究为例，国内传统观点认为这是英国牺牲中国利益的绥靖政策，然而杨东在大量研究英国外交部档案后，梳理了英国决策的制定过程以及相应细节，最后认定英国并没有退让，而是不断与日本周旋以争取最有利的条件，因此不应等同于“绥靖政策”。正是因为作者大量收集并翻阅了英国外交档案中的官方信件、电报往来，最后才能“修正”传统观点。

目前，英国官方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的档案集中在“1919～1980年外交部中国文件”数据库（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英国国会下议院议会文件”数据库（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美国主要是国务院核心机密文件系列（Confidential U. 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中的远东及中国系列等，日本此方面资料主要藏于国立公文书馆、亚细亚史料中心等。同时，《日本外交文书》《现代史资料》和其他与有田八郎等战争罪犯相关的资料集以及众多日本相关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录都已经出版，比较方便获得；“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英国外交文件系列和英国国会下议院文件，部分高校和研究中心已经购买。国民政府外交、军事、内政等档案大部分已经公开，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皆有国民党档案纸质和电子版。同时胡佛研究院（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藏有包括《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等蒋宋孔三大家族近300万件资料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关资料，部分也已经对外开放并能够进行网上检索，这部分资料要充分利用。

同时，还有其他的资料散见于所涉各国的官方和私人文件、外交备忘录、总统及首相备忘录、日记、回忆录、个人著作以及报纸杂志等，这是应注意之处。一些散落在台北“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以及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图书馆的资料，因语言问题和开发程度不足，并未被充分利用。台北“国史馆”在2016年出台了严格的查阅规定，在此我们也要通过多种途径，尽快挖掘利用其馆藏资料，以期深化对滇缅公路危机的探究。

总之，关于滇缅公路危机，前人已有突出的研究成果，但研究范围仍相对狭窄，还有新的空间。未来要加紧对新材料的挖掘和运用，增加重要细节研究，同时注意从英国视角进行分析，促进研究内容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