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与平地

笔者所说的是两种生活状态。大家可能不会对生活在这样两个范围的民众之间相互猜忌感到陌生。这在许多文艺作品和民族志记载中都有表现。如果我们进行这方面的调查，也可以发现他们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四川的民族学家李星星十多年前与笔者聊天时，用“森林民族”概括住在山上的彝族。虽然有刻板印象之嫌，但这样的修饰似乎是普遍现象。甚至世界史上令罗马帝国瓦解的“蛮族入侵”也有相似描述，例如说这些日耳曼蛮族“走出森林”云云。可以说，山地人与平地人相互间不信任可能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这种不信任的原因无它，主要就是彼此之间缺乏了解，缺少往来。记得好像是老一辈民族学者马曜先生曾经写过有趣的案例。它虽然提及的是民族，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平地与山地彼此间的猜忌。他提到居住在山上的景颇人与居住在平坝的汉人和傣族人相互之间的想象。原先，景颇人都被称作“山头”，平坝的汉人和傣族对他们有许多刻板印象。社会历史调查之后，景颇人的社会发展水平被认为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因此，他们需要在发展程度比他们高的民族的帮助下，向社会主义阶段“直接过渡”。“直过”于是在当地成为景颇人的标签。前些年，笔者审阅一份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作者也到那个地区从事田野工作，发现这样的称谓依然存在。无论是“山头”或者“直过”现在都是很令景颇人反感的称呼。因为，这两种叫法都标志着他们在各方面都落后。他们生活在高山峻岭之中，生活自然艰辛，与外界接触较少，当然更可能保留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旧有的东西。然而，也正是由于他们不易同外界接触，致使外人对他们一无所知，平添刻板印象也在情理之中。

平地生活者对山里人的偏见与刻板印象无所不在。笔者曾问过一位在迪庆文化局工作的藏族女性有关当地藏民跨族通婚的情况。她回答说，与汉族和其他民族通婚常见，但是，一般不与山上的人通婚。她所谓的“山上的人”，就是彝族和傈僳族。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不老实，比较懒惰，等等。她的反应与其说是族群性的体现，还不如说是对山里人的偏见，因为类似的反应在其他地方也可看到。福建一些地方的人就对生活在山里的客家人有这样的成见。甚至同样是客家人，住在相对平坦的地方的人也对山里人有刻板印象。住在平地的客家人提起山里的客家人，总说他们是“香菇客”，对这些种植香菇的山民不太信任，总觉得这些人让人捉摸不透。老辈学者罗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一书中也大量援引了帝制时代的文人墨客和地方官员以及19世纪生活在广东的外国人对客家人的歧视性描写，在那些描写中，客家人的卑鄙、堕落、野蛮与他们的山地生活相辅相成。在美国，人们提到mountain people时也有某种特殊的含义。而且mountain people总是成为美国很少人从事的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由于民俗学所考察的对象是“传统”，所以，“山里人”在美国文化里不仅是难以理解的一群，而且成为“现代”的对应物。

谈及山地文明，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平地与山地之间的权力关系。举凡农业文明所孕育的社会，都对土地情有独钟。人们只有依傍土地才是常态，其余基本都可归为另类。闽粤两地过去多有水居生活的疍民，他们饱受社会歧视，实为“贱民”。为什么社会会形成对这部分人的广泛歧视？对此，学界有各种解释。梁启超和原先在香港任教的人类学家华德英（Barbara Ward）相信，他们的社会境遇主要是因为水居所致，因为生活在水面上完全不符合农业社会所期待的常态。

生活在山地的人们，生活无法离开平地居民。山居特性决定了无法什么都自给自足。当然，我们也不乏听说某山地居民“只知魏晋，不知有汉”，谢灵运的《山居赋》也给我们呈现了山民自给自足的悠然景象。但是，这些都是文学作品中的一厢情愿，表达了文人们寄寓山水的期盼，它们更多是失意文人的感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说山民完全无法与世隔绝地生活。我们知道，“二战”结束的三十多年后，还有日本军人在菲律宾丛林中生活，然其惨状不可言表。所以，如果要求有勉强体面的生活，山民们不与外界联系，进行交换是不行的。相对而言，山居者对于平地生活者就没那么重要了。生活在平地的人们有时也会需要一些山货，但那大多不是日常亟须的用品或者食物。两两相照，平地人不免会觉得山区之人落后，因而更具偏见。由此亦可见，山地与平地之间存在不平等。正是因为山地与平地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没有绝对的与外界阻隔的山地文明或者山地文化。正如“生”与“熟”，“冷”与“热”；提及离散（diaspora）必然会念及故土或者家园那样，提到山地也必然会联想到平地，凡此种种。如此二元对立的划分固然可以让人考虑到其后的权力关系，也说明基于我们大脑解剖学之上的“二元对立”，这一存在于所有人类脑海中的普世性的基本分类——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遗产。

以山为居与水面生活虽然截然不同，但对传统农业社会而言，也不是理想的状态。对于在平地从事密集农业的农民来说，山地根本不适合进行农业生产。因此，他们对于人们为何选择山居不太理解乃情理之中。但也正是这种不理解，使他们对山里人充满偏见。另一方面，山地族群居处山中不便与外界交往，显得孤僻闭塞，山里人也就转变成为农业社会的一种另类。换言之，在农业社会里，比较一下平地与山区，我们可以体察到，平地对于农业社会是“本位的”（universal），而山地不是，山地生活者因此是为另类。这种权力关系的构成，首先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居住于山区，人迹罕至，一切都充满神秘感。而山里人聚落生活，每日见面，完全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人们彼此相互信任，但对于外来者充满狐疑。其次，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国家权力的影响，政府的霸权可以决定社会的氛围。与游牧者一样，居住在山里的人群也往往使国家及其代理人感到莫名的不快。历史上的统治者和文人骚客们称呼今天我们称为瑶族的族群用的是反犬旁，但原先的意思是这部分人不服徭役。这种“不服”非如一些书籍中所说的“免除”，而是统治者难以做到让他们服徭役。瑶民的游耕生活决定了他们不断地迁徙，加之住在深山老林之内，统治者自然难以驱使他们。因此，历史上统治者对他们的称谓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对这部分人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