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的中国故事

2014年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的与会嘉宾关于互联网金融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给出了一致的答案：“互联网金融的故事是中国的故事，而不是美国的故事”。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往往扮演着跟随者的角色，但是在互联网金融之路上，中国走在了前头，体现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一 缓解资源拥挤的需要

按《新华字典》的解释，“拥挤”是指人物或车船等密集，挤在一起。从其字面解释不难看出，人为因素是形成拥挤的主因。中国的资源特点，以前常用地大物博来形容，现在则强调资源稀缺。不管资源是充裕还是稀缺，都掩盖不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资源配置的问题非常严重，而其中，人为因素很关键。所以，用资源拥挤来形容目前中国资源现状，能较准确反映国情。

中国资源拥挤的例子比比皆是。前些年，每到年关时候，北京各大部委门前车水马龙，拥挤不堪，各色人等前来“跑部钱进”，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相关资源过于集中，人为造成了政府资源拥挤。再来看看每到中小学开学期间，知名学校附近往往挤得水泄不通，在好学校集中的城市中心区，往往造成当地交通瘫痪。可以说，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教学观念、家长心态等诸多因素夹杂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特色的上学拥挤现象。2014年中国内地“五一”小长假首日，北京市出京方向从5点多就开堵，京藏高速的出京长龙更是长达55公里，从北四环一直堵到八达岭，堪称史上最长拥堵。而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也同样出现严重堵车，“五一”小长假出游变成了糟心的大堵车。中国特色的节假日安排和上班制度为各种节假日的拥挤“贡献”不小。

资源拥挤就会形成“瓶颈效应”，让本来就稀缺的资源更显不足，提高社会运行成本。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决资源拥挤，不能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人为干预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削减行政审批事项的重要原因。面对资源拥挤的国情，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特点，互联网在资源配置中，具有独特优势，从本质上来说，互联网是一个资源整合器，它能让资源更高效地分布和利用。

纵观世界经济，互联网金融的应用程度是与资源条件紧密相关的。在肯尼亚、海地等农村，50%以上都是用手机取代了现金；在孟加拉国这么落后的国家手机支付也已非常盛行；在瑞典，95%的现金被取代了，因为用手机来取代信用卡，比信用卡更便利、更方便，而且生活的场景更多，信用卡还是要通过一个媒介来进行刷卡，手机无须接触的这种支付方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方便。种种情况说明，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并不由经济发达程度决定，而与资源配置要求紧密相关。

美国的零售金融市场已经非常成熟，资源分布合理，金融渗透率很高，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差异性相对不明显。但在中国，由于人为造成的资源拥挤，正规金融体系始终渗透不下去，无法覆盖乡村以下的区域，无法覆盖草根创业者、小微企业等。因此，在这种环境下，互联网金融就成了消除资源拥挤的利器，这也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爆发非常重要的背景。

以余额宝为例，余额宝实质上并非一种新型的理财产品，而是货币基金等现有理财产品在营销方式、销售渠道上的一种创新。阿里巴巴正是抓住了居民理财“时间碎片化”“资金碎片化”“地域分散化”的特点，克服公司手持大量客户资源而缺乏变现能力以及基金公司空有投资机会却缺乏客户资源的困境激活了互联网公司闲置的客户资源和基金公司闲置的投资机会，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将互联网金融做得风生水起。

［延伸阅读］瓶颈效应

所谓瓶颈效应（Bottleneck Effect），反映的是一定社会过程中各个因素、环节的相互关系。社会角色扮演者在进行某项创造活动时，在从事某一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角色行为时，要求与之相关的各因素、环节配合与协调并进，其中如果某一因素和环节跟不上，就会成为“瓶颈”卡住整个活动和某一行为的正常进行。

“借东风”是化解“瓶颈效应”的一剂良方。在赤壁之战的“借东风”事件之前，有蒋干中计，孔明借箭，周瑜打黄盖，庞统授计等。但是，仅仅靠这些尚不能取得这次战役的最后胜利。要取得最后胜利，还缺一个要素子系统——东风。正是因为东风这一要素加入了这一战争系统，并与其他子系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产生了新功效，消释了“瓶颈效应”，取得了决战的胜利。

从金融角度看，虽然中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面临很多发展瓶颈，比如人员瓶颈、资金瓶颈、物流瓶颈、信息瓶颈、技术瓶颈等。如何消除这些瓶颈？引入互联网思维，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无疑是借了互联网金融的“东风”，有利于消除“瓶颈效应”。

二 重建信用体系的需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经济生活中，还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的道德伦理水平却没有得到同步提高，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严重滑坡。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诸如制假售假、拖欠款项、走私套汇、欺诈无赖等违背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和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的现象，以致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广泛的“信用危机”，中国急需诚信资源和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如何治理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无序、失范及其“信用危机”呢？除了依靠“法治”与“德治”外，技术在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具有直接、快捷、透明的独特作用。

具体到互联网金融，相关的互联网技术为信用体系建设带来了一条新思路。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信用是金融的基石。然而在一个诚信不足、信用缺失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传统的红头文件、交易合同、记账单据缺陷日益突出。因为所有这些都能造假，并且在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造假成本很低，加之对造假的处罚力度不大，形成了造假的大环境、大气候。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监管手段已显不足。互联网的创新，在不经意间部分解决了这一信用难题，如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中介信用担保让电商的买卖双方不再为彼此的信用担心，其保留的交易记录更是成为客户诚信档案的重要内容。

三 民众理财意识的觉醒

中国民众具有传统的储蓄情节，“有钱存银行，用时不慌忙”这种顺口溜耳熟能详。但事实是，储蓄负利率导致了人们的金融资产不断缩水。一方面，过去几十年，中国存在的金融压抑现象抑制了普通大众的理财意识，而为国有金融机构创造了超额利润，如巨大的存贷息差令国有银行获得丰厚利润，中国工商银行甚至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盈利能力最强的银行。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却面临理财无门的窘境——存款放在银行，利息跑不过通货膨胀率，存银行实则亏钱。股市连年萎靡不振、楼市投资门槛越来越高，民众在缺乏有效理财途径的情况下，却又面临自己存钱看病、上学、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这种现实的尴尬一直困扰着大量人群。

余额宝的迅速崛起唤醒了人们的理财意识。余额宝所做的事情，实际是利用银行间市场与普通存款利率之间的利差来创造收益。虽然作为一个碎片化解决民众理财需求的工具，余额宝并没有突出的创造性，或许日后会被另一个收益率更高、更便捷的理财产品所取代。但从余额宝迅速聚集5000亿元的资金量上来看，人们的理财意识已被逐步唤醒。互联网金融大热背后民众面临的理财窘境和社会矛盾，反映了金融业创新的迫切需要和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强大市场。

反观美国，互联网金融并没有这么火热，当年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有过类似余额宝的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但后来还是垮掉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美国有很多的替代投资途径，人们可以投资种类繁多有着不同风险与回报的金融产品，根本不需要余额宝这种参与银行间市场的理财产品。

人们理财意识的觉醒促进了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大热，也促使监管部门和传统金融机构紧跟步伐、锐意改革。

四 金融业暴利的吸引

意大利著名诗人，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但丁，从1308年至1321年，用13年之久完成了旷世之作《神曲》。在其《神曲·地狱篇》中，将放高利贷的人打入第八层地狱，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对高利贷的痛恨之情。虽然后来放贷行为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并成为重要的经济手段，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但关于利率水平的争论却从未停歇。在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机制、利息形成机制以及银行自身的垄断地位等一系列客观因素，造就了银行利率水平明显偏高。虽然不是高利贷者，但躺着就能赚钱的银行和但丁批判的高利贷者却有几分相似。

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逐利是商业的本质。哪个行业、哪个市场的利率高，哪个地方的竞争就会激烈。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是非常诱人的。台湾的利差是0.97%，香港的利差是1.53%，中国内地的利差达到2%到3%，银行的主要利润还是来自于利差。中国把存款利率控制在3%左右，但银行间市场利率在6%左右，如果普通投资者能参与这个市场，而不是把钱存在只有3%利息的银行，投资回报率显然更高。可以说，以银行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金融市场是一个封闭的或者半封闭的暴利市场，从公布的数据看，2014年上半年仅16家上市银行的利润总额，就占上市公司利润的近54%，远超其他非银行类上市公司利润总和。这么暴利的行业，对掌握大量客户群体的互联网企业来讲，其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互联网本身的价值不仅在于自己产生很多新东西，而且在于对已有行业潜力的再次挖掘。互联网企业正是看到金融业巨大的利润空间，因此，创造了很多新的产品和工具，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分享盛宴。迅速发展壮大的互联网金融，挑战着传统金融的游戏规则，唤醒了普通大众的金融意识，将极大冲击传统金融暴利。

除上述四方面原因外，庞大的互联网数据资料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运用不仅能有效减少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能降低信息搜集和处理的成本及交易的时间成本，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互联网金融的低成本优势。同时，现有金融管理体制给互联网金融提供了规避部分金融管制的机会，传统金融机构不重视的中小投资者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缺口又给互联网金融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也为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火爆”发展加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