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新思想又能够产生新思想，需要新理论又能够产生新理论的时代。

现代经济学已经失灵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经济下滑、环境污染、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明显拉大。面对这些难题，源于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只能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完全开不出有效的药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说，现代经济学“已经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斯蒂格利茨则明确提出，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证明经济个人主义是有效率的，但是“如果引入不完备市场和不完全信息更接近现实的假设，帕累托效率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

两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从李嘉图到凯恩斯，从马歇尔到科斯，无不源于亚当·斯密。首先是“看不见的手”，这是亚当·斯密最主要的贡献。为了摆脱中世纪“神创论”的统治理念，亚当·斯密旗帜鲜明地为个人利益正名，这在那个年代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有重要意义的。然而，这个理论鼓励无节制的自私和贪婪，这就为后来的社会发展留下了祸根，借用印度前总理甘地的话说：“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张五常先生最近在名为《经济学为何失败？》的讲演中也提出：“自私可以使人类发展，也可以使人类毁灭！”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不但没有进一步解决他留下来的议题，而且用简单化、绝对化的方式把原本留有巨大缺陷的理论推向极端和荒谬。最经典的评价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他明确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在于寻找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事物的变化最终趋于相对静止之点的均衡状态。”然而我们都知道，任何事物的静止状态都是偶然和相对的，只有流变状态才是必然和绝对的。从而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会走到如此脱离实际的地步。

针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凯恩斯突破了只考虑“看不见的手”的理念，承认和重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干预，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在反驳自由市场可在长期内实现自动均衡时说：“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

然而，凯恩斯并没有触及亚当·斯密最根本的理论缺陷，也没有预料到他提出的“看得见的手”带给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因为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幅度回潮。如朱特的《沉疴遍地》所描述的：“在这三十多年里，西方世界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加深。”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被西方认为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创始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他一生所致力考察的不是经济运行过程本身，而是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私有制度涵义的界定，通过对私人产权的定义，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及收益的论述，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私有产权理论的合规性。

科斯认为，产权不明晰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另一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G．斯蒂格勒将科斯的上述思想概括为科斯定理，这一概括虽不是科斯本人做出的，却被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并将其与19世纪的萨伊定理相提并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还是“在经济交往中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人”，还是运用了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们的理论还是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

新经济学派正在兴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的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对现代经济理论提出了质疑。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发现，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从商品生产向信息服务演变。由于人们无法用市场条件来衡量信息服务的价值，这很可能成为后工业社会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他又说：“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人们需要做出的是一种社会决策，它不等于个人决策的简单总和。正如一辆辆汽车聚在一起会造成交通阻塞一样，个人决策加到一起肯定是一场噩梦。”

斯蒂格利茨认为：“始自亚当·斯密，经过两百多年发展的经济学的核心标准竞争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经济，其中很多结论都是错误的。”他还表示：“凯恩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都难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未来指引方向。”

斯蒂格利茨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不认同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科斯的关键错误是忽略了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根据科斯的理论，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个人就会主动地去创造有效的经济安排。但是科斯及其追随者“忽略了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交易费用会妨碍双方产生有效结果的可能性，即交易结果经常是非效率性的”。他认为，多数大型公司都不是所有者在经营，所有权的性质对经营结果的影响差异很小，“然而承诺和激励问题却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差异”。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研究激励规制的法国经济学家梯诺尔。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地在电信、电力、铁路、燃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行业掀起了“管制改革”的浪潮，取消规制、完全竞争和产权私有化成为世界各地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趋势。但是，20年的实践证明，除了引入适度竞争之外，旨在完全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都是失败的，人们开始将眼光放在新规制理论上。

规制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的出现，梯诺尔和拉丰开始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垄断行业规制的理论道路。他们创建了一个关于激励性规制的一般框架，结合公共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经济学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方法，成功地解决了不对称信息下的规制问题。

最近，美国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直接从信息技术革命的视角批判了科斯的产权私有化理论。他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写道，科斯的非凡成就就是关于频谱私有化的论文。主张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是基于频谱是稀缺资源的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崩溃，因为新技术可以将频谱从稀缺资源转变为过剩资源。即便频谱资源不会成为无限资源，那也无疑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它的使用成本几乎为零”。

里夫金说：“许多新一代学者都不认同科斯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将频谱资源出售给私营企业，电信巨头将囤积大量频谱，从而形成垄断。这就增加了电信巨头对全国通信渠道的控制力度，剥夺了数百万消费者和数十万企业低价通信的权利。他们支持第三种方案，也就是使国家通信脱离政府和市场的控制，实施被称为协同网络（网络中立）的新管理模式，该网络化的共有权将成为全新协同经济时代的管理机构。”

里夫金还提出了一个产权之问：谁是互联网的所有者？他说：“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来自富裕资本家和公司股东的并不多，大部分资金来自数百万消费者和纳税人。谁是互联网的所有者？实际上可以说每个人都拥有互联网，也可以说互联网不属于任何人。尽管互联网在物理上由一些大公司铺设电缆、提供有线和无线连接，但是此外还存在大量非营利网络组织提供内容服务。在那里，访问和发送各种形式的信息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

除了国外的新经济学者之外，国内也有许多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新经济学派，自2010年发表《新商业模式宣言》以来，先后出版了《新商务系列丛书》和《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论基石已经动摇：资源稀缺假设被共享经济所动摇；理性经济人假设被网络社会人所动摇；完全信息假设被信息价值论所动摇；并提出了信息生产力的概念，主张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变革传统生产关系，构建互联网时代以社会协同、公共理性和互利主义为核心的新经济哲学体系。

如果说西方思维偏向机械的、精确的终极概念，在机器生产力时代取得了重大成功，那么东方思维则更关注变化的、模糊的、不确定性的事态，也因此失去了主推工业社会发展的机会。然而在人类从硬梆梆的工业社会向充满流变的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新理论体系很可能在东方大国的土壤里萌生！

时代之变必将跨越中西之别

农耕时代，中国靠丝绸文明雄踞世界东方；机器时代，西方国家快速积累了雄厚的工业生产力基础，使得丝绸文明黯然失色。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东方权威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一直争论不休，然而互联网正在超越这两种文明、两种主义，打造新经济时代的哲学框架和理论基石。

社会生产力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耕牛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分散封闭，机器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集中垄断，信息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分布关联。互联网兼容共享的开放精神、扁平关联的平等精神以及互利共赢的普惠精神，正在解构工业时代和农耕时代的经济伦理，催生着“小农经营”、“官僚支配”和“自由市场”之后的新经济制度。

进入佛教寺庙的主殿，你会发现那里大都供奉着三世佛，即西方阿弥陀佛、中央释迦摩尼佛和东方药师佛，也称作往世佛、现世佛、来世佛。几千年前，菩萨问佛：“修行的彼岸是什么？”佛言：“自此向东，穿过十个恒河沙子那样多的一个一个的世界，就到达一个叫做‘净琉璃’的国度。那里是一片光明，晶莹剔透，每个人的身体内外都干干净净，每个人的眼睛都能够看清楚3000个世界之内的万象。这里的众生都没有贫穷，也没有痛苦和烦恼，而且非常有智慧，随便他们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获得成功。”这就是佛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但是人类在耕牛和机器生产力阶段，这个净琉璃世界只存在于善良之人的愿望和幻想之中。在那些时代，信息严重不对称，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盲目性很强，使得人类生产总量与破坏总量相向俱增，幸福总量并没有明显增长。

1966年，英籍华人高锟博士（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从理论上证明，用玻璃纤维传递语音、数据和图像信息，可以比铜线传输速率提高几百万倍。1970年，世界第一根光导玻璃纤维由美国康宁公司制造成功。1972年，硅系大规模集成电路又在美国贝尔实验室问世，使信息技术迅速普及并朝智能化、光网络方向发展。现在人类完全可以借助河里的沙子，提炼出硅系集成电路和光导纤维，通过无边界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使人类变得越来越智慧，与此同时，社会也将越来越透明。

尤其是在近30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跨越发展，建起了世界第一大信息基础设施，在IT技术领域也进入了世界第一方阵。通过开发多种互联网应用，电子商务、移动物联快速渗透到全国城乡，普及到相当广泛的大众人群。这主要得益于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和一系列新经济规律的作用，比如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定律、达维多定律、新泰尔定律。这些定律正在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嫌贫爱富经济伦理和权贵主义、两极分化的经济制度，打造崭新的协同互利的新经济哲学。

著名社会学家里杰里米·里夫金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新经济体制将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他还预测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范围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但是，里夫金并没有给出实现协同共享制度的微观机理和路线图，反而陷入“免费经济”的误区。其实早在2000年，本人就在《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一书中系统论述了经济制度从干预主义、自由主义到社会协同的必然趋势，2011年又提出“从政府理性、个人理性到公共理性”的新市场经济机制和互利主义伦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源起于工业时代的经济伦理及其规则有碍于信息生产力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形成。

有人说互联网再先进，也只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如果人们利用互联网制造信息不对称，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仍然会因信息垄断而造成更严重的经济失衡和两极分化。比如互联网在给我们带来生活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诈骗、木马病毒、黑客攻击等社会危害。然而，这些危害的根源并不在网络，而在于传统社会遗传下来的自私贪婪、弱肉强食、二元对立的基因，以及伪善、奸诈、诡异等糟粕成分。

随着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互联网正在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网络实名制、透明化将成为常态，它让讲诚信、负责任的人不再吃亏，让互利主义成为主流社会价值。用不了多久，人们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无边界融合、大规模协同生产的新经济时代。

互联网绝不只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而是继蒸汽机、电力革命之后，刚刚开始的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退一万步讲，有些工具也曾至关重要，人类文明的起源恰恰有赖于石头工具的创造，人类社会又因动力机器的发明产生巨大改变。“人猿相揖别，只几块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里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总之，面对今天这场伟大变革，最重要的是创新而不是守成，是增量而不是存量。目前人们还在把中西方制度冲突、文化差异当作一块心病，但是过不了多久，时代之变必将跨越中西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