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冷战留给国际安全的遗产：一种历史的视角
沃伊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
冷战留给国际安全什么样的遗产，这一问题首先取决于如何界定安全这一概念。众所周知，专业学者对安全概念争论不休，尤其是冷战出乎所有理论的意料和平结束后，这一争论更加白热化。自此，安全的界定似乎也成为一种类似于“家庭手工作坊式产业”，“随意地滥用这一概念也使其毫无意义，除非对政治家而言”。这篇概论力图解释冷战期间以及冷战之后安全认知和意义的变更及其影响。基于此，我们采用美国裁军谈判专家乔纳森·迪安（Jonathan Dean）对这一概念简洁明了的界定，“安全即没有恐惧感以及无恐惧之忧”。[3]
直到最近安全才成为认识论的一个问题。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不安全状态是一种生活常态，因此也无须概念化。即使在17世纪西方形成了主权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国家之间基于安全考虑彼此进行互相均衡时也并未过多关注安全这一字眼。只有在国际体系难以避免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一字眼在政治领域才引起广泛关注，紧随其后的更具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字眼进一步推广开来。冷战尽管和平终结，但没有扭转这一局势，而是加剧了这一局势的发展。
在美国，安全最初的首要含义是“国家安全”，这起源于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者、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通常来说，这一字眼指的是保护一国内部安全及其价值观免受外部威胁。然而，在1952年，安全研究的奠基人物之一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语惊四座，认为国家安全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符号”，可能没有任何意义。确实以字面意义来理解，它将不得不包括联合国多达193个成员国的“国家安全”，而不涉及其他宣称或力争获得独立主权的那些政治实体。因此，这一章所讨论的安全指的是国际安全而不是某个特定国家的安全。[4]
追寻历史遗产其实就是站在当下回望历史的过程，关注的不仅仅是过去，而且也包括现在。并非冷战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可被称为遗产。当下的一些重大安全威胁可能先于冷战而存在，诸如巴以冲突、印巴矛盾等，而冷战期间形成的一些安全威胁如今也早已今非昔比，如伊斯兰恐怖主义以及拉丁美洲的毒品贸易等。而所谓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先于冷战而存在，却随冷战结束而终结。
冷战期间曾形成了历史上罕有的两极结构，但冷战之后与冷战期间对此的认识迥然不同。曾经一度无足轻重的事项如今却至关重要，而曾经一度至关重要的事项如今却无足轻重。回顾历史，不仅与苏联相关的事项的重要性已大大减弱，即使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也并非处处举足轻重。实际上，超级大国这一概念在冷战期间指的是一国拥有大量核武器，而如今这一概念本身也已模糊不清。新兴大国这一概念虽与核武器并无太大相关，但同样模糊不清，它包括了从冷战期间实力就开始不断上升的中国，也包括那些正在快速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5]
在冷战形势的激励下，学者们开始探究安全的概念，这是知识研究中重要的一环，但就历史的影响而言，学者们必须走出象牙塔，回到外部世界中去。而这只有在那些言论自由的国度如美国才能更容易实现，当然也并非全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结果。正如威慑理论通过威慑战略的实施影响了世界，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基于恐怖的核平衡，冷战才得以避免发展成为热战，这个世界也因此更为安全。而伴随着核平衡的结束，核武器也不再是重中之重，和平安全又成为悬而未决的有趣问题了。
因此，以下问题就成为争论中的关键点：冷战期间哪些安全概念时下仍然具有相关性并能够被称为持久遗产？冷战期间所创建的哪些安全结构和机制存续了下来？美苏全球对抗的哪些政策和事项在冷战结束后仍具有持久深远的影响？
本章将首先讨论冷战前半期基于军事安全考虑所创建的并延续至今的安全结构和机制、朝鲜战争的持续影响以及核扩散的重大后果。其次，将探讨在东西方缓和的不同时期逐渐形成的非军事化安全思想，以及欧亚地区所采取的通向安全的不同路径，再至全球化带来的安全国际化进程。最后，指出冷战在苏联重新界定了安全的概念后出乎意料地终结对以前取得的重大成就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这将如何影响欧洲和亚太地区新安全架构的构建。结论部分反映了对冷战之后世界是否能够更加安全一点的思考。
冷战前期及其遗产
二战刚刚结束时，对安全的关切主要是反映了对新近历史的反思总结而不是对不同未来的畅想规划。当时国际社会的主要关切是如何避免重蹈引发战争错误政策的覆辙，尤其是如何确保战胜国之间的合作以避免战败国有朝一日的打击报复。尽管当时美、苏、英三大国之间的安全理解不尽相同，但对逐渐形成的冲突三国都未预料到，更非三国所期望。甚至在冷战开始后，在美国的倡议下，各国之间仍然建立了一系列安全机构，其中大多数延续至今。
影响深远的国际机制
在美国主导创建的国际机制中，首屈一指的是联合国，而尽管发生了冷战，当然也恰恰是因为冷战联合国得以成为今天的样子。因为东西方冲突加剧，联合国曾经一度式微，但它从未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冲突一旦呈现缓和之势，联合国就会强劲反弹。目前，其成员国已是原来的三倍，面貌也已今非昔比。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已重新修改了会议日程，但是不合时宜的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反映的是半个世纪前的权力分配）仍然不断地重申其独有的权威，并无其他机构能对此形成挑战。因此当务之急是对其进行改革而不是摒弃。
与某些批评观点相反，联合国从来都未被设定为“传统联盟”的变体，从而复制19世纪的欧洲协调以允许当时的大国互相制衡共管世界。对那些美国设计者而言，联盟是旧世界的恶习，均势与其说是和平倒不如说是战争的处方。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认为安理会最初“四大警察”的地位更多是责任而不是特权。其继任者哈里·S. 杜鲁门总统继承了这一观点，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曾特别表扬了杜鲁门总统坚持“大国的责任是为这个世界服务而不是统治全世界”[6]。
在罗斯福新政的激励下，联合国致力于推动国际法作为“人类的共同法”。1948年，联合国大会在苏联及其盟国、沙特以及南非弃权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尽管该宣言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即使在冷战的情况下仍然促进了后续公约的签订。1976年在法定数目的国家批准后，公约具有了法律效力，逐渐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对人权的尊重，这也逐渐成为“人类安全”的一大特征。出乎一些质疑者的预料，冷战期间国际法逐步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7]
联合国设想的“集体安全”假定集体会联合起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武力挫败侵略者，但是其实它所宣称的只是一种“选择性安全”，只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自身重大利益未受损时选择行动起来，安全才能得以实现。军事参谋团最初创建的目的是对联合国的武力干预进行监督，最后却成为可怜的摆设，除了开会与休会外无所作为。但是维和行动在《联合国宪章》之外被发明出来以对军事参谋团进行补偿和替代，最终也成为联合国预算中的最大头。[8]
由于不涉及军事安全问题，联合国的一些专属机构大放异彩。如世界卫生组织承担了全球“卫生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向世界粮农组织承担了“食品安全”提供者的角色。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联合国也保持着紧密联系，在争议声中承担起“经济安全”的提供者角色，向世界处于弱势的大多数人口提供帮助。1947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尽管在冷战期间奄奄一息，随后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坚定基石。[9]
美国的全球安全观以美国的经济优势基础为前提假设，正如“门户开放”政策所暗示的，美国的经济利益与世界和平的维持紧密相连。“自由贸易与和平同根生，而高关税、贸易障碍以及不公平的经济竞争与战争永相伴”，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一句名言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在黯然的过去，各国通过势力范围、联盟、均势，以及其他的联盟形式来捍卫自身安全或促进自身利益，而在将来，这些都将变得多余”[10]。
美国的国际主义者持有一种经济安全观，认为经济的相互依存不仅促进了国家的安全，而且促进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这一理念为遏制战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947年乔治·凯南最初提出了这一战略，随后马歇尔计划继续对此给予了充实。尽管遏制战略很快就引起了争议，而且无论如何它也受到苏联生命周期的时间限制，但是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冷战最不受争议的遗产，作为模式被不断引用借鉴。在完成了其最初的目标后，马歇尔的结构设置很快被应用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创建设计中。1950年在澳大利亚的推动下，亚洲借鉴马歇尔计划提出了科伦坡计划，至今仍是该地区政府发展援助的重要方式之一。[11]
与此相比，1947年在华盛顿与莫斯科都对联合国失去信心后，美国建立的“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却备受诟议，因为其背离了美国一向追求的安全政策。但是这些标志性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局、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的持续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官僚体制的惰性。它们在安全环境和白宫政府几度更迭的情况下都延续了下来恰恰证明了它们自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更何况它们所处的政治体制也屡次被证明能够进行自我调适和自我纠正。在美国，可怕的“军事国家体制”（garrison state）从未实行过。[12]
早在美苏交恶之前，苏联通过帝国扩张以及在欧洲传播共产主义来追求自身安全的方式已经使得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质疑联合国能否担当起它们保护者的角色。它们欢迎1945年的《查普尔特佩克议定书》（The Act of Chapultepec），在其中罗斯福政府采取了与门罗主义不同的立场，承诺通过集体而不再是单边的方式来保护西半球的安全。它们成功地在《联合国宪章》中加入地区自卫权的条款，而且这不需要安理会的同意，众所周知，苏联在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1947年的《里约条约》再次确认了查普尔特佩克原则，尽管没有共同防御的自动性承诺，但集体互助的形式仍沿袭了下来，只是由于从未践行过所拟定的功能而呈现出没落之势。[13]
自19世纪尝试合作以来，西半球1948年在波哥大成立了美洲国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以应对地区内部的威胁和危险。创建之时，地区内部正充斥着对从欧洲蔓延来的共产主义侵略的担忧，而且成立大会的举办城市也爆发了政治暴力，因此美洲国家组织立誓要推进民主、“尊重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平解决争端，以及联合起来消除“极端贫困”。[14]它通过了《美洲人权宣言》，这是历史上第一份人权保护的国际文书。尽管冷战使其遵约效果大打折扣，但该组织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首要关注使其成为该地区唯一的连接除了古巴之外所有国家的多边机构。
《里约条约》的一大功能在于为1949年的华盛顿条约提供了模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由此建立，这是在欧洲而不是美国的倡议下建立的，也因此使得美国成为欧洲“受邀请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北约最初的设计是再确保而不是防御，是避免战争而不是赢得战争。在苏联崩溃之前，北约从未真正在战争中经历过考验，其能够存续下来主要得益于自身重新定位的能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容纳联盟内部不同成员国不同安全需求的能力，当然这也离不开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同寻常的自我约束。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多元安全共同体”，“朋友之间可以持有异议，但最终都将达成共识”，北约的特殊功能在于通过文官的领导对有历史敌意的国家的军事将领进行文化同化。1950年对土耳其的吸纳不仅阻止了与希腊的冲突，而且为土耳其的民主化转型以及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铺平了道路。[15]
冷战早期的军事化行为使得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一下子陷入了晦暗不明的境地，而英国本雄心壮志地打算将其作为北约的政治补充物，通过一体化进程将其他的西欧国家乃至整个欧洲都吸纳进来。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评论的，“无疑正是因为其远离军事事务，苏联对此不屑一顾”。[16]然而，一旦冷战结束，除了白俄罗斯外，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积极加入进来。在冷战最黑暗的岁月，欧洲委员会通过了《欧洲人权公约》， 1959年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欧洲人权法院，其中任何成员国的公民都可以通过起诉他们的母国政府寻求权利的救济，当然大多数待处理的案件都来自俄罗斯。
1950年欧洲分裂的形势几乎已经预先谱写了日后重新统一的方式以及冷战终结的方式。马歇尔计划为西欧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苏联化的东欧却被迫接受了一个行将消亡的政治经济体系。北约把西欧与美国带入了一种持久的安全关系模式中，而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团结在莫斯科与南斯拉夫分裂后便开始了分崩离析的进程。而冷战当时为何没有终结呢？这是因为在亚洲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朝鲜没有能够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亚洲的冷战格局得以形成。
朝鲜战争的长期阴影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除了让朝鲜半岛陷入分裂以外，也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当时一位著名的美国外交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如此回忆道，“是朝鲜战争而不是二战使我们成为头号世界军事政治大国”。它促使美国人开始完全从军事角度来规划冷战，正如哲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慨叹，朝鲜战争使得美国“痴迷于军事力量”。[17]在战争的刺激下，美国的军事预算出现了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增长，尽管自此以后再未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增长幅度，但在21世纪前，它的军事预算仍将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纵然冷战的结束已经带来了和平的红利。
这场战争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也非同小可。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新创建的共产主义政权将其安全委托于1950年缔结的中苏联盟，但这是一份不平等的条约，斯大林通过此条约将支持朝鲜军事冒险的主要任务转嫁到毛泽东身上。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党内其他同志持保留意见的情况下代表整个国家接受了这一任务。与传统的中国与蛮夷邻邦所建立的朝贡体制相比，这一联盟对中国而言显然有离经叛道之嫌，自然也难以持久，而且只要它存续下去，中国的安全利益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损。
中美两国对朝鲜战争的军事干预使得两国的缓和进程推迟了20年之久。另外北京为收回沿海岛屿所进行的军事准备活动也被迫停下来，统一台湾的大业由此搁置。
朝鲜战争中中国的介入挽救了朝鲜政权的崩溃。1961年，北京与朝鲜签订了一项共同防卫条约，这使得北京不得不正式肩负起帮助该政权渡过难关的重任，同时也给予了北京在确保该地区安全时施加影响力的砝码。
亚洲共产主义国家的行动曾经一度被西方误以为是苏联对欧洲发动军事进攻的前奏，这也使得北约发展出以前所不具备的军事内涵。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也成为常态化。法国极力推动的欧洲防御共同体（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本计划在法国的监督下使西德在西方防御体系内重新武装起来，以补充北约的作用，事后看来这也成了欧洲共同安全政策的前身。实际上，该计划几乎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一旦战争恐慌消退法国自己的国民议会就否决了它。真正持续下来的恰恰是这一计划的替代性方案，即作为第一步西德首先加入西欧联盟（West European Union），进而在1955年加入北约。而西欧联盟也为欧洲从老牌的侵略者向模范的“市民力量”转型奠定了基础。[18]
北约的迅速扩展刺激了华约随之而来的效仿。苏联领导人想诱使西方国家“弃暗投明”，从而增强自身的军事优势。认识到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后，华约不得不再次寻找自身的定位，尽管其最终获得了军事的内涵，但从未起到安全的作用，而是被苏联用来加强对其成员国的控制。华约的存在只是用一种军事语言表达了欧洲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一旦这一对立结束，它的生命也就告以终结。[19]
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尤其是导致了次年欧洲共同市场的创建，这也构成了欧洲共同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的核心所在。这是继舒曼计划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后的又一举措，舒曼计划通过把欧洲各国的经济连接在一起，使得动员战争所需的资源难以实行，这也是马歇尔计划的补充措施。但是当时，欧洲共同体还仍处于身轻言微的地位，仍然是“安全外交自我否定的象征”，其安全由北约全权负责。正如秘书长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所言，“根本没有‘欧洲防御’这一说，欧洲必然是个有限的概念”。[20]
在欧洲之外对北约的模仿都以失败而告终，如英国在中东所支持的中央条约组织以及美国在东南亚所支持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原因在于前殖民帝国的历史影响以及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利益，等等。美国最初反对在西半球以及欧洲之外创建联盟，最后却被拽进了亚洲，是因为意识到“我们的亚洲政策事关欧洲的统一，苏联在东方的胜利将会使得欧洲盟国的立场发生动摇”。[21]朝鲜战争的爆发似乎支持了这一认知，但导致亚太地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联盟形式：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体系。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始于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澳、新的同盟条约，随后美国又相继与日本、韩国、泰国以及台湾地区签订了形式各异的同盟条约。尽管条约最初的抵抗苏联和中国支持的共产主义侵略的目的很快就站不住脚了，但该条约体系灵活的形式安排仍然适应了盟国不同的安全需求。在新的形势下，无论苏联是否解体和中国是否崛起，经济因素和地缘因素的考虑都将把美国的战略重心从大西洋带向太平洋。
朝鲜战争结束了，但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仍然促进了不结盟运动的发展，这是由新独立的后殖民国家联合起来对华盛顿和莫斯科主导联盟的一种抗议。印度总理尼赫鲁首先发起了这一运动以满足这些国家的安全需求，这“并不是中立主义或被动的应对，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建设性的政策目标，致力于寻求集体和平，唯此才能达到集体安全”。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创建大会上所颁布的“万隆禁令”禁止“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22]
实际上，不结盟运动倾向于苏联一方，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初觉得与苏联的经济模式更加情投意合，但是不结盟运动从未被统一成一种连贯的安全政策。印度和中国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潘查希拉原则”，在两国都被提升为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但并没有阻止双方1962年的边界战争。那场战争不仅留下了互不信任的阴影，而且边界争端至今依然存在。
1964年不结盟运动在开罗召开第二次峰会时达到了高潮，而新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也刚刚在此聚集。非洲统一组织逐渐发展为非洲联盟，成长为非洲自身的地区组织，并承担其自身的安全重任。而与此同时，不结盟运动在超级大国的竞争逐渐退却后失去了自身的合理性。不结盟运动名义上仍存在，拥有多达120个成员国，但2005年领导人再次在万隆聚首庆祝成立50周年时，所颁布的新亚非战略伙伴关系已无多少实质内容可言。[23]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企图重新发掘与亚洲国家联合团结的精神遗产。早在1962年，毛泽东曾提出了自身的不结盟运动版本“中间地带说”。斯大林死后中国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毛泽东开始在意识形态上挑战赫鲁晓夫，并最终导致中苏同盟的解散。毛泽东认为中国领导着处于美“帝国主义国家”和苏“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为了与苏联支持的不结盟运动相抗衡，中国扩大了对亚非人民团结组织（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的支持，这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另一遗产。
1965年北京本打算与印尼联合筹备第二次的“万隆会议”，但因东道国阿尔及利亚政局突变而搁浅，在内部两大集团的矛盾分歧下，万隆会议被无限期推迟。随之，印尼内部军方发动政变，并指控共产党分子外结中国图谋推翻政府，中国也因此失去了印尼这一坚定盟友。
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末，第三世界的革命热情逐渐冷却，军事政权大行其道，中国的外交姿态也让其陷入孤立境地，阿尔巴尼亚成为其仅有的盟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将中国而不是对方视为最大威胁，在此形势下，毛泽东看到了准备“两场战争”的必要性。[24]中苏边界的形势不断恶化，并最终使得两个原同盟国在1969年几乎兵戎相见，苏联还发出了核打击的暗示。在十一国庆节前夕，中国军队保持了高度戒备的状态，高层领导人基于安全原因都被疏散出北京。
此时中国的外部安全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而同时内部自我摧毁性的“文化大革命”也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一经历给中国人留下了关于集体不安全的痛苦记忆，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和执政的共产党可能会因此更为团结，也可能会分崩离析。然而，中国当时的苦难与正在加剧的军备竞赛比较就相形见绌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引发一场灾难。关于这次危机的记忆逐渐远去，这次军备竞赛中所制造的核武器却成为冷战最恐怖的遗产，也引发了核扩散的风险。
核扩散的风险
在冷战开始之前爆发的核革命确实是革命性的，一方面它打开了使用原子核武器的前景，另一方面它也启动了禁止核武的进程。为了加速日本的投降，美国在日本投放的核武导致成千上万平民的死亡，这一巨大杀伤力的展示也刺激了“核禁忌”的形成。[25]然而，最初两个超级大国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就如同其他武器一样，这一新型武器也可以再次被使用。
在军备竞赛中，互动的机制与其说是行动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预先反应”机制。美国经常先采取行动，较弱的苏联一方进而采取反制。莫斯科1949年的原子爆炸试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后，华盛顿就决定提高赌注，建造更强大的氢弹以实现质的突破。三年以后，量的突破也随之而来，美国决定在苏联采取类似应对之前在欧洲部署数千枚战略核弹头。在核大国大力制造核弹头的时候，“垂直”扩散开始了。[26]
1952年，英国核武的获得首先启动了“水平”扩散的进程，用官方历史学家的话说，这不是“针对所面临的军事威胁而做出的反应，而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和自然本能反应……认为原子武器代表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势，而科技正是英国的国力所在”[27]。自此以后，同样的想法以及科学家们的专业追求也激励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核武的决心。
核革命和冷战的两大因素使得安全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一大崭新领域，其中，核武是主要关注点，而战略研究则力图把理论研究应用于政策领域。当然，核军备竞赛的结束使得其中大多数研究成果都过时了，但约翰·赫兹（John Herz）的安全困境理论除外，它描述了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增加军备措施，其他国家不得不采取类似的应对措施，结果导致该国更加不安全的现象。[28]
在实践中，裁军谈判徒劳无功，但是带来了一个附属物——1955年在联合国体系中创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其最初目的在于监督核能用于和平目的。IAEA最初软弱无力，但逐渐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的监管机构，防止核能用于军事目的。欧洲也创建了自身的监管体系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对IAEA起到了促进补充的作用。
1958年，凯南恰如其分地形容核武器为“既无效又无用武之地，它可能是应对核武器自身进攻的一种途径或其他全面袭击的不确定性方案，但它绝不是一种建设性或有光明前途的外交政策”[29]。四年后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核武政策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最新资料表明的，他最后不得不通过欺骗的手段防止他在古巴安装的核弹落入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手中。
卡斯特罗对赫鲁晓夫明确表示，在面对美国对本国的侵略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为了反抗美帝国主义，即使牺牲其国内成千上万的人民也在所不惜。[30]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明确倡导为了摧毁而不是威慑或防御使用核武器的国家领导人。自此以后从伊拉克到朝鲜其他众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开始觊觎核武器，没有一个是为了建设性的外交政策目标。
尽管有着古巴导弹危机的前车之鉴，两个超级大国仍计划在战争来临时使用这一“末日”武器。在苏联一方，军方谋略者中间弥漫着一种正如俄将领所谓的“核浪漫主义”情怀；在美国一方，民事防御专家在威慑理论之后，持有一种走向抽象的认知。威慑理论，“通过威胁摧毁的战略来保卫国家”，一方面假定敌人抑制不住采取行动的冲动，另一方面它又预设了一个普遍理性的行为体，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那句名言就是，“一个战略行为体将会采取‘理性行动’”。[31]
同时，裁军这一难以操作化的概念逐渐被军备控制一词所代替。然而，军备控制不再是用来停止或扭转军备竞赛，而是用来使其合法化的一个字眼。当时达成的两大军控协议至今仍然有效。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因为未达成全面禁试协议而得名。[32]随后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仍有待批准生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得到了执行，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试验已经不再成为必需的了。在新形势下，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因为核武的进一步扩散问题显得越发重要了。
经过六年之久的谈判，日内瓦18国裁军委员会最终出台了这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此之后这一裁军委员会及其后任者仍定期在万国宫举行会议。它创建于1961年柏林危机之后，当时超级大国认为明智之举是裁军委员会不仅应包括同盟成员国，而且应把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囊括进来。该委员会尽管并不隶属联合国，但与后者保持了一定的联系，也是国际社会中第一个重要的多边外交论坛。彼时，法国已成为第四个核大国，中国即将成为第五个，而其他至少有12个国家也即将成为拥核国，在这一背景下，委员会对核扩散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准备过程中，支持还是反对拥核的关键决策就已经做出了，而这进一步决定了随之而来的扩散模式。
印度政府一方面公开呼吁核禁试，另一方面却在1966年让其科学家秘密开始了一项旨在获得核武能力的项目。这很快引起了巴基斯坦的怀疑和效仿，双方的竞争非但没有让一方获得安全，反而使这一地区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更容易成为核战场。相对而言，拉丁美洲在处理古巴企图引进苏联核武器的问题时，在墨西哥的推动下，于1967年创建了第一个无核区，其他地区纷纷效仿。截止到1968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西欧国家除了法国和英国外，原来曾计划发展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核项目的国家纷纷放弃了原计划，日本也在和平主义公众舆论的影响下放弃了这一计划。
从冷战的角度看，超级大国在核不扩散机制下提供的安全承诺只能被形容为“虚伪做作”和“笨拙低劣”。[33]终止军备竞赛等都是空口承诺，而发展中国家却接受了不发展用于军事用途的核项目的限制。随着冷战趋于结束，华盛顿和莫斯科开始销毁它们国内过多的核武器，垂直扩散也随之停止，而水平扩散也并未超出南亚地区。在其他地区，原计划发展核武的国家或终止了即将开工的项目，如巴西、阿根廷和南非，或从未付诸实施过。利比亚、伊拉克和朝鲜随后重新启动了核计划，但貌似只有朝鲜获得了成功。伊朗发展核武的未竟事业只不过是源于冷战后的形势需求。
因此，不能错误地认为核不扩散机制在冷战期间运转良好，而在冷战后注定会失效，因为“正如传统威慑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只有在冷战期间各国拥有核武才有合法的理由”[34]。实际上，一直以来那些追求核武的国家从未拥有合法的理由，而且它们的行为也违背了核不扩散机制所确定的原则规范。核不扩散机制并不能阻止违约行为，它只能使国家的欺骗行为政治上代价更高，技术上更加难以执行。
在冷战头20年内，主要威胁都得到了有效控制，而且事实证明这一阶段所建立的其他多边机制在冷战的其他时期也都履行了它们的安全职能。由于它们大多数都来自美国的设想，所以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就像冷战从未发生过一样，“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国所创建的世界至今原封未动”。[35]而实际上，这些机制无一原封不动，而冷战后半期留下的历史遗产也截然不同。
东西方缓和的起落
1968年西方社会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政治社会动荡反映了新一代人的诞生，对他们而言，冷战的起源不再是鲜活的记忆，而冷战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已经压过了二战遥远的历史阴影。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事件是一道分水岭，它暴露了东西双方曾经为欧洲一战的承诺和决心是多么脆弱不堪。[36]随之而来的东西方缓和可能加速或延缓了冷战结束的进程，但确定无疑的是它激发了安全的概念研究和实践进程。
欧洲的安全和赫尔辛基遗产
美苏两大国和欧洲内部对缓和的理解并不相同。对欧洲人而言，它意味着欧洲将摆脱这种动荡不稳的安全秩序，它是对立双方陈兵百万通过互相对抗建立的不对等均衡。欧洲对立双方的关切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然而战场之外超级大国的主要关切是传统战争与核战争的分界线。它们的不同困境界定了它们不同的安全认知。[37]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的目标在于消除军事对抗，尽管其最初来自苏联的设计安排，目的是在北约欧洲盟国和美国之间钉下楔子。然而，北约和华约的一些小成员国以及欧洲的一些中立国利用这个战略机会减弱了对华盛顿或莫斯科的安全依赖。比利时开始了与波兰的合作以减弱对抗的军事色彩。1969年，波兰甚至自己制定出欧洲国家在超级大国之外进行联合的条约文本。华沙外交部的这份文本效仿了舒曼计划，力图把各国的重要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并对经济政策进行广泛协调。虽然苏联否决了这份波兰计划，但它毕竟还是预示了冷战结束后，一旦东欧和西欧都加入欧盟之后各国实际推动的项目计划。[38]
美国的欧洲盟国更加青睐欧安会而不是相互均衡裁军谈判，后者是美国对苏联提议欧安会提出的一个先决条件。对欧洲盟国而言，它们更担心军事平衡的打破可能会损害地区和平，而降低和缓和这一平衡则更为安全和更具建设性。它们比美国更愿意讨论一些非军事问题，如人民往来和观念交流。它们对安全概念的理解是包容性的：安全是一个长期性的、没有特定结果的开放性进程；而美国的理解则是限制性的：安全是一个集中于军备控制领域并能很快带来务实成果的进程。
欧洲的安全理念是在军事基础上克服大陆的分裂，这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战略构想不同。基辛格在其关于“历史大趋势的感觉”——苏联崛起为超级大国是不可更改的历史趋势——指引下，试图通过与敌人合作来减缓对抗而不是制定一种截然不同于现有世界秩序的国际秩序。[39]因此，他所策划的缓和计划的效果也受限于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生命周期。即使在其得意之作——中美和解——中，他也假定了一个包含苏联在内的持续三角关系模式。
美苏缓和的一些标志性成就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1972年签署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没有扭转军备竞赛之势，而双方达成的关于防止核战的协议也只是明确了双方一直以来所承诺的事项，它们对于双方关系基本原则的理解也并不能阻止缓和进程的崩溃。最受推崇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竟荒诞地认为绝对的安全来自绝对的脆弱，而美国2009年正式否决了该条约。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那些不涉及核武的多边协议如关于禁止生化武器的条约一直保持了勃勃生机。
欧安会的议程中排除了那些军备控制的内容，如此一来其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军备竞赛的原因而不是结果。欧安会唯一的军事内容就是欧洲中立国和不结盟国所推荐的信任建立措施，旨在消除军备竞赛背后的不信任感。这些主动性措施更加强调飘忽不定但至关重要的意图问题而不是清晰可见但极具误导性的能力问题，诸如预先通知军队调动或邀请观察员观摩军事演习等，都大大促进了各方的透明度，这成为后来被称为预防外交的基本要素。
在机制化和持续化的预备谈判中，欧安会也成为一个不断发明新概念和规则的实验室。在其三个“篮子”中，第一个关注安全的政治维度，第二个关注经济合作，而最著名的第三个“篮子”关注其他维度，后来被归类于人权名下。三个“篮子”的进一步分类使谈判者聚焦于具体事项而不是普遍议题，有助于其在一系列议题上达成共识并进一步推进，从而使得参与者几乎都能“胜券在握”。[40]
基辛格曾经嘲笑欧安会为“多边外交疯狂泛滥的例证”，莫斯科也因其目标定位不确定而高度紧张，但事实证明欧安会不仅加速了西欧的一体化进程，而且预示了冷战后欧洲大陆的一体化前景。在准备性谈判中，欧共体当时的九个成员国在比利时外交官艾蒂安·达维南（Étienne Davignon）的引领下首次作为一个集体制定外交政策。达维南预计到了“欧洲在欧共体扩大的框架下政治统一的进程”，因此也预见到了欧洲最终统一的方式。[41]
1973年哥本哈根峰会上欧共体通过的“欧洲认同宣言”正式把欧洲的安全界定为欧洲整个大陆的安全。然而，当时它所谓的安全“只能求助于美国的核武器以及美国在欧洲的驻军”，而且必须小心翼翼地行事以防打破军事平衡。达维南的“欧洲政治合作”计划作为一个力图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自发性政府间机制，把军事事务完全排除在外。“欧洲政治合作”计划是欧洲共同安全政策的先行者，其假定安全的非军事维度将逐渐超过军事维度。[42]
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被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盛赞为“最深刻的西方文件”，但是就其起源以及改变欧洲现状的潜力而言，它更是一份欧洲文件。它首先提倡这一革命性的原则，即一国政府对待其公民的方式不仅仅是一国内部事务，而且基于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也构成了其他国家的合法关切。或者正如欧安会老牌外交官詹姆斯·古德拜（James Goodby）所言，“国家内部组织的方式涉及安全共同体的达成与维护”[43]。
赫尔辛基进程不仅涉及国家的安全，而且涉及人类安全，从而为安全共同体的创建奠定了基础。赫尔辛基协议是一份意向性声明，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它采取了影响参与各方政治可信性而不是填补法律漏洞的方式，因而也更为有效。它的第三个“篮子”中包含了关于人权的宣示性条款，而苏东集团的异见者赋予了这一条款以实质性内容。在西方内部，非政府的倡议团体也向政府施加了压力，以确保它们的政府能够言出必行。
一旦赫尔辛基进程使得苏联陷入不利地位，美国就一反初始的质疑态度，开始积极倡导欧安会中的人权问题，而西欧各国则由于担心对莫斯科施压过度会产生反面效果，反而落在了美国后面。但是欧安会逐渐转变成一个积极的论坛，安全的意义被重新界定，在各种意见的交锋中，安全与人权也联系了起来。其中，美国代表马克斯·坎普尔曼（Max Kampelman）强调了言行统一的必要性。[44]
当“专制性国家出于国际法理的考虑而同意接受人权规范时，尽管并无实质性的遵约行为……但这种‘空洞性’的承诺将会促进国内层面的、国家间和超国家层面的努力来阻止迫害的进程”，“赫尔辛基效应”也随之产生。1989年的情形恰恰与此相符，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同意了欧安会维也纳会议所呼吁的对国内事务进行干预的国际标准，而且坚持“尽管存在各种困难，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予以接受”[45]。当然仅仅是接受这些规则并不能导致专制政权的崩溃，但是这确保了这一崩溃的过程是和平进行的。
自从冷战结束以后，人权已经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国家的安全政策已不得不考虑此因素，尽管也不必然会显示出尊重。2004年联合国《让世界更安全》报告就援引了赫尔辛基的历史遗产，称国家“具有保护其国内公民福祉的责任以及应对国际社会履行一定的义务”。这一声明表明了如果国家难以履行这一责任义务，国际社会就具有“保护的权利”，尽管这也必须具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是无疑这一新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原有的不干涉内政禁忌。[46]赫尔辛基价值观到底是代表了全世界还是仅仅代表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西方世界，这一问题逐渐与西方原不容争辩的主权概念联系了起来，主权在实践中的不断被侵蚀——即使不是在理论上的话——更加增加了赫尔辛基价值观的说服力。
亚洲走向安全的路径
早在签订赫尔辛基协议的三个月前，亚洲同样发生了标志性事件——1975年西贡市沦陷，这一事件的长远影响与朝鲜战争不相上下。在与美战争中取得胜利后，1979年越南与中国发生了一场极具争议的战争，恰巧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步发生。1979年末，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苏联入侵了阿富汗。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为了预防越南战争的外溢，开始向一种新型的安全组织演变。
学者们痴迷于东盟这种新型的地区安全模式，不断地把其解读为地区“安全共同体”形式的突破，在其中，“国家之间不会彼此交战，而是会利用其他的方式解决争端分歧”，或者至少而言，它是一个地区“安全机制”，在地区内部存在持续威胁和敌友不断更换的“复合安全”下，有效控制了争端分歧。但是有些学者也认为东盟是一个空架子，其主要成功仅仅在于“自我促进领域”，或者只是发现了一种“类同正常国家间关系”的安全管理。[47]
东盟创建时在场的新加坡时任外长信那谈比·拉惹勒南（S. Rajaratnam）证实道，它的诞生“与其说是基于一种地区主义的意识形态信念，不如说是基于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不仅来自共产主义颠覆活动的输入，也来自当地种族和宗教冲突带来的动荡。1967年在曼谷召开的东盟创建大会上，泰国时任外长塔纳·科曼（Thanat Khoman）以哀求的口吻说道，“我们想要自由，我们不想受控于任何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我们努力为相互帮助创造条件，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应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48]
为了解决那些问题，该地区曾经做出了一次尝试，1961年创建的东南亚联盟力图“通过亚洲价值观寻求亚洲的出路”，但马来人和菲律宾人之间的沙巴争端使这一组织不幸夭折，这一争端至今也久拖不决，2013年该地区再次起火。第二次尝试是在大马来人团结统一的脆弱基础上，印尼和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但是同样很快也不幸夭折，因为印尼苏加诺总统追求的“未竟革命”的安全政策引发了接近于军事化的冲突对抗，使得马来西亚很快陷入了动荡不安状态，而马来西亚也被印尼视为英国殖民主义的残留。[49]
苏加诺的下台为东盟的创建铺平了道路，他曾经的战友亚当·马力克（Adam Malik）继续留任外长，并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方进行了积极的安抚，以确保它们接受泰国提出的1967年举办东盟成立大会的提议。新加坡也参与了这一进程，其刚从马来西亚被驱逐出来，并正在积极地为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而努力。新加坡的加入也使它有望能够在家长式的政府管理下实现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的崛起，这被其国父李光耀称为“亚洲价值观”的胜利，但也与该国一贯以来的亲西方传统相辅相成。[50]
这些价值观也为“东盟方式”奠定了基础，“东盟方式”反映了在印尼的村庄部落里传统地处理争端的方式，当然它也同时构成了东盟的优势和弱势。一方面，东盟的“非正式性、最小制度化、广泛协商、沟通共识、和平解决争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51]另一方面，它依赖私人往来、弱制度化、社会很少介入的精英决策以及搁置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偏好特征使得其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
东盟的奠基性文件只是一个宣言而不是一个条约，从而避免了正式的法律框架，也未涉及安全字眼。尽管并未涉及民意愤然的越南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的影响不可忽视，尤其是一旦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安全承诺变得含糊其辞时。在英国从“东苏伊士”撤军以后，作为替代，1971年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道签署了《五国联防协议》。该协议原意为临时性的，但目前仍在生效，它向该地区贡献了东盟所缺少的军事保障要素，因此也被描述为“静悄悄的成就”。[52]
在苏加诺的军事继承者苏哈托的领导下，印尼提出了“国家弹性”（National Resilience）的新安全观以消除血腥政变的影响，致力于走一条“内向型”的发展道路。而“东盟地区弹性”的蓝图设计也致力于促进共同安全，“不是通过投放权力，而是通过协调和管理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来实现这一目标”。相对于在国内的残暴行径，印尼政府在国外基本采取了一种克制的态度，除了1975年武力夺取葡萄牙前殖民地东帝汶（这在20年后才得以纠正），这一进程也加速了苏哈托的下台。印尼的“幕后领导”（From Behind）政策会使东南亚地区比南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发展更快，这是因为印度对自身安全持有一种霸权性理解。[53]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关岛主义”（Guam Doctrine）建议美国的亚洲盟国在美国将逐渐从越南撤军的黯淡前景下依靠自身，这促使东盟外长们在1971年签署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该宣言用谨慎的措辞掩盖分歧，在声明各个国家承担保卫自身安全的责任义务的同时，也表达了共同的期望。1995年，这一期望转化成现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东南亚无核区条约》签署，对《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形成有效补充。
越南统一后，东盟国家所面临的直接威胁就是越南采取的“大印度支那”安全政策，这不仅涉及泰国的一部分地区的主权，而且隐含了“占领整个东南亚”的狼子野心。对此，东盟1976年发表了《巴厘宣言》，表明“每个成员国以及整个东南亚的稳定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贡献”，强调了消除“颠覆活动对稳定所形成威胁”的重要性，但宣言仍然没有使用“安全”这一字眼，以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姿态。[54]
东盟国家也开始与其他国家建立“对话伙伴”网络，首先是澳大利亚与日本，随后不断扩展到美国甚至欧盟。一系列与对话伙伴国的年度部长后续会议不断被引进。1976年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允许地区外的非成员国加入进来促进合作，这也为东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机制途径，使其逐步发展成为该地区最具包容性的多边机制。
作为回应，河内于1978年夏提出了自身的东南亚中立化计划，号称为“真正的独立、和平与中立区”，并派遣高级官员前往东南亚国家以及日本甚至澳大利亚释放善意。对于《巴厘宣言》中的内容，越南承诺“不进行任何颠覆活动”，并准备“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然而，基于一些至今仍不明的原因，越南和苏联缔结了为侵柬做准备的条约，这不仅引发了与中国的战争，而且疏远了东南亚邻邦。[55]
中越战争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一段不愿面对的历史，因为里面涉及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彼此错算误算，这与越南的抗美战争不同，越美双方对这段历史都有了基本定论。
中国试图“给越南一个教训”，这反过来也成了自身的一个教训。尽管尚不清楚北京方面到底吸取了什么教训，但中国军队曾经在朝鲜战场击败了美国军队，却在越南战场上表现不力，这也充分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重大破坏。中国随之开始了军事现代化进程，但越战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安全政策造成了重大影响。改革政策尽管早在战争之前的党内会议上就被初步提出来了，但既改革又开放的双重政策只有在随后邓小平的领导下才开始贯彻执行。
对越战争为中美建立休戚与共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时，北京与华盛顿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邓小平随即对美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中美双方对进一步的合作达成了共识。越战结束后，为应对共同面临的苏联威胁，双方展开的军事合作进一步维持了双方的外交关系。在冷战结束时，双方在军事领域以外其他领域的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已经使得双方关系难有回头之路了。
1979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冒险）采取超越冷战的、连贯一致的安全政策的国家。在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地位有所上升后，它仍坚持了这一政策。东盟国家在经受了莫斯科支持的越南扩张主义威胁以后，也把自身安全寄希望于经济发展。正如拉惹勒南后来打趣道，当东盟有麻烦时，“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给它们提供了援助”。[56]
安全的国际化
“第二次冷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白热化，十年后才结束，而它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超级大国的控制力。它也转移了国际社会对第三世界的注意，这里的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高于西方世界，更遑论苏联及其集团。另外，未受各方注意的是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对安全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在苏联一方，俄罗斯人前所未有的人口衰减进程的开始预示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多种族帝国的衰落。在美国一方，最初用于军事用途的因特网不仅凸显了美国的技术优势，而且这一新兴的信息和通信革命也预示了国内和国际安全界限的逐渐模糊化。
美苏之间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似乎让人以为两极世界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除非发生核浩劫的自我毁灭。实际上，在发展中世界发生的为数众多的军事冲突中，超级大国的竞争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它们的卷入只是加剧了冲突，而不是引发冲突。阿富汗战争也起源于内部原因，但事关苏联和美国的安全。20年后，美国当初对抵抗苏联力量阿富汗杰哈德分子的援助却酿成了冷战的苦果，后者向美国这一援助者发起了恐怖袭击。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所谓的“不安全困境”，一方面是脆弱政权的安全需求，一方面是赤贫百姓的安全需求。对于后殖民政府而言，不结盟运动没有带来发展，也没有带来安全，因此它们开始了“从战略性安全向非战略性安全”概念的转变。这意味着越来越重视经济增长以及依赖联合国为其提供安全庇护，而它们在联合国中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占据优势。[57]
1964年的联合国首届贸易发展会议上，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成立，在依赖理论的训诫下，77国集团承诺对经济自主互相支持，强调减少贸易，发展自给自足。十年后，77国集团联合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代替冷战秩序，从而确保财富能够从富裕的北方流向贫瘠的南方。不幸的是，当时正值1973年中东战争后东西方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以及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全球经济低迷，这一呼吁不了了之。尽管目前也仍能产生影响，但南南合作基本已经代替了它。而不安全困境的出路也越来越指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相互依赖。
作为对传统联盟的补充或替代，自由贸易区的增多也表明了对安全的信心在于经济措施而不是军事措施。拉丁美洲首先复制了西欧的共同市场模式，但是该地区缺乏欧洲由东西方竞争提供的动力机制。1980年的《蒙得维的亚条约》用了整整20年时间才启动了有限的经济一体化的艰难进程，而这一动力来自成员国的民主化进程而不是冷战。直到2008年，南美洲国家联盟（the 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 UNASUR）才在南共体四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关税联盟的基础上创建而成。这一集团内部经常争吵不休，也与美洲国家间组织磕磕碰碰，但承担了安全的责任，甚至建立了军事理事会，尽管其所针对的威胁只是跨国的有组织犯罪以及环境问题。
冷战时期东西方缓和的前景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刺激了跨国组织的发展，既有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又有非政府国际组织，它们也为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奠定了基础。这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通过多边方式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安全问题的需求。早在1970年，北约就把环境安全作为其“第三维度”，以对人的安全的内容加以补充完善，而华约国家则力求把环境问题纳入欧安会，而排除人权内容。在众多力图让知识影响权力的精英共同体中，如至今仍存在的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在东西方缓和的高峰期由国际学者以及政经要人联合创建——的一个目标就定位于应对“东西方缓和所激励的单边主义所带来的安全隐患”。[58]
三边委员会所推动的美、西欧和日本的三方联合后来演化成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六国集团（G6），其设计的初衷是补充成员国的现有联盟，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1971年随着加拿大的加入，六国集团成为七国集团（G7）。实践证明这一机制富有成效地容纳了权力分配的变革，但苏联解体后，该机制并没有把俄罗斯吸收进来，直到后来被二十国集团（G20）取代，后者吸收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共同挑战时，G20成为“对经济和金融事项进行协调和谈判的主要框架和决策平台”， G20对经济和金融事项的关注远远高于对其他安全事项的关注。[59]非正式的国际论坛经常被歧视性地贬斥为清谈会或清谈馆，但一直以来它们也有效地应对了不断扩展的安全维度，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军事联盟内容，后者在华沙条约组织以后再无新的组织诞生。
20世纪80年代早期诞生的两个新的地区组织反映了南部亚洲不断恶化的安全形势，而不是冷战的白热化。阿富汗战争之后，孟加拉国提议成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The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以推动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从而增强各方的相互安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组织，但其软弱无力的一面表现在它排除了把任何具有潜在争议性的议题纳入组织日程的可能性。1981年中东地区的逊尼派穆斯林专制政权为了应对伊朗的什叶派革命创建了海湾合作委员会（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表面上是要建立一个共同市场，但同时委员会也包括了军事机制。2011年委员会启动该军事机制对巴林地区的武装叛乱活动进行了镇压，据称这次暴乱背后有伊朗方面的支持。
在西方，对第二次冷战的担忧也再次激活了欧洲一体化进程。1981年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外长联合提出的“科伦坡—根舍计划”把安全问题与更紧密的政治与经济合作联系了起来。两年后，《欧洲联盟神圣宣言》（the Solemn Declaration on the European Union）颁布，正如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做的精确预测，“文本骨架已经建立，制度将会在此之上变得丰满”。西欧联盟——1954年曾开启了西德加入北约的大门——的复活使得“欧洲共同防御”认同焕发生机，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仍然是补充而不是替代了北约。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出台，签约国承诺“在安全的政治和经济维度进一步协调立场”，但没有涉及军事维度。[60]
欧洲和美国安全研究的不同在于前者对于非军事维度以及国际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的重大担忧。“英国学派”采取了一种历史视角，试图对全球化进行定义以及为安全困境找到出路。它预测了布尔所定义的“国际社会”的存在，即一组国家意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它们之间有一系列共同规则对其相互关系进行约束，并且分享共同机制的运作所带来的利益。当然这一愿景仍有待具体化，但是冷战后“国际共同体”的广泛认知已经成为这一趋势的重大亮点。[61]
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这些概念具有重叠之处，它们都假定了多边主义而不是双边主义，它们最先起源于亚洲，随后才在西方流行起来。1979年，日本政府在准备与东盟进行接触时，针对后者的合作安全概念，也随之资助了国内综合安全的研究。1982年，在欧安会内部，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主持成立的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称，在核时代，唯一的安全出路只能是共同安全。它呼吁用信任建立措施来代替威慑，从而使欧安会倡导的竞争合作摆脱军事化。一年后，联合国委托13个国家的专家撰写了一份“关于安全概念的综合研究报告”，但是，除了建议安全就是“国家认为没有军事进攻、政治压力或经济胁迫，从而能够自由追求自身进步发展的一种状态”[62]，这份报告最后并未达成任何共识。
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冷战的遗产仍然还不明朗，如果说安全不再是以前所指涉的内容，那么同样也不清楚它未来将指涉什么。安全、发展和人权之间的内在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明确。科菲·安南曾经以规劝的口吻概括了这一关系，“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反之，没有发展也没有安全，没有对人权的普遍尊重也就没有安全或发展”。[63]但是这一切的实现首先需要冷战的结束。
冷战的结束及其历史遗产
从戈尔巴乔夫1986年上台到其六年后下台这段过渡时期非同寻常，发生了很多难以预测的事件，并产生了出乎意料甚至非意图性的重大后果。领导人个性比以往更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的发展，其中以戈尔巴乔夫为甚。他不是一个典型的苏联领导者，他具有一定的战略远见，却带有众多悲剧色彩，苏联的政治体制赋予了他巨大权力，他的作为和不作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联安全观的重新界定及其重大后果
西欧的左翼分子们一直以来所推动的新安全观没有对北约产生影响，却开始逐渐影响以前还无动于衷的苏联内部。戈尔巴乔夫在其上台后不久就认同了帕尔梅的共同安全观，这给到访的西德新东方政策设计师埃贡·巴尔（Egon Bahr）留下了深刻印象。戈尔巴乔夫认为，“确保安全的任务将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这也只能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在他的理解中，安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的，不能以他者的不安全感为代价，也不能永远“建立在严惩报复的恐惧之上”，这都是其前任不曾提到的。他的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所言极是，“安全的概念正在获得新的意涵”。[64]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裁军建议曾经遭到了美国的反对，为获得西欧对其建议的支持他提出了全欧大厦思想。然而，他很快被欧洲一体化目标所吸引，并从内心接受了这一概念，这不仅是基于一些务实的原因而且也是把其作为一种崭新的安全战略。戈尔巴乔夫开始相信弥补欧洲的分裂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应努力成为居住在西欧人所建设的大厦内的良好公民。
戈尔巴乔夫也设想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经验的“亚洲论坛”。他提议举办一个与欧安会平行的会议，囊括“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以创建一种亚洲综合安全路径”。然而，与西欧不同，他的提议在此遭到了冷遇。马来西亚的一位评论者这样说道，“一个超级大国曾经在该地区引起诸多不稳定和不安全，现如今却宣扬安全会议的价值观，乍看上去无论如何都缺少一些可信度。”但是仔细一想，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也不无道理。[65]
1986年戈尔巴乔夫和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联合发布了一份《无核化和非暴力世界的原则宣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展望了21世纪全球安全议程所面临的挑战。该宣言明确指出了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并督促各国政府通过国际公约来代替威慑和恐怖平衡。它对安全也采取了更宽泛的视角，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应对诸如粮食短缺、识字率低和社区暴力等威胁，从而促进“个人的和谐发展”。它也提及环境安全问题，把空气和海洋都作为“人类共有的遗产”。[66]
如果人们对戈尔巴乔夫所做的承诺有任何疑虑的话，那么，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件则完全消除了这些疑虑。华约的战略从进攻型转向了防御型，苏联也随之重新部署了军事力量，这意味着以前的战略被抛弃了，而这曾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莫斯科在联合国也同时提出了“综合的国际安全”与此相呼应。它所呼吁的全球安全秩序是基于对“确保国际法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首要地位的普遍法和国际秩序”的尊重，这些都不是权力政治和单边优势等理论所能解释的。[67]
权力平衡被利益平衡所代替，武器威慑被可监督的、透明的政治法律威慑所代替，军事联盟体系被重新激活的联合国体系所代替。谢瓦尔德纳泽解释道，“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主动地授权一部分国家主权，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既能增强普遍安全又能增强国家安全。”[68]苏联并没有倡导激进的联合国改革，而且有趣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力图重新发掘美国早先提出的集体安全概念，包括激活军事参谋团。
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政府采取如此胆大的国家安全政策。只要其他国家仍然不得不防范不太文明的苏联的领导统治，这些想法就不会产生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美国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敏锐地捕捉到戈尔巴乔夫是严肃认真的，这两个核废除论者在1986年的雷克雅维克峰会上几乎达成消除欧洲核武器的协议。即使总统的那些愚钝的顾问们和惊恐不已的西欧人士阻挠了该协议，但是一旦冷战时期的垂直核扩散已告结束以及水平扩散难以被容忍时，人们将再次朝着零核时代的方向前行。
美国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里根总统承认了他的共产主义伙伴的诚意，之后，两个超级大国很快在1987年达成中程核子武器协议，这一协议最终扭转了而不是放慢了军备竞赛的进程。然而，与常识相反的是，并不是一向备受推崇的核武器决定了冷战的结束，冷战的结束恰恰是由于戈尔巴乔夫重新界定了苏联的安全后，政治的发展超出了其控制。
1988年12月，在联合国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戈尔巴乔夫概括了他的综合安全观，即“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共同体，它们尊重法治并按照法律从事外交活动”。与此发言相符的是，他宣布单方面进一步削减传统军事力量，并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但是他也大胆地承认，他并没有形成“长期的务实措施规划”，或者正如其助手所说，“对我们将走向何方毫无头绪”[69]。与其说戈尔巴乔夫是通过其所作所为影响了历史的进展，还不如说是他的无所作为推动了历史进展。1989年10月柏林墙突然倒塌，克里姆林宫甚至没有为此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而这次倒塌事件随之导致了苏联东欧帝国的崩溃。
戈尔巴乔夫摒弃了斯大林的帝国式安全概念，认为这曾导致冷战的爆发。他看到了一个新欧洲的曙光，在其中苏联将进行重大改革，东欧国家将重获自由并为苏联进入这一共同的欧洲大厦牵线搭桥，苏联也将获得安全。他相信苏联与东欧国家“将还是朋友，因为它们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根基”，它们安全的获得将是通过与西方不断改革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体化，而不是通过与前领导国的进一步联盟。[70]
戈尔巴乔夫对国家安全的重新界定确保了苏联将不会通过使用武力来捍卫其所谓的国家核心利益，这也驳斥了美国盛行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简单化认知。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在1990年曾痛惜道，“我们很快会怀念冷战”，预言“欧洲下一个五十年可能会比过去的五十年发生更多的暴力冲突”，除非“一个有限的、谨慎管理的核武扩散进程”提供良方妙计。[71]庆幸的是，我们并不需要这一良方妙计。
欧洲的新安全架构
欧洲旧秩序的崩溃留下一个历史真空，新安全架构的建立是始于一个现实主义的前提假设，即苏联的解体并不必然会发生。在各种安全架构的设计中，欧安会处于领先地位，因为其对和平解决东西方冲突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欧安会模式似乎也特别适合于处理即将到来的德国统一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与普遍预期相反的是德国的统一是欧洲一体化道路上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
1989年11月，当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公布其加速国家统一的“十点计划”时，他的设想是在欧安会框架内达成这一目标。戈尔巴乔夫同样如此，但是希望“从战后的政治现实出发”，即从“两个德国主权国家的存在这一事实”出发。他警告道，“背离了这一事实将会危及欧洲的稳定”。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同样希望放缓德国统一的步伐，“有必要确保欧洲所有的进程发展快于德国问题，而且高于德国问题”。美国支持欧安会发挥稳定性的作用，“创造政治、经济和安全条件以缓和冲突”，但是坚持保留北约建立的大西洋体系。撒切尔最终也承认了欧安会对北约的补充作用，而不是对其进行替代。[72]
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最终被顺利解决，内部东德主动被西德吸纳从而实现了德国的统一，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所谓的德国威胁已经成为历史。在这一进程中，东德人民的支持和科尔高超的领导技术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国表面上对德国的未来负有重要责任，但最后也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现实。作为回报，密特朗获得了科尔的承诺，即支持欧洲的货币联盟。科尔的这一承诺来得比较容易，因为他本身也支持欧洲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德国的安全与邻国捆绑在一起，这一方面确保了德国经济的崛起，但另一方面也使德国更不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领导责任。
随着德国代替俄罗斯成为欧洲的大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在追溯以往时可能会指责西方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同意德国以统一身份加入北约的善意而使其联盟扩展到德国东部边界以外。[73]而实际上，当时根本没有进行这种东扩计划的讨论，当时相关各方都不认为这一计划是可行的或可取的，西方当时也希望与改革后的苏联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东欧新独立的国家当时也希望保持中立，依靠自身的力量消除苏联的军事存在。
苏联随后从欧洲的撤军急剧地改变了欧洲的安全环境。撤军首先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开始，这两国政府在德国统一之前就开始与苏联进行撤军谈判。科尔为了加速苏联从东德撤军的进程，同意给苏联提供资金援助作为回报，而在这之前苏联的军队就已经开始撤出了。波兰为了让德国承认颇具争议的西部边界而两边下注，开始并没有提出苏联的驻军问题，但是一旦德国承认了西部边界，它也要求苏联撤军，尽管费了一些周折。
直到1991年，欧安会内部对苏联的未来走向仍然不确定，北约和改革后的华约仍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替代的。在苏联联盟解散之前，北约和华约提供了在欧安会内部谈判的框架，即《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该条约的重大突破在于首次让欧洲的军事力量部署从属于法律条约，而不再由各个主权国家自行决定。[74]俄罗斯随后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曾要求修改这一条约，但未获成功。
在1990年11月的巴黎峰会上，欧安会决定提高自身的组织化水平，但其自身的弱制度性以及行为决策的共识方式限制了其发挥首要性的作用。美国的一位外交官如此评论道，欧安会的成功之处在于“促进有利于安全的氛围”而不是“产生或提供安全”。德国的一家著名报纸也评论道，它已经是“形同虚设”了。“它过去不能提供安全，将来也不能。对此，有北约呢。”然而到1991年年中，华约的解散和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使得北约再无敌人可言，而欧洲的安全架构一下子也陷入了空白。[75]
欧共体欲提供这一机制框架，但是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认为欧共体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历史的主体”，“是结构的奠基石，而不是结构的设计者”。[76]密特朗想成为这一设计师，1990年提出了法国领导下的欧洲联盟规划目标。但是这一规划目标因其纳入了苏联、排除了美国而难以执行。与此同时，密特朗与科尔一道把虚弱的政治合作协定提升为更具意义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后者即将成为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一大功能。
CFSP本身“含糊不清”，正如内部人士所言，“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断断续续，没有始终如一的主题”。漫长的谈判准备过程以及多年的政府间会议最终使得欧盟把“防御”委托给了北约，从而使其和安全的其他要素分开。当公众对这场晦涩不明的争辩逐渐丧失兴趣时，海湾战争发生了。CF-SP的首次登台是在西欧联盟的支持下，以共同的海军派遣形式来支持美国领导的反伊联盟，这也是欧洲的首次“地区外”行动。紧接着，南斯拉夫的分裂也引发了关于 CFSP“众多混乱不清的建议和反对意见”，它是应“成为一个促进欧洲国家间合作的论坛，还是通向大西洋联盟的桥梁，抑或是欧盟防御的核心，或大西洋联盟的第二支柱，等等”。[77]
最后，CFSP成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下欧盟的三大支柱之一，尽管其仍很微弱。它隶属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理事会，依据辅助性原则行事，受制于各国能汇聚起的共同利益，因此体现了最小化的安全政策。该条约的含蓄表述，如CFSP“可能会导致共同防御”等，反映了成员国不愿意在某些危机时刻（如苏联崩溃的时候）联合起来行动的倾向。[78]
苏联的崩溃不仅仅是因为戈尔巴乔夫重新界定了安全概念，也与其政治体系运转不良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把其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但它的结果实际上对国际安全有利。[79]它留下了一个虚弱的、愤懑不堪的俄罗斯，对其西部邻邦而言，虽未构成威胁，但也是个麻烦。俄罗斯自身也未遭受来自外部的严重威胁，而只是为内部的分裂分子头痛不已。
1992年，欧安会承认了包括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在内的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寄希望于新的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能够沿袭其前身欧安会在欧洲取得的成功，把其原则和方法应用于地理文化都不同且没有任何现代独立国家经验的动荡地区。欧安会转变成欧安组织以后，在1992年的“赫尔辛基第二阶段”峰会上，重申了综合安全的概念，并把它与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市场经济联系了起来。欧安组织的主要关注领域包括冲突预防、危机管理、冲突后重建，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安全功能，但这只有在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才得以成为可能，其中俄罗斯就曾多次进行阻挠。[80]
北约仍然保持了联盟形式，并不断寻求着目标定位。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警告道，北约必须“走出去”，否则就可能“倒下去”。[81]四年后，它终于在欧洲找到了新的目标，因为比尔·克林顿总统为了展现美国在外交领域的领导能力，增强了对颇具争议的北约东扩计划的支持。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很难解释为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新的安全威胁或东欧国家做出了某些军事贡献，但这一加入进程至少暂时是对欧盟成员国身份的替代品。它们随后对北约海外行动的参与也证明了军事领域的“东扩”，尽管其中有些使命的正当性仍有待商榷。[82]
加入欧盟的愿景促使了具有传统不安全感的东欧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它们的安全需求以满足哥本哈根严格的入盟标准，包括与邻国解决分歧以避免把公开的冲突引入欧盟内部。法律体系和政治实践要符合欧盟的共同标准，这也有助于帮助那些腐败国家走向善治。不过这一进程仍由欧盟委员会的成员国代表负责，并没有委托给CFSP，后者在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之后仍是政府间模式，而不是超国家模式。另外，功能名称从欧洲安全与防御政策转变为共同安全与防御政策，恰恰暴露了其内在的缺陷。
不论欧洲安全建构的历史过程多么曲折复杂，不容否认的是，经历了冷战的欧洲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了，欧洲也比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更加和平稳定。当北约仍为可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如南斯拉夫战争——随时待命时，欧盟已经为日常安全奠定了基础以确保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近来，共同货币的危机也再次引发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瑕疵不断的欧洲设计是将自行修复还是将自我灭亡。无论哪种后果，冷战时期欧洲已终结了其军事中心的地位，而在21世纪，欧洲的中心地位也将进一步让位于经济上更具活力的亚太地区。
一个安全的太平洋世纪
在欧洲之外，冷战的结束是缓慢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影响后果也更为有限。对第三世界而言，最深刻的历史经历是非殖民化过程，这导致了即使在超级大国的煽动停止后当地的冲突仍然连续不断。冷战的结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拉美和非洲一些冲突的解决，但亚太地区新权力中心的兴起，使得米尔斯海默关于“一个多极的亚洲充满了竞争”的预言比他对欧洲的预言更为可信。[83]
超级大国的退场给中等强国的介入提供了机会。1989年1月，当冷战秩序在欧洲刚开始动摇时，澳大利亚和日本就提出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建议的雏形。APEC成为该地区讨论共同问题的最大多边机构。该提议最初计划联合东盟一道解决亚洲经济增长的安全问题，这遭到了东盟的一些质疑，但是东盟成员国一旦确信APEC是一个谈话框架而不是机制组织，就立刻参加了1989年11月在堪培拉举行的APEC成立大会，这比柏林墙的倒塌提前了三天。美国也参加了这一成立大会，而中国没有。
中国维持政权的方式与戈尔巴乔夫即将做出的在东欧地区克制使用武力的决定并不相关，后者导致了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的垮台。中国的那些领导人们最担心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正如邓小平在东欧政权垮台之前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如果中国十亿人民都一股脑地进行多党选举，将会陷入“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生过的“全面内战”状态。但是邓小平明显考虑到“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所以中国自身不能乱。这不仅是对中国自身负责，也是为全世界和全人类负责”[84]。
然而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是预先注定的话，邓小平政策的持续性和后果却是难以预料的，邓小平试图摆脱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却加剧了危机的爆发。面对着西方的制裁，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公开场合指责甚至在内心也认为敌对的外部势力正图谋搞垮这个国家，尽管他们私下里对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承认，中国并没有被孤立，因为华盛顿一直与其保持着秘密的接触。[85]但是无论怎么确信，东欧共产主义统治的崩溃——尤其是罗马尼亚政权以极其残暴的方式结束——不可避免地让人质疑，中国自身的政治体系能否有效应对安全所面临的挑战，这曾经也一直都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
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如此。当时许多观察家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美国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许多当时的洞察二十五年后读来依然在理，“美国将不再是经济霸权，部分是因为自身不负责任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实际上美国因其巨大的财政和贸易赤字而疲惫不堪……而经济的捉襟见肘（以及国内对海外卷入行动的质疑）也大大削弱了先有的单方面维持地区和世界秩序的意愿。”[86]
1989年12月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A. Baker）试图消除这种阴霾，因而宣称一个“新的大西洋主义”时代的到来，强调“美国的安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将始终和欧洲的安全紧密相关”。但是，正如澳大利亚外长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在议会的陈词中所警告的，“建议美国继续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行动水平将是极不明智的做法”。埃文斯关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安全”声明表明该国的安全“就在亚洲而不是来自亚洲”。[87]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带头把合作安全的概念逐步应用于新的国际环境中。埃文斯倡导了一种“多维度的”安全政策，“顾及他者利益并超越严格的军事范畴”。加拿大外长乔·克拉克（Joe Clark）附和了这一观点，认为“冷战时期的安全概念是基于两极制、武力威慑以及权力均衡”，这应被“多边进程”和“再确保机制”所代替。[88]
埃文斯把合作安全的概念解读为强调“再确保而不是威慑，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多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或双边主义，军事方式并不优于非军事方式，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首要行为体但非国家行为体——同样扮演重要角色”。正如他所理解的这一概念“并不特别强调创建正式的安全机制，但也并不对此加以排除……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建立沟通对话习惯的重要性”。[89]
克拉克倡议成立一个“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这是一个由来自九个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组成的“二轨”机制，这一倡议也应和了埃文斯的建立亚太地区版本的“欧安会”倡议。但是当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展开时，澳大利亚的提议遭到了来自亚洲和华盛顿的反对，东盟领导人对该计划中人权内容表示不满，而美国官员却认为有必要保持“合作性的警戒”。贝克对埃文斯解释道，否则苏联就可能实现其“长期以来在太平洋地区控制海军力量的目标”。1990年4月，五角大楼的报告《亚太地区的战略框架：展望二十一世纪》提出了美国作为“地区平衡手、诚实掮客以及最终安全提供者”的不可变更的角色地位。[90]
东盟认同APEC但对军事事项意见不一，这恰恰表明了其作为安全共同体的软肋所在。只要超级大国仍然会在该地区竞争博弈，东盟地区内的成员就会争论不休——彼此之间是应该加强安全合作还是应与外部大国增强合作？马来西亚与中国联系比较紧密，想把其他非亚洲国家排除在外。新加坡想让非亚洲国家进来，因此在菲律宾关闭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后，它向美国开放了军事设施。印尼建议东盟伙伴国增强军事交流以代替原有的包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五国联防协议》，但印尼同时也支持与外部大国，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日本建立“双边的防御网络”。[91]
在苏联的东欧帝国倒塌以后，中国开始逐步与其亚洲邻邦恢复邦交，参与联合国的程度也逐步加深。1990年8月在对新加坡的一次访问中，时任总理李鹏提出要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一道联合开发南海资源，这目前仍然是解决该地区潜在冲突的最佳途径。中国领导人同年9月份在成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同意了联合国提出的柬埔寨权力分享模式，随后北京也开始与东盟一道促进柬埔寨冲突的最终解决。中国也恢复了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并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后者有望成为北京在该地区的主要安全伙伴。
苏联的崩溃对亚洲产生的影响相对比较缓和。越南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越参与国际社会，就会越安全”。它的“新安全观”宣称“国家安全的国际维度是相互安全”。[92]越南加入了东盟，老挝、柬埔寨紧随其后也加入了进来。随着缅甸的最终加入，东盟的成员国覆盖了所有的东南亚国家。
对朝鲜而言，苏联的支持维系了该政权，而这一支持的终结所带来的后果显然是发人深省的。1991年12月朝鲜与韩国签订了《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并签署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承诺“不试验、不制造、不生产、不接受、不拥有、不储藏、不部署、不使用核武器”。[9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朝鲜放弃了其标志性的安全政策，如宣称独立自主以及威胁恐吓他者，最终它仍挥舞着这些核武器以换取必要的经济援助。但是1991年的文件毕竟表明了待时机成熟时，各方应该执行的目标。
对印度而言，苏联曾是印度的援助国以及准盟国，因此苏联的解体让新德里的冷战安全政策陷入了混沌状态，印度政府不得不摒弃原有的苏联指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实行一种“向东看”的外交政策，包括与东盟国家的和解。但是印度并没有放弃英国统治所留下的历史传统，即承担周围小的邻国的安全责任，它所实行的经济改革也没有实质性地缓解国内社会、种族和宗教矛盾隔阂等问题。尽管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冷战后这一明显优势并没有把印度送入快速发展崛起的轨道，恰恰是中国异军突起。
早在苏联终结的前几个月，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似乎就已经被悄悄决定了。1991年8月，据说邓小平顶住了来自中国军方的压力，并没有支持苏联军方废黜戈尔巴乔夫的企图。[94]四个月后，当苏联崩溃倒塌来临时，邓小平显得淡定自若而不是惊恐万状。中国在走自身政治道路以后，邓小平对这个国家的命运充满了信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重申了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大会上，他提出了共产党把这个“百年屈辱”的国家从外国列强手中拯救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隐隐表明了对于改革开放政策可能带来的动荡不稳的担忧。
中国又花了另外一个十年时间才形成自身的“新安全观”，但是一旦形成后，就凸显了对“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强调，这也与邓小平的路线一脉相承。这一安全观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平等谈判”来解决矛盾分歧。[95]它把综合安全、共同安全以及合作安全理解为通过多边主义以及多渠道的方式，包括地区、次地区和双边方式，也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对话磋商，促进问题的解决。
这与东盟建立地区网络的行为多少有些类似。冷战后，在澳大利亚的压力下，东盟也开始自身的制度化建设。1992年，东盟决定建立共同市场——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对该计划表示了支持，但这一目标仍在执行当中，也有可能会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所代替。TPP是一个跨越两大洲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共同体，最初由新西兰发起，随后美国对这一计划表示了支持。1993年创建的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以来与东亚峰会以及一系列其他相关机构相得益彰，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对话组织”。但是若把它提升为“国际关系中的新范式”，则实在是“学者们的天真”。东盟地区论坛帮助东南亚国家起到了“半游说集团”的作用，以说服该地区的大国“对安全的考量应符合东盟的愿望”。[96]
在苏联这一对手消失后，美国并没有什么严峻的安全挑战，因此也没有动力对其安全政策进行重新调整。199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重新思考”国家安全的会议只是表明了“多数美国人觉得重新思考的问题是多么让人别扭”。在遏制战略完成其宿命以后，美国一直没有更好的战略对此进行替代。1992年五角大楼的《防御规划指南》再次强调了有必要“防止任何敌对大国统治与我们核心利益相关的地区”，尽管这一大国还远未成形。[97]
冷战后出现的安全秩序并不是有意设计的产物，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与多数战争不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一个和平协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回顾历史时，悲叹浪费了“冷战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机会”。但是这一结果也许是幸运的，因为正如现代学者研究所表明的，“当论及缔造和平时，‘心不在焉也自有其妙处所在’”。[98]当日本而不是中国似乎要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崛起国时，通过一个正式条约确定地区内关系也可能是拯救其失败的良药。不过，冷战结束后，该地区不断形成的非正式的交错网络仍被证明是确保该地区国家之间和平与稳定的最佳模式。
结束语
若对冷战前后做一比较的话，它的非暴力结束可能被认为是一次“静悄悄的变革”，战争作为政策工具已经过时的思想迅速扩展开来。从那时起，大规模战争再也没有在国家之间发生过，也没有正在形成的迹象。更显著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两极秩序之后是一个多极秩序而不是单极世界。由于恐怖平衡不能给国家提供再确保，势力均衡也不再能决定政策制定者的选择，如果它们曾经决定过的话。[99]军事力量不再如以前一样影响决策，非军事手段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应对安全的挑战。大国的相对分量正在减少，中小国家越来越能够显示出自身的力量。
在国家内部，冲突主要集中在那些冷战影响较小的地区，如非洲、中东、南亚等而不是欧洲、东亚或美洲。朝鲜战争后东亚地区潜在的安全危险主要是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但二者也都正在走向非暴力的解决方式，尽管最终解决的明确时间和方式仍不确定。冷战期间所确定的核扩散管制规则是否会继续得到执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鲜问题的走向。
最初建立的那些应对军事威胁的国际组织和安全架构，尤其是联合国、北约以及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体系等，都继续发挥着作用，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调整适应了其他的使命目标。它们也不太可能被摒弃，因为一旦摒弃它们会释放出错误的信号。但是再没有建立新的军事联盟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这种联盟形式可能已经日渐式微，除非国家间很少发生战争的历史趋势被扭转。否则，冷战以后不断增多的国家间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将继续对冷战后新出现的威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自冷战后期始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众多革新之处，其中三项尤为突出。首先是人权被列为安全议题，这表明了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以及实践中主权概念不断被侵蚀，倘若不是在理论范畴的话。其次是信息和通信革命，以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为缩影，互联网已经导致了机密的不复存在以及前所未有的公开开放，所有的政府和市民都可以使用网络，这一现象的后续影响仍有待观察。最后是全球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最初只是与苏联模式进行竞争，现在已经使得世界中心从欧洲和大西洋转向了亚太地区。它所导致的相互依赖也为防止战争爆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也解释了1914年发生的那场战争为何背离了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早前预测。[100]
一直倡导人类安全的加拿大前外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Lloyd Axworthy）在1999年总结道，“冷战结束以来，大多数国家的安全都得到了改善”。但是他也警告道，“许多个人的安全却更加恶化了。”这是对安全的最严峻考验，也是最难以测量的。十年后加拿大的一所一流大学发布的《人类安全报告》表明国家间和国内冲突所导致的受害者人数已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然而，在另一个十年，这一数字不如以前乐观。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并不必然感到安全，尽管他们实际上更为安全了。[101]
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贫困线，这缩小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但在国内，富人和穷人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已经威胁到国家内部的安全，中国和美国等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同时，人为的环境破坏威胁不断上升，因此全球安全的下一个威胁将不再是任何一场战争，而更有可能是一场环境灾难，正如冷战的结束一样，这也很难预测到它何时爆发。倘若果真如此的话，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人类最后一次全球战争的历史遗产应该使得这场灾难更容易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