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闻、文学、历史反映、记载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新闻报道社会生活，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历史记载社会生活，但社会生活进入这三个领域的范围或者说广度是不同的，这三个领域报道、反映、记载社会生活在深度上也有差别。

一 新闻、文学、历史报道、反映、记载社会生活的广度

很明显，新闻报道的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有社会意义的那部分；而且在正式的新闻机构产生之前，即使是新近发生的有社会意义的那部分社会生活也以“自在”的状态自生自灭，如果有幸的话，它们当中的一部分可能被史家所记载或被作家所记述。实际上，新闻只能选取很少的事实加以报道，因而它呈现世界全面真实的程度是有限的。即使是最独立、公正的媒体，无论怎样努力展现不同的声音和事实，新闻也只能是“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饮”，一些事实因为被媒体关注而得到放大，另一些事实没有被关注而销声匿迹。正因为新闻报道的只是社会生活事实的一部分，所以，有新闻学者称“新闻学是一门选择事实的艺术”。李良荣教授著的《新闻学概论》有专门的一章叫做“新闻选择”。新闻着重写事，文学着重写人；人们往往把文学叫作“人学”，有人又把新闻叫作“事学”。新闻报道事实着力追求新与快，文学描写社会人生努力追求完整、深刻、富于美感。两者在把握生活和反映或表现生活上有明显区别。

可以肯定地讲，进入文学和历史领域的社会生活要比新闻宽广得多。从理论上讲，文学和历史所涉及的可以是人类全部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可以纳入文学和历史的范畴。但实际上，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无比丰富多彩，庞杂得难以尽述，而文学和历史对社会生活的择取也有自己的内在要求，所以进入文学和历史的社会生活还不能涵盖全部的社会生活。文学和历史，对社会生活也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只不过，文学和历史对社会生活选择的标准与新闻有所不同。

进入文学领域的社会生活，由于文学的特性，并不是原原本本的社会生活。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讲，有一部分社会生活，作家没有经过加工或虚构，是原原本本的社会生活。这部分社会生活，由于其本身的“含金量”非常高，作家不用加工和虚构就达到了文学作品的要求。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字眼，“本作品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的”，有的评论家评价这样的作品说，“可以当信史读”。有的作品还特意强调本身有可靠的生活依据。比如清代孔尚任的名剧《桃花扇》，其“凡例”云：“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该剧“先声”出还借老赞礼的口说，“实事实人，有凭有据”。确实，《桃花扇》所写重要人物、事件、均于史有征，忠于真实历史的基本面貌。但即使如此，由于文学的特性，除了记事散文，人们一般也不把这些作品看作真正的历史记载。

与新闻和历史相比，进入文学领域的社会生活很大一部分是人类的内心生活世界，内心生活包括情感起伏和心理变化。这往往是新闻和历史所很少或较少涉及的。若想真实而细腻地了解某一历史时期人们的心灵世界，读描写这一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巴尔扎克称自己的作品为“心灵秘史”；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指出，“认识人的心灵，乃是托尔斯泰伯爵才华的最基本的力量。作家可以以其他引人的特点使读者为之倾倒，但是只有具备上述的素质，他的才华才能真正有力而且持久”。至于“意识流小说”更是把心理描写推到了极致，也推到了极端。许多心理学家，还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行为和心理作为心理学的个案来分析。

文学对社会生活的择取，看重其带有美感的、情感的、个性的、形象的、具体的部分。就具体而言，典型的新闻报道，多限于事实的基本轮廓，最多精选能表现主题的少量细节，“新闻体”以短著称。而同样的事情一旦进入小说或戏剧，只要对刻画人物和表达主题有好处，描写起来就不厌其详。从平常中挖掘出不平常，也是文学家对生活的一种把握。孙犁说：“小说以发掘日常生活为主，越是日常习见的，越有意义，偶然性的东西，可供一噱，是没有多少回味的余地的。”此乃真正文学家的识见。

文学与新闻反映与报道生活的角度不同。“优秀的画家从来不画建筑物的正面，而是取仰角或俯角。这条原则对文学反映现实来说也是必须遵守的。正面描写现实的是报纸。小说和特写应该使现实中从前留在阴影中的那一面转向读者（作为出发点），从而赋予现实以一种自然的、必不可少的光彩。”这段话对于艺术创作极富参考价值。

刘知几在其《史通·自序》中谈史书时说，“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历史应当包容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尽管历史面对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所记载的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远非它的全部。历史特别看重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和人物，而对普通人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则较少注意。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很精辟：

艺术对生活的关系完全像历史对生活的关系一样，内容上唯一的不同是历史叙述人类的生活，艺术则叙述人的生活；历史叙述社会生活，艺术则叙述个人生活。

正因为如此，在丰富多彩的历史社会生活内容中，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而特意详述。

作家孙犁指出了史家与文学家在处理材料时的一个重要区别：

历史家注意的，是和历史有关的大局、大事、人物大节。如《项羽本纪》，写到虞姬的文字极少，最后写了那么一两句，是为了表现英雄末路。如果是文学作品，就会抓住虞姬不放，大事渲染。从她怎样与项羽认识，日常感情如何，写到临别时（《史记》没写她死，也没有写别离）的心理状态，纠缠不清，历史家如果这样去写，那就不成其为历史名著了。

孙犁的这个见解，对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有参考价值。无论如何，历史学家最看重的应当是大局、大事、人物大节。这就是依据史学名著改编的文艺作品，往往需要改编者发挥想象去虚构细节和人物内心活动的原因，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作品血肉丰满。

不过，对于史书所选择的社会生活，现在已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观念，学者陈墨指出：

传统观念中的历史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将历史局限于“官场”和“宫廷”；而新历史观认为每个生活在那个历史环境中的人以及他们的身世，都有权力得到历史的关注和青睐，这就是历史学界所称的“新史学”，即人文历史。“新史学”把历史从官场放到民间，普通人的境遇已得到新史学的关注，那么历史剧呢？比如说一个古代的商人，关于这个人物在那个环境和时代中的境遇，他的生意、家庭等等，能成为一部历史剧的题材吗？还有，一般人觉得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是历史，那么一段历史时期中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呢？这其实也是历史。事件再大，也只有暂时性，而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传统等却具有更强的时间传承性，也就具有更大的历史价值。

中国史学界这种史学观念的转变主要开始于改革开放时期，通过了解国外史学进展和反思自身，史学家们普遍发现“社会生活”这一本来属于历史学的内容居然被长期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历史研究》杂志1987年第1期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由此开始，史学研究对象的视野空前宽阔起来。国外有学者也指出：“过去中世纪的传统是研究社会的构造、经济、管理、政治组织，现在首先研究的是各种私人生活和日常生活现象，特别是与人的行为的情感领域和身体领域有关的现象，如受虐淫、暴力、利己主义、侮辱、厌恶、愤怒、痛苦、磨难、乱伦、异性模仿欲等等。”应当扩大史学研究视野，但无论如何，大局、大事、人物大节仍应是史学首要的关注点。

二 新闻、文学、历史报道、反映、记载社会生活的深度

新闻由于要求快速及时，在深度上则有先天的不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新闻不像历史有纵的发展线条，可以从众多的历史事件中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它虽然可以进行纵的和横的比较，但那不能成为新闻的主体。新闻像一次性用品，用后即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有人把新闻称作“易碎品”。

当然，新闻也在追求深度，进入20世纪，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和欧洲的新闻工作者着手探索“深度报道”。对重大新闻事件，注意将其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在各种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加以报道。同时强调记者的主体意识，强调预见性，重视经常性的调查研究。西方新闻界在最近15年内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在某些新闻报道的材料准备中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调查研究的一般做法是，提出调研问题和进行实验、搜集信息、分析最终结果，然后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可以说，这是新闻向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习和借鉴的一种表现，是弥补新闻报道深度不够的一种努力。

然而，不少新闻报道由于新闻价值观念的媚俗化，而流于平庸。现在大量出现的“市民新闻”，使许多新闻媒体的品位下降。其实，国外早就有人批评过这种新闻现象。美国新闻评论家W. J．斯蒂尔曼曾指出：

在新闻领域中摈弃了主要的文明之果……事实上，美国已经把新闻从它一度作为对时代思潮的定期表达和对当代生活问题及其解答的及时记录改变成收集、浓缩、积累凡人琐事的工具。在这种对日常事务的竞相描写中……我们对那些具有永恒意义因而也就在文化特征方面显得极其重要的东西，也一再表现出忽视和遗忘。

大量的“通俗文艺”，与“市民新闻”遥相呼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通俗文艺与媚俗文艺当然不能画等号，然而现在许多所谓的“通俗文艺”实际上是媚俗文艺。《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属于通俗文艺，可它们都表现出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水平的卓越。

历史书虽然以记载事实和人物为主，而优秀的史学著作必定是史和论都出色，在事实真实基础之上，总结出历史的规律性。《淮南子·要略》中说：“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无不如此。《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深刻厚重不言而喻。古希腊史学家戴奥尼西说，“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英国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指出：“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真正的历史学家绝不止步于事实本身，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

历史的第一个任务是再现生活；第二个任务——那不是所有的历史家都能做到的——是说明生活；如果一个历史家不管第二个任务，那末他只是一个简单的编年史家，他的著作只能为真正的历史家提供材料，或者只是一本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的读物；担负起了第二个任务，历史家才成为思想家，他的著作然后才有科学价值。

正因为如此，人们经常把深刻和厚重与历史联系在一起。

史学家如何处理历史事实与对这种事实的说明、解释呢？“历史学家既不是他的事实的卑贱的奴隶；也不是那些事实的暴虐专制的主人。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有来有往的关系。任何从事实际工作的历史学家如果在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停下来仔细想一想，都知道他所从事的只是一个连续不断地把他的事实放进自己的解释的模型中加以塑造，又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的模型中加以塑造的过程而已。”没有事实依据的说明和解释就缺乏根基，对事实没有穿透力和统摄力的说明和解释就不深刻。

历史的深刻，有时还以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粉碎某些教科书上的貌似正确的观念。逃亡之中的茨威格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绝望地写道：“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这就是社会历史中关键时刻的“雪崩”现象。

但无论把深刻和厚重强调到何种程度，我们始终不要忘记历史的第一要务是事实。没有事实就不能成为历史。英国学者詹·乔·弗雷泽在《金枝》中甚至把事实强调到这样的程度：“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从根本上说，这种强调是不错的。当然，在此前提下，也应避免仅仅把历史看成事实的堆积和罗列。

文学作品不仅要求美，不仅要抒情，也要求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但这种深刻不是靠作家特别指点出来，而是在情节的发展中自然流露出来。这种深刻蕴含在作品的形象中，蕴含在美中。深刻的思想内涵是所有文学名著的共同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