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综上，本文从理想与现实落差谈起，论及信守尊严。由于这种尊严必须建立在个体平等的基础上，因此超越了民族与族群的边界。只有个人尊严建立起来，群体的尊严才有意义。历史上的思想资源以及士大夫的期盼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现实社会当中，历代统治者出于自身的需要推行愚民政策，将儒家一些在今天看来有些糟粕的伦理准则以各种方式向民间渗透。因此，所谓的家国情怀只能存在于少数的士大夫当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反倒无法为民间社会广泛接受。所谓家国情怀，应该是同属一个国家的各个民族都能把国视为“家”。是否能达到这种境界，取决于决策者如何进行社会治理。而承认的政治与信守尊严诚为达到这一境界的关键。实现的前提同样可以在既往的思想资源中获得，如古代先哲所倡导的“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在此，笔者愿意将此逻辑推进一步。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或者族群和谐，关键支点在于能否在不同民族或者族群之间建立起互信。这种互信是一种原则：我们不应因为别人有着特定的文化或者族群背景就予以猜忌。制度性的信任则是针对每一个个体的信用，这同样超越民族的边界，不考虑其民族背景地将每一个个体置于制度信任的维度里。这两种信任交叉使用有益于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中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弱势群体而言，也只有建立起社会信任，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尊严。这样，信守尊严才不是一句空话。

民族这类的群体无疑是建构性的想象的共同体。依据安德森的逻辑，凡非由熟人所构成的共同体都是想象的。但称之为建构性或者想象的，并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即：有的群体一直就“自在”地存在着，但其成员彼此间未对之产生社会归属感。换言之，他们还没达到费孝通所言的“自为”状态，亦即具有某种“文化自觉”。而没有外力（external agencies）的作用，这种情形不可能产生。因此，我们看到，最早有这种意识的往往是族群或者社会精英。正因为他们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较为广泛的社会接触面，所以能在别人尚在沉睡之际就有了这种共同体意识。最初，对这种“自为”的理解经常与本质性的要素结合起来。例如，我们之所以同属一群是因为我们血脉相通，有共同的祖先，等等。这对地方群体而言，很容易理解。但有趣的是，在民族建构中，这也是常见的叙事。这种迷思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合理”或者“正当”的解释？难道民族与血缘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以至于今天有些分子生物学家甚至要从基因上来考察民族的本源？其实，分子生物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恰恰证明了民族的建构性。例如，2015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篇文章，总结了近些年来有关何为藏人的研究。这篇文章通过介绍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藏族的来源是多元的，与原先所谓的“汉藏同源”的说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既然如此，那么差异万千的人们又是如何产生凝聚力，建立起统一的认同的？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传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人们能读懂同一种文字，当然有助于产生“同一家人”的情愫。盖尔纳（Ernest Gallner）则主张是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之后，社会要求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技术。这一要求催生了文凭和证书，适当的教育成为从业的准入门槛，从而导致了社会从异质性向同质性转变。当然，仅仅如此是不够的。这些只是民族可能出现的必要条件，并非所有具备这样的条件的群体都能成为“民族”（nation）。所以，凝聚力和认同的出现还有赖于社会动员，这就是学术讨论中所谓的nation-building。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存在不同民族，姑且不论这些民族究竟称为族群合适，还是称为民族或者种族合适。总之，有着不同宗教、文化、族群背景的群体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是大部分国家的常态。从理论上讲，当今国际政治秩序以民族国家为公认的政治单元。但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数目之少，被视为韦伯所谓的“理想型”绝不过分。威斯特法尼亚条约的签订是单一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始作俑者。当年确定不同政治单元的主权范围，完全是因为欧洲不同政治单元之间长年相互厮杀、疲于奔命的无奈之举。没有人会想到该条约在一两个世纪之后竟成为民族国家原则之圭臬，给人类带来诸多麻烦。确立主权的原则导致了后来四处发生的力求将主权国家的政治疆界与特定人口的文化疆界重叠的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伴随着社会达尔文思潮从19世纪开始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影响所及，中国也概莫能外。19世纪末20世初的中国知识界和政界都涌现了以单一“种族”也就是以“汉族”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表达的就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诉求。

然而，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在前现代国家里，族群或者种族的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帝国版图之内的族群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元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实证明，生活在帝国之内的不同族群往往能平静相处。帝国之内发生的族群仇杀并不见得比现代国家多。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就在于，在帝国版图内的各个区域，各个族群都相对自治，甚至绝对自治。例如，生活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内的不同民族就是如此。甚至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也都拥有自治社区。当然，他们需要缴纳特殊的税赋。但是，不同的帝制区域或者文明体之间，情况就不一样了。阿拉伯帝国代表的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对峙持续数百年。相比之下，不以某种一神教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倒是能海纳百川地容纳其他文明，在历史上也从未发动过以宗教为感召的对外战争。

纳日先生与哈先生在他们合作发表的论文里，将共和的建立视为追求“民族认同与旧邦新造”。此处的民族无疑指的是nation，具体而言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在中国建立的过程中，确实走过了一段否认原先清朝统治者所建立的多民族国家雏形，建立起以汉族为主体的现代国家。但无论如何，诚如二位先生所言，其结果是一场“大妥协”。以“五族共和”取代了原先的方案。其间，由于国际形势使然，在是否强调多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一度有所争议。为了中华民族的建设，不提少数民族。傅斯年当时便是持这种观点。傅斯年有留德背景，深谙德意志浪漫主义传统催生下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思想逻辑。他当然理解中国有着许多与主流民族不同的族群存在。然而，作为一位强烈的爱国者，他绝不愿意看到在这些非汉族群中出现族群民族主义的苗头。有鉴于此，他应是倾向于接受英法那样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共识，否则也不会有“中华民族是一个”之说。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有意识地“无视”多民族的事实，实为当时形势所然。在他们的心目中自有中国应当是单一民族国家，其他非汉民族也应当融合或者同化于汉民族以建立中华民族这样一种考虑。毕竟在那个时代，寻求建立民族国家是一个国际性趋势。

诚如二位先生所言，在旧邦新造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精英中的许多有识之士也加入了这一过程。他们在各种会议上各抒己见，并著书立说，就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少数民族在新型国家中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更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指出了苏俄控制蒙古的意图等等。由此，我们看到了不同民族的精英已经有了自觉意识。可贵的是，这种自觉意识并不是要求分离。除了对本民族有了深切的体认与认同之外，他们的自觉意识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分不开。换言之，他们已经自觉地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中华民族之一员。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民族成员都能有这样的意识。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各民族大部分精英而言，不仅是“自为”的存在，而且被视为他们所属民族之归宿。随着中央政府的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两大社会政治工程的出台，中国的民族被确认为56个，即汉族和55个非汉民族。这样的举措无疑改变了中国原来的民族型貌（ethnic configuration）。这一人口分类带来了公民在认同上的重新整理与调适。迄今为止，应当说，绝大部分的民族成员接受了政府所给予的认同，并产生了自觉的主体性意识。国家所给予的民族身份认同也推动了有关各民族进一步的认同建构运动，这一运动在近一二十年来尤为活跃，被视为中国特有的认同政治也不为过。

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民族成员主体意识的加强和公民权利所求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全球化有关系。全球化不仅是资本自由流动，也包括信息、观念、价值的无边界流动，人口的跨界跨国流动更是常态。今天的人们对远距离发生的事情的感受可以如同发生在自己身边。在流动化的当下，空间感日益缩小，人们出于各种动机希望自己的声音能被外界听到，自己的存在能为外界所认可，开启了一波又一波的身份认同建构运动。这不仅发生于神州大地，也发生于印度、越南和一些欧洲国家。全球化无疑推动了一些国家出现分离主义诉求，但这并非全球化本身的后果，而是原先的裂隙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被人为地拉大。总体而言，中国各民族有着很强的向心力，但由于各种原因，绝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水平尚有待提高。主体民族的一般民众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也亟待改进。这些都有待我国各级政府和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中国需要宽松的环境，需要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个人如此，对整体亦然。这其实是和谐的精髓。和谐的前提是不同，我们说，某些事项很和谐，指的是一些不同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带来的舒适感。一个社会应当如同一个乐队那样，像是各种不同的乐器一起演奏，在一定的规律下产生出一种超越性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效果。这种效果是单一的乐器演奏所不能产生的，更不是乐器的齐奏所能产生的。这，就是和谐。因此，和谐的核心就是“和而不同”。在一个旧邦新造的多民族社会里，只有和而不同才有助于培养各民族成员的家国情怀。唯有此方谈得上守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