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在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由此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引起国内外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国经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不啻一座富有的金矿，也有不少人宣称，讲清楚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许多重要的国际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介入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咨询、建议、评价和研究工作。

例如，遵照邓小平的提议，世界银行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团队，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中国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研究，并于1985年给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这份报告采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翻两番的可行性，提出了改革建议。当时，中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几乎是第一次读到以现代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经济的系统表达，以致这个报告文本不胫而走，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广泛传阅。

又如，1985年9月在长江三峡“巴山”号游轮上召开历时6天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亦称“巴山轮会议”），邀请了包括詹姆斯·托宾、阿来克·凯恩克劳斯、弗拉基米尔·布鲁斯和亚诺什·科尔奈等多位国外著名学者，与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共同讨论，并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诸多建议。多年以后，很多人仍然认为，“巴山轮会议”的研讨成果对中国经济改革目标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启示。

国外经济学家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隔靴搔痒者有之，中肯有启示意义的有之，但是，鉴于以下因素，总体来说终究不能发挥也确实没有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家在推动改革方面的独特角色，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只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了解计划经济思维框架的中国经济学家，才懂得如何促进思想解放从而推动改革。其次，只有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经济现实中，才能切实理解传统体制的弊端及其顽固性，才有能力寻找突破路径。再次，改革没有一劳永逸的万能钥匙，改革进程中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只有身处其境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才可能及时反应、反馈和做出应对。最后，只有了解中国国情和实际思想状况，才能在经济学思维上有所衔接，促成新思维被逐渐接受，提出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方案。

经济学界有一项旨在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性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的专门奖项，名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该奖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是以作者或经济学同行赋予某一称谓的理论观点和研究为颁奖对象。因此，看一看已获奖和候选的理论名称，有助于我们理解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理论创新领域和状况。

这些理论分别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整体协调改革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过渡经济学理论，产权理论与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黏性预期理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及实施方案，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消费品生产理论，人民币汇率改革理论，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理论，中国金融市场突破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企业兼并理论，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设想和跟踪研究，资本市场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理论，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公共财政理论，公有主导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三元经济结构理论，二元城镇化发展理论，等等。

虽然这些“理论”或许挂一漏万，有些可能也并未成熟为理论，还有的只是较早指出市场经济的一些常识而已，但是，这些主张提出的时机、引发的讨论、付诸实践取得的效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定阶段上，分别有各自的针对性，对改革或多或少发挥了促进作用，其中也不乏形成中国特色改革方式的有益案例，具有从理论上进一步提炼的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在实践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对于改革的理论认识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性，同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进行了重要的创新，具备鲜明的时代性，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