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何以贫困？——与邹老师书
聂运伟
看了邹贤敏老师的书稿《思想的贫困——我的教育与学术反思》（以下简称《思想的贫困》）之后，很是震撼。我以为，邹老师在文稿开篇写下的第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可谓之教育与学术之魂。克尔恺郭尔有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要做自己才会有魂，不要做自己就会失魂。回顾半个世纪来我在教育和学术上走过的道路，这两种痛苦都有过，有时是后者，有时是前者，有时兼而有之，更有时痛则痛矣，却不知是哪一种。这一切皆源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和自己的选择，而教育、学术与政治间的剪不断理还乱又贯串其中。最终我选择了要做自己，告别“可爱的谬误”，接受“痛苦的真理”，呼唤魂兮归来，但不知是否真正做成了自己，魂是否仍与我若即若离。
就人生经历而言，邹老师似乎不应该有如此之“痛”。在知识者遭受蹂躏的时代，邹老师还是“一帆风顺”地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完成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又恰逢壮年，意气风发地写文章、当教授，加之身体康健、老伴贤惠、儿孙上进，想想自封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爷家里的那些“烂事”，他未必比邹老师有福。可是，走进晚年的邹老师，并没有在世俗的“幸福”里怡然自得，相反，他近乎严酷地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出了深沉的反思和否定，同时也对自己的生活时代发起了质疑、追问和反思，其“疑”、其“问”、其“思”，若不从思想史层面观之，恐很难索解其间的真意。近十年来，自己一直在中国百年来的思想史领域里阅读、思考，很想做些清理工作，特别是对1949年后的学术史的清理和反思，这是一个巨大而迫切的课题，理由巴金老人说得很多也很清楚了，但是，这又是一个无法从容进行的工作，为什么？无非羁绊太多。近百年前，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以继往开来的眼界开一代学术新风，其容纳中西、纵论古今的独立品格，实为“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面向，即被陈寅恪称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之魂。如此学人之魂，尽管没有《新青年》翻江倒海的气魄，但历史烟云散尽之后，我们还得像邹老师一样“呼唤魂兮归来”。所以，我把邹老师的书视为这样一个思想语境中的精神个案，或者说，在邹老师冠之以“我”的“思想的贫困”的背后，实际上悬置着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即“我们”的思想何以贫困？
一
作为一个读书人，邹老师骨子里有着“审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的憧憬和追求，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后的20余年的治学中始终没有寻找到一种方向感？而这种困惑正是无法达到自己企及的学术高度的原因，从而成为邹老师这一代学人内心最大的隐痛（尽管许多人未必说出来）。我想，这是邹老师退休后走向反思之路的一个自我发问，亦是《思想的贫困》一书中诉说人世万象的心理动机。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邹老师自述体文笔中绵延的思绪。
进入学术启蒙期之前，我文学知识的积累是相当贫乏的。童年正逢战乱，发蒙学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大家去游戏”；抗战胜利后进了教会学校，上帝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个偶像；解放初，以一篇命题作文《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一封信》进入高小，武侠连环画和抓特务的故事填补了我的阅读空间；在“保尔·柯察金班”，上帝和侠客在革命英雄的光环下悄然隐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和苏联文学陪伴我度过了初中时光；直到高中，我才结识了鲁迅、巴金和现代文学，结识了赵树理、闻捷、邵燕祥、刘宾雁、刘绍棠和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张志公先生主编的分科型语文课本，为我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我自由命题的作文《故事新编——氓》，最终决定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我是带着“作家梦”走进大学的……
邹老师对大学之前的叙述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多年前读福柯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疑问。许多研究福柯思想的学者常常忽略了福柯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之前的生存状态——“小时候生活在法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外省环境里”，有着“令人不能置信的头脑禁锢”的外省环境，加之战争的阴霾和一个严厉父亲的严格要求，都在福柯幼小的心理世界里埋下了日后学术上离经叛道的种子——“在福柯强烈求知欲和严肃性格背后无疑也有被压抑的个人焦虑的冲动”。我这样的联想并非牵强。尽管福柯（1926年出生）比邹老师（1939年出生）大13岁，两人文化背景亦不同，但战争却是他们人生经验的共同底色，如福柯所说：“我想，这一代的少男少女的童年都是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战争的威胁就是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存在的架构。后来，战争真的来临了。不是家庭生活，而是这些世界性的事件才是我们的记忆中的主体。我说‘我们的’，因为我几乎敢断言，当时法国的少男少女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的私人生活实际上是受到威胁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历史，对个人经历同我们置身其中的事件的关系特别着迷。我想，这就是我的理论兴趣的核心。”“战乱”留给童年的记忆是充满恐怖、威胁生命的“事件”，个体的一切是由“事件”决定的，个体在“事件”面前已失去主体的资格，唯有无名的“焦虑”，所以，福柯自己后来对这一时期的回忆几乎都是阴暗的：保守、压抑、威胁、恐怖。这种体验塑造了他的人格，影响着他未来的思考。有人概括说，少年时代的福柯似乎“像查拉斯图拉一样忍受着一种强烈而高傲的孤独之苦”。在心理层面，邹老师和福柯是多么相似。在邹老师对学术经历的反思里，有着太多的压抑、迷茫、困惑，请看邹老师对他大学生活的描述：
要求文学史课每讲一个作家、一部作品，都要加上批判的内容，以体现对文学遗产是“批判地继承”。一次，白发苍苍的梁品如先生在讲完魏晋时期的一个作家后，居然嗫嚅着说：“同、同学们，我、我不会批判……”我坐在靠前的位子，清楚地看到他嘴唇发颤，拿着讲稿的双手在抖动，眼里还噙着泪光。此情此状，令坐满阶梯教室的近两百名学子手足无措，我心里也充满了苦涩。又一次，有“活字典”美誉的刘盼遂先生讲到陶渊明辞官归隐时，既不敢正面肯定，又不愿违心批判，情急之下顺手拈来，给这位杰出的诗人戴上了一顶“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引来一片笑声。学生不知其所学，不可否认，我所吸吮的文化、学术营养，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特有的种种局限。外语课被砍掉，心理学课刚开了个头，大概是因为触及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多种需要，不合时宜，被视为“伪科学”，也砍掉了。那时根本没意识到这会给自己带来知识结构上的重大缺陷，特别是外语的放弃，造成了自己后来学术与人生不可弥补的遗憾。如此，走进北师大，我接受的第一笔政治、学术“遗产”是反右斗争，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刘宾雁的“干预生活”最让我心存畏惧；离开北师大，我得到的最后一笔政治、学术“财富”是批修斗争，林默涵的《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和马文兵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最令我心存敬羡。秦兆阳们的“警示”作用和马文兵们的“榜样”力量将伴随我走向下一段行程。
随着一连串“战斗”的洗礼，我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为学术而学术”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政治而学术”是无产阶级学术思想，“埋头做学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我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学术的价值不断贬低，学术的尊严渐渐被打掉，学术的光环也不那么亮了，学术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字眼。甚至在有的同学看来，学术似乎还染上了基督教的“原罪”，避开为妙。也有个别同学壮着胆子偷偷地看专业书，给报刊投稿，但又怕别人发现，就在桌上放一本《红旗》杂志，一旦来了人就把专业书、稿纸盖上，装出热心政治学习的样子。
历史事件给了福柯和邹老师共同的心理“焦虑”和心灵之“痛”，不同的生活背景又使两个读书人步入全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行为上，福柯放浪形骸，惊世骇俗；邹老师循规蹈矩，是“好”学生、“好”老师。学术上，福柯博采众长，先贤也好，同时代的大师也罢，既为我所用，亦为我所弃，传统的概念、范畴、学术规范，在他那里统统失效，甚至活生生地把监狱、疯癫、性、惩罚、知识考古等词语打造为流行的哲学话语，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研究却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其围绕“权力—知识—身体”展开的谱系学分析方法彻底颠覆了总体性、一体化的形而上学，反对权力规训思想、规训知识、规训知识者是福柯留给人类思想史的宝贵财富；和福柯相比，邹老师的学术之路显然只能是一条被权力规训的道路，阅读、思考、写作，一切都被制定、被设计、被规划……“我清醒意识到自己还不能完全摆脱长期形成的思想依附的惯性，斩不断‘经学传统’的羁绊，走不出‘经学思维’的囚笼。”邹老师这份清醒的学术反思弥足珍贵，“经学思维”就是汉代之后导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创新乏力的死穴，启蒙运动毕竟让西方知识界告别了禁锢思想的中世纪，有此，福柯才成其为福柯。相比之下，百年前的中国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已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朱维铮先生有本文集，名为《走出中世纪》，我喜欢读他的文章。
二
梳理1949年后中国美学、文艺学发展的学术史，邹老师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生班，堪称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案例。从1959年至1965年，先后招收了三期学员，开办了一期进修班，大概有200人参加学习。改革开放后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发展，诸多大学、文化研究机构里的学科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都出自此处，“许多省市文联、作协的负责同志，许多文艺研究院所的学术带头人和许多高等院校骨干教师，都进过文研班，有人戏称‘文研班’是文艺理论战线的‘黄埔军校’。也有人调侃说，‘一开文艺理论会，到处碰到“文研帮”'”（缪俊杰，2011: 30）。我读过许多毕业于“文研班”的老先生的回忆文章，他们对“文研班”有着深深的眷念，特别是对“文研班”的总负责人何其芳先生的人格力量有着无限的憧憬和怀念，但非常坦率地说，老先生们无比骄傲地以“黄埔军校”类比的认可，恰恰不无讽刺地映射出这个学术群体先天的缺陷，正如近代史上的黄埔军校一样，虽然走出了很多优秀的军事将领，但“效忠领袖”的校训却成就不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巴顿将军。人间自有清醒者，请看：
追想起来，我们研究班的历史，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同“五四”时期不同，同抗战前后的研究生也不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是全世界向你开放的文化背景，抗战前后的学生要在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决战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乃至献身。我们是在大陆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国家养着你，喂着你，从经济到文化，一切在计划之中。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经历过“一边倒”（倒向苏联），又经历过独立自主色彩的“两边打”（反帝反修），经历过批胡适、反胡风、经历过反右派、反右倾，我们关起门来搞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背景下听话、紧跟。我们的基本思想取向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贺兴安，2011: 105）
贺兴安先生把“文研班”学术群体与此前两代学者做了一个很好的比较，尽管简略，却描述出他们从事学术活动的思想史背景，即文化信息的获得从开放走向封闭，学术面向从选择的多样性到单一的被决定性。我们从大量文献资料得知，周扬让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研班”的直接目的是培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干部和教师，潜台词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明确了由新设立的中央高等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统一领导的管理体制。同时规定，综合性大学以及与几个业务部门有关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由中央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中央高等教育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中央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文、政法、财经等科的学生急剧减少，1947年三科学生占大学生总人数的47.6%, 1952年下降为22.5%, 1957年更是仅占9.6%。可以说，完整意义上文理兼修、互通的现代大学，已成为过去时。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的论述中，人们习惯地认为上述问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为了经济发展的必要牺牲，我以为这样的解释是说不通的，1956年才开始实施计划经济，而对大学制度的改造和重新规划早在1949年就有计划地开始了。追溯这段历史，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文研班”所承载的制度性使命，“文研班”之所以由文学研究所和人大合办，显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是著名诗人，又是党的文艺理论家……在延安鲁艺当过文学系主任，有办学经验”，“中国人民大学是党创办的培养马列主义人才的高等学府……拥有一大批从延安来的或者经过长期革命考验的有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理论家当教员。因此，由这两个单位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比翼双飞’”（缪俊杰，2011: 22—23）。要知道，当时人大的中文系还在筹办期间，周扬之所以选择人大，而不是学术重镇的北大，理由是不言而喻的。
三
学术是精神上的志业，只有热爱、执着和甘于寂寞才有资格拥抱它；学术的生命在于创造，有无独立思考是判断学术真伪高下的唯一标准。但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中，我数十年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究竟有多少接近了真理，从而有益于学生的学业和人生，又有多少十足的谬误，因之误导了学生的学业和人生呢？我数十年写的那些文字，即使撇开彰显着“平庸的恶”的篇什，无论是学术内涵还是学术精神，能为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一丝一毫一钱一厘吗？若有一两篇能被后来者哪怕是翻动一下，也算是我的幸运。平心而论，教学上谬误多多，学术上亦垃圾多多。
在《思想的贫困》里，邹老师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给予了近乎严厉的否定。作为邹老师的学生，我清楚地知道，作为“文化大革命”前研究生，邹老师拥有丰富的资历和学识，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大学的77、78届大学生的心目里，一直是备受敬仰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为邹老师的否定叫好，我以为晚年的邹老师是清醒的，也正因为这份超越了所有世俗功利的清醒，邹老师书中对学术历程的自我叙述，才能生动地再现出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场景中的诸多人物和事件，使读者如临其境，和叙述者一同咀嚼历史的酸甜苦辣。更重要的是，邹老师以亲历者的身份，让我们看到一个学科（其实是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个缩影）发展的危机。
如何评判“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发展及现状，当然会有不同的判断。从知识层面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几十年，世界上各种人文社科思潮、流派几乎无一遗漏地进入中国，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也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我奇怪的是，域外人文思潮也好，我国传统文化也罢，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原本具有的思想温度都迅速冷却了，变成纯粹的知识构件，或者成为知识生产流水线上的各种技术化的配方，因此，结果是：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雷宇，2011）
现今更为严重的是有关学术的管理与导向存在着严重缺陷。最近有的高层人士又在以重话批评高校科研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浮躁现象，但我却要再一次郑重追问：“孰令致之？”放眼环顾，现今哪一所大学，哪一所研究机构，不是为争取所谓“重点项目”而苦心经营？有了项目，就有了经费与地位，也包括项目承担者自身的名利，项目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含“金”量与含“名”量也与日俱增。
在很多高校教师与研究人员心目中，有了项目就有了一切，没有项目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项目本来是一种手段，如今却成为目标，成为梦寐乃至千方百计的营求，甚至可以称之为“项目拜物教”。人们整天围着项目转，还谈得上什么潜心治学，学风怎能不日趋颓废？加以项目要求高，时限短，管理程序极为繁琐而评估又虚有其表，于是便形成投入极多而效益甚差的恶果，甚至出现大批量文字垃圾，很多恶行劣迹，已经难以用“浮躁”二字概括。相关部门至今除讲空话外，仍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表现出改弦更张的意向，而这正是问题最为关键之所在。（章开沅，2007）
如果我们认同这些判断，就不得不承认，思想的贫困是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一种普遍性的存在，也正因为此，追问“思想何以贫困”方显示出峻急的意义来。
思想何以贫困，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不敢或不愿思想，另一个是缺乏思想的方向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量的回忆材料，足以说明某个历史时段中不敢思想的精神特征，但不敢思想并不等于没有思想，或者说，在不敢思想的时代，却有着高度同一的思想的方向感，即对权力话语的自觉认同，被规训的思想生产往往声势巨大，激情澎湃（“大跃进”诗歌、学生集体编写教材、样板戏），少有方向感上的迷失与困惑。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权力话语的合法性遭逢普遍怀疑的语境中，思想在经历渴求自由的短暂欢愉后，却又陷入迷失方向感的痛苦之中。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法摆脱思想的纠缠的，思想没有了方向感，学术层面的困惑便弥漫开来。具体到文艺学、美学领域，在漫无边际、热闹非凡的自说自话中，无所适从的焦虑、交流的隔膜又分明吞噬着学术应有的淡定和超然。张法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国百年美学作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个案，他将中国百年美学的特点总结如下。一是不敢思想。中国人对传统美学，不但不去思想为什么中国古典美学没有美的本质问题，反而千方百计牵强附会地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去找美的本质问题。这一点最能说明中国的思想状态：只敢勇敢地思想自己认为最好的思想，把最好的思想化为自己的思想；而不敢从思想本身的角度去思想。中国人的敢于思想后面是不敢思想，不敢思想却表现为敢于思想。二是在权威下思想。中国人的不敢思想表现为勇敢地思想一种权威的思想，把自己化为权威，用权威话语讲述权威的、也是自己的，自己的、也是权威的思想。不是用严格的思维去达到正确思想，而是借权威的名义，来宣布自己的思想正确。三是集体型思想。真正的思想，需要思想家有勇敢的承担精神，必然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个人话语。不敢思想而又表现为勇于思想，就升华为一种集体话语。权威型思想中的叙述者“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自我，而是一种集体话语，一种有时代高度也有时代局限的集体话语。当集体型思想把自己变成一种权威型思想时，就把开放的思想场地变成封闭的独立王国，阻碍了思想的思想。在这三种情况下，集体型思想都变成了不敢思想的勇敢思想形式（张法，2006）。
2002年南翔的小说《博士点》就生动展现出中国高校的科研特色：“跑”项目，“跑”博士、硕士点。我曾经感到困惑，这部小说为何没有引起评论界的高度关注。我以为下述分析已然说清了个中缘由。
从文艺学到文学理论，称谓的变化使得这一学科逐渐边界明晰，也反映出这一学科越来越体制化的进程。今天，在大学中文系里它的二级学科位置，重点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建立，本科课程的开设，教材和读本的出版，教研室或专业教师共同体，以及专业学会、专业杂志和专业评估、精品课程等一系列体制化的活动，必然使文学理论趋向于专业共同体内部的书斋切磋型或课堂传授型的知识。3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文学理论转向体制化的历史进程。其后果是复杂的。从积极的层面上说，文学理论摆脱了曾经的“政治婢女”的尴尬境地，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从消极层面上说，文学理论的归位也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脱离是广阔的社会实践的可能性，进而转向一种少数人小叙事专业性话语，失去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参与性和道德关怀。
今天，体制化围绕着文化资本或象征资本的资源争夺或再分配展开。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研究取向和不同代际的学者们，在文学理论场内为争夺资源展开了殊死搏斗。而文学理论越发体制化的进程，同时也是作为一门“学科”越发具有“规训”特性的过程。知识在一个商业化和体制化的社会中，既呈现为某种时尚（诸如种种新潮理论和理论明星的生产），也可以转化为某种形式的商品（出版物或演讲等），还可以是某种标准化的知识生产（多年来文学理论教材内容重新排列组合就是一例）。反叛和越轨的冲动往往在体制化的桎梏中变得越来越困难。（周宪，2007）
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家来说，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仅仅在为了某个研究项目或课题而申请经费时，才感到有必要制定“计划”。大多数计划被制定出来，或至少是有些详细的书面文字，仅仅是为了申请到资金。无论这种计划的制定过程多么合乎标准，我认为都是非常糟糕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十足的推销术，并且，一般说来很有可能煞费苦心地炮制出虚张声势的文章来；课题也许被“展示”出来，并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被加以随意解释；所谓课题，纯属虚构而已，目标只是为了某种隐秘的意图获取资金，——却不论这个意图连同上报的项目有无价值。（米尔斯，2005: 213—214）
文科课题项目研究的承担者不过是“工程师”“技师”。因为是计划既定、蓝图已成的“工程”，所以作为“发包人”的投入与“承包人”的产出是有目标明确的对应性要求的。作为“工程”的“学术”产出没有失败可言。尤其是文科，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其“研究”无所谓失败。不存在知识创新冒险的“工程”发包也往往更易于涉及钱权交易。基金申请、课题研究、成果发表、项目评审诸环节的计划经济化，导致目前中国学界的急速腐化。在计划经济成功转轨市场经济的同时，长期由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文科学术却在“不争议”的“务实”中由体制制定庞大规划而迅速“繁荣”成了产业。中国目前的文科学术界，虚假繁荣的代价很可能又是一代学者的人格分裂和堕落。（朱渊清，2009: 578）
当然，学界的问题不过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
近些年来，一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以权力重组市场因素，以权力配置经济资源；以权力的扩张占领社会领域，包括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强化权力；以行政权力控制意识形态和舆论，压制正当的舆论监督。其背后的思路和逻辑是，权力要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而其前景，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蹈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权力的覆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1）
章太炎说过，学术在野则盛，在朝则衰，邹老师的书与反思，再次印证了太炎先生的话。不知怎么，突然想起穆旦《智慧之歌》中的两句诗：“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大概反思总是令人痛苦的事情，章开沅先生为辛亥百年写的反思文章中亦是这般的情怀：
对于辛亥百年的反思，有两层含意：一是反思辛亥革命百年以来的历史，一是反思百年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早在1990年，我在海外即已开始这种反思。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撰写的《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着重从社会心态转变的角度，探讨辛亥前后逐步形成的历史紧迫感，以及其后衍化而为急于求成的民族潜在心理，如何影响近百年中国历史进程。10年以后，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又撰写《珍惜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以世纪意识为例》，对20世纪以来两次“世纪热”或“世纪迷思”进行对比。发现当今中国世纪话语已经逐步形成意识形态，时间量度转化成为价值标准，乃至衍生过高的幸福预期。我颇为感慨：“这种浅薄的狂热及其影响之深远，又是百年前那一代在中国宣扬世界意识者所难以想象的。今昔相比，我总觉得缺少几分当年的真诚，更缺少当年那么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自我鞭策。”可惜我的“盛世危言”被淹没于新千禧年的举国狂欢。（章开沅，2011）
读完《思想的贫困》，有个问题想了很多次：一个现代的学者，究竟该如何总结自己的笔耕生涯？之所以强调“现代”，是因为今人已学不了太史公，谁也不会把呕心沥血之作藏之名山，以待后人；今人有太多太多的理由把自己变成一个写作的机器，快速地把文字码成文章去发表，因为一个千万人讨厌而又千人万人竞相填写的表格中，只需要一个冰冷抽象的数据：文章发表于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至于你写什么？为什么写？怎样写？写得怎样？已经变成无关紧要的问题。
幸哉，我们还有章开沅先生和邹老师这样的思想者，痛苦而清醒。
参考文献
米尔斯（2005）:《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
贺兴安（2011）:《在铁狮子胡同四年》，载何西来主编《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胡祖六（2016）:《凤凰财经对话知名经济学家胡祖六》，凤凰新闻（http://v.ifeng.com/news/finance/201603/010224e6-e354-4020-a5b5-fba97db6edb2.shtml）, 3月25日。
缪俊杰（2011）:《建理论队伍之军——文研班回忆之一》，载何西来主编《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雷宇（2011）:《中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引用率排在100名开外》，新华网，2月11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0）:《走向社会重建之路》，《民主与科学》,（6）。
吴丕（2012）:《泡沫堆砌的中国病灶》，《人民论坛杂志》,（373）。
张法（2006）:《思之未思——中国百年美学之思》，美学研究网，6月21日。
章开沅（2007）:《史华慈：真正的学术与真正的学者——兼议当今高校的“项目拜物教”》，《同舟共进》,（5）。
——（2011）:《辛亥百年遐思》，《近代史研究》,（4）。
朱渊清（2009）:《书写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宪（2007）:《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6月23日。
Why Thought is Getting Impoverished?——A Letter to Prof. Zou
Nie Yunwei（1955-）,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E-mail: nieyw 5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