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城市化的一般演化规律与历程

2.1.1 城市化的一般发展规律

从世界城市化的历程与系统论的角度看，城市化过程要经历发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虽然不同区域城市化的具体过程和形式是不同的，但基本上都经历了城市对乡村的依赖到城乡分离再到城乡相互协调的过程。在城市的诞生阶段，城市的发展需要乡村资源的支持，城市也主要为乡村服务，初级阶段的城市在各个方面与乡村并无多大区别，乡村与城市是一种支持与依赖的关系；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虽然城市的发展仍然需要乡村资源的支持，但由于城市与乡村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与乡村相分离；当城市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其面临的问题单凭城市自身的发展难以解决，必须通过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城市化的发展规律，许多研究基于不同的视角、利用不同的方法对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归纳与分析，以期从中得出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其中从时间、空间和动力维度角度对城市化历程进行的分析论述获得了广泛认同。

一是基于时间维度分析，大国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明城市化规律表现为城乡人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有序变化，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英国学者范登和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分析英、美等国家100～2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规律，对各国城市发展变化得出结论：城市发展具有阶段性规律，整体趋势呈现为倒S形平滑曲线，即全过程呈一条被拉平的倒S形曲线（诺瑟姆曲线）（见图2.1）。在城市化初始阶段，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城市化速度缓慢，城市对乡村是一种依存的关系；当城市人口超过10%时，城市化水平逐步加快，特别当城市人口超过30%时，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工业规模迅速扩大，农业人口向城市快速聚集，呈现出城乡分离的趋势；当城市人口达到70%以后，城市化开始步入成熟阶段，农业人口经历大规模的迁移后，人口压力减小，而且农村经济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城市就业市场日趋饱和，导致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大大减弱，城乡间人口实现动态均衡，城乡开始融合。从时间看，虽然不是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过程都符合这种S曲线，但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大多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呈现出这种S形曲线的规律性。

二是基于空间维度分析，城市化规律表现为由城市“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所决定的城市与其辐射区域（小城镇、乡村）之间在各领域的互动关系。在城市化进程的初期和中期，“聚集效应”在城市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社会经济活动从空间上的分散状态向集中状态发展，但城市的规模不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病”会越来越严重，形成负的聚集效应，当负效应压倒正效应时即是城市的扩张边界。当城市化步入相对稳定的成熟阶段后，城市更多是向周边地区释放其能量，以点带面，拉动整个区域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全面提升，即由聚集走向扩散，形成逆城市化趋势，此时，“扩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聚集与扩散并无严格的边界区分，这两大机制始终在发挥功效，只是在特定阶段某一种效应相对另一种效应表现更为显著。世界城市化进程表明，通过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城市与乡村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城市化则使城乡相互渗透，消除城乡界线，将城市周边乡村变为小城镇性质的城郊区域。因此，从空间维度看，城市化过程要经历城乡相互依存到城乡相互分析到城乡相互协调的发展过程。

三是基于动力维度分析，城市化是一个在社会、经济、政策、文化等动力机制作用下持续的演进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从最初的工业化到经济结构转变到政策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其动力机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给城市化提供初期的基础动力，工业化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核心动力，第三产业发展给城市化以后续动力，因此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30%～70%），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变动具有大城市超先增长的客观必然性，出现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具体说来，城市化水平与第一产业呈负相关关系，与第二、三产业呈正相关关系。由于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在城市化的最初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密切相关的，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研究表明：当工业化率、城市化率共同处于13%左右的水平以后，城市化率开始加速，并明显超过工业化率。同时，发展中的城市以其聚集效应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包括各种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带来了总量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市场，对工业持续增长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王荣启，青连斌，2006）。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还通过不断吸收农村人口以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改变经济结构使经济走向现代化。通过对10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CheneryH认为在一定的人均GNP水平上总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相对应，城市化规律客观上与工业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城市化规律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并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表2.1）。

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之间出现了互动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内容和突出表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依托城市化，而从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中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对城市化具有推动作用。

在我国实现市场经济以来，市场机制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因而市场机制也是城市化的源动力。此外，对一国家或地区来讲，体制和政策通常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因而体制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化的动力，虽然这一动力对城市化的短期影响是巨大的，但并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其对城市化规律的影响表现为城市化过程中的短期波动，对城市化的长期趋势无法起到决定作用。

因此，城市化从时间维度看规律性更强，这种规律表现为城市化水平随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而且城市化水平呈不断加速的发展趋势：1800—1850年全世界城市化水平每年平均增长0.024%,1851—l900年为0.14%,1900—1950年为0.31%,1951—2000年为0.36%。但这种规律是一种长期趋势，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些短期的、不确定的因素会使城市化的规律具有波动性。

通过对城市化过程与规律的综合分析看出，各国的城市化过程与规律虽然因经济状况、地理区位、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着一些差异，但也遵循着共同的一般规律：城市化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工业化、现代化是城市化的最初直接动力；城市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经历了工业化带动城市的快速发展之后，到成熟阶段，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从城市化的布点、布局来看，城市化的过程是由点到面，呈梯度型模式；目前为止，大都市区（城市圈）被认为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城市化的趋势；从城市功能来看，都经历了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城市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城乡关系来看，都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在增长方式上，都经历了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来看，经济发展是直接动力，市场与体制也是城市化的重要动力因素，城市化过程中有的国家以市场机制为主，有的国家以政府干预为主，现在所实行的一般都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调控体系。

2.1.2 城市化进程与发展分析

世界城市化的历程表明，工业化不仅仅是城市化的推动力，也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城市化则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是世界社会进步的主旋律，世界城市化水平是一个随着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推进而逐步提高的过程。从城市化的历程看，自18世纪60年代城市化发展至今，世界城市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760—1851年的兴起阶段。这段时间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城市因生产力水平不高，城市对其周边乡村具有绝对的依赖关系，所以城市发展受到周遍乡村资源的限制，这个阶段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向一些中心区域集中，并因此促进一些村镇发展为小城镇，小城镇向小城市转化，大中城市的规模日趋扩大，这个阶段延续的时间最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直到1851年，世界城镇人口也仅占总人口的6.4%。二是1851—1950年期间的工业社会时期。18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国家不断增多，城市化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对乡村的依赖逐渐减弱，城市与乡村相互分离（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时期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口流向城市的速度加快，大中城市迅速发展，小城镇发展速度则相对减慢，甚至出现萎缩和停滞状态，到195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上升到28.6%。三是当代世界的城市化。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仍在继续，乡村人口主要流向大城市，但速度已经放慢，甚至出现大城市人口向郊区小城镇迁移的郊区化或逆城市化趋势。在这一阶段，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普遍加快，全世界基本实现城市化；多数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量的增加过程已基本完成，而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其城市化正处于量的扩张和加速阶段，从量上看世界城市化的主流已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化总体水平增长速度已趋缓，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阶段，与之对应的是大量城市圈（群）的出现。

根据城市化人口流动特点和城市形态特点，世界城市化过程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中趋向的城市化阶段。在城市化初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带动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城市的聚集功能在城市化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该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市中心城区形成高度集聚。第二阶段是郊区城市化阶段。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的扩散功能日益显现，这个时期城市化的特征是，在人口继续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心集中的同时，郊区人口增长超过了中心市区。第三阶段是逆城市化阶段。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因管理与建设跟不上而出现了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城市病，因而在郊区城市化继续发展的同时，中心市区的聚集功能相对减弱，显现出衰落趋势，出现了人口净减少。第四阶段是再城市化阶段。在城市的聚集与扩散功能同时作用下，在郊区城市化的同时，中心市区与其辐射区域发展逐步协调，中心城区经济复兴，人口出现重新回升，为消除单个城市无序向外发展，出现了功能互补与协调的城市圈（群）构成的大都市带，大都市带的城市结构按组团状布局，组团之间保留绿色生态开敞空间，形成开放式空间结构模式，力求形成相对独立、各具特色、功能齐全、协调互补、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城市组团。

2.1.3 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与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1978年为17.9%,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6.59%，我国的城市化只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同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拓展了经济发展和就业空间，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功不可没。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也遵循着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城市化可以分为1978年之前的曲折发展阶段和1978年以后的改革发展阶段，而这两个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特征（表2.2）。

总的来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在经历一些波动之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78年至今是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城市化速度在20世纪80年代较为缓慢，90年代速度加快，21世纪以来则大幅提速，到2008年我国城市人口比重已达到45.68%，但与世界平均水平比，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表2.3），据联合国人口司和美国人口咨询局的有关数据，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为30%,1977年为38%,1990年为43%,2000年为46%,2005年为48%，其中发达地区为77%。

若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标准，按诺瑟姆的城市发展理论（城市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低速增长阶段（城市化水平低于30%）、高速增长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60%之间）和成熟的城市社会（城市化水平高于60%），我国城市化在1996年就已经进入加速阶段，部分地区则进入了城市社会。表2.4，图2.2。

由表2.4、图2.2看出，我国城镇人口在1990年以后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城镇数量也快速增加，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近30年来城市数量发展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较快发展阶段（1978—1983年）。1983年末我国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上升到289个，比1978年增加96个，增长49.7%，平均每年增加16个城市；二是快速增长阶段（1984—1991年）。1991年末我国共有城市479个，比1983年增加190个，增长65.7%，平均每年增加23个；三是平稳发展阶段（1992—2007年）。截止到2008年，我国城市数量达到655个，比1992年增加176个，增长36.7%，平均每年增加11个。在城市个数增加的同时，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大城市的数量增长迅速。2007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年末总人口37156万人，比1978年增长1.2倍。200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62.2万平方千米，比1978年增长2.2倍，其中建成区面积达到2.8万平方千米。2007年我国城市市辖区人口（不包括市辖县）200万以上城市个数达36个，比1978年增加26个；100万～200万人口城市达83个，比1978年增加64个。目前我国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提出了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化战略，也先后出现了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等高级城市化阶段形式。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特点是：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小城镇数量一度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原有城市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城市化的推进趋向理性化，从重视城市规模扩展向重视城市功能完善转变，城市带成为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城市化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由于我国渐进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城市偏向战略的长期影响，使得发展小城镇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主导性的政策趋向，我国小城镇发展也呈现新局面，小城镇数量迅速增长。1978年全国仅有建制镇2173个，2007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19249个，比1978年增加17076个。同时，随着对城市化内涵与外延认识的逐步深入，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逐渐趋于理性化；针对全国城市化水平呈东高西低分布的局面，城市化改革进一步深化，通过中西部地区的大开发与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城市化进程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随着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发展小城镇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城市化将带动农村现代化，城市化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城市自身的发展，而是开始通过城市的发展来缓解农村人口多与土地资源稀缺的矛盾以及农村发展资金匮乏和农村科技落后等问题。在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圈、川渝城市圈之后，我国的城市化从平面区域扩散向轴线式组团扩张转变，城市群、城市带的形成和扩大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由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看出，我国的城市化在近几十年中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更是突飞猛进，城市的不断迅速扩张拓展了经济发展和就业空间，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但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发达国家在过去100年中分阶段出现的城市化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短短的30年中集中显现，各种“城市病”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演进而不断加重的现实说明，我国的城市化存在的许多问题。

（1）追求单一的城市规模扩张，出现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传统城市化被界定为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与部分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过程，认为城市化就等于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这种简单的理解造成了城市化追求单一的城市人口的累积和城市规模的扩张，使得城市盲目无序地扩张。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内涵表明，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不仅是城区的建设，城市化的真正标志是人口转移与城市建设相协调以保障进城农民有充分的就业和完全的市民权益。但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快于城镇人口增长，城市工业用地外延式扩展，用地规模扩展的分散性强，土地产出率低，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增长只有30%。我国城市用地的巨大需求与可供土地的严重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但我国在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城市化过程中却出现土地利用结构和规划布局不合理，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用地和生态环境用地不足，城市中工业用地比例过大等问题，加上土地利用方式粗放、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城市的运转效率很低，一些地区出现“空城”。

（2）城市化缺少内涵，基础设施不足，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城市化不仅是漂亮的外表，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又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条件，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支撑，考虑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要求和配套。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由于经济实力强，基础设施新建、更新改造力度较大，基础设施的总体状况好于中小城市，但由于历史欠账多、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运行效率低等原因，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如交通设施软、硬件严重不足，交通拥堵状况严重；城市配水、排水、供气管网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由于受经济水平与相关政策的限制，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城市基础设施不足表现尤为突出。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城市化应当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逐步推进，由于工业化水平同城市化进程不相配套，一些地方大量被征用的土地长期闲置，大量进城农民得不到充分而有效的就业。英国和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就充分考虑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并在社会公平方面着力，较好地实现了城市化。英国的“圈地运动”源于工业化需求而非城市扩张需求，面对大量失地农民，英国采取了很多措施。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1868年和1875年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拆除贫民窟，建设廉租房。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十分重视农民的利益，一方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进城后不会陷入困境。

（3）城市化速度过快，脱离了城市化的阶段性客观规律。诺瑟姆曲线表明城市化经历了缓慢发展、加速发展和稳定发展三个不同阶段，不同的城市化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要求，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追求超过现实需要，城市化失去了其本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可能变形或者变异成过度的城市化。向春玲分析了这种跃进城市化现象的表现：表现之一，就是盲目地发展城市，不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表现之二，就是重发展轻污染治理，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表现之三，就是不切实际，贪大求洋。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但如果不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循序渐进，城市化就难以健康发展，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陈柳钦，2008）：如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低价征用城郊农村的土地，逐渐将一部分村落包围在建成区内，最终蜕变为“城中村”；局部城市化速度过快，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脱节；城镇用地失控，城市建设质量不高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城市结构（体系）存在结构失衡等现象，同时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重数量、速度、形式，轻质量、效益、实质的现象仍较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化不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制度和政策基础上，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少提高，城乡二元结构仍然严重存在，使得城乡收入差别甚为悬殊，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农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条件日趋恶化，而由于工业化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就业不充分，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将直接制约城市化进程，影响可持续城市化的实现。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在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城市等级体系，能把一个城市所具有的多种职能分散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中，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以保持城市体系整体的统一性和有序性，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4）城市化发展不均衡，二元结构严重。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应通过扩散与聚集效应与其辐射影响的周边之间，包括城市与小城镇、乡村地区以及城市之间协调发展。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存在失衡现象，从宏观层面看，城市化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虽然我国城市化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东、中、西部发展很不平衡，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局面，东西部城镇结构也不尽合理。从城乡关系看，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二元体制又反过来制约着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重要方法，但中国却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同向增加，这主要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造成了居民身份不平等，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国家财政资源分配不平等，城乡规划与建设各行其是，城乡生态和环境的共同建设缺乏协调等原因造成。

（5）城市化过程中资源严重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过程中对水、土地、能源的消耗也快速增长，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制约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目前，全国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20%～100%，平均高40%以上，考虑开采、输送后，我国能源系统总效率不到10%，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吴向阳，2007）。城市化一方面大量消耗自然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排放大量废弃物到自然中，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常常伴随着城市大气、水、土壤等资源污染日益严重、垃圾总量不断增加、城市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加重，环境问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使得我国城化面临着资源短缺、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