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演进过程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从关注危机与革命的关系，到指出生产过剩是引起危机的直接原因并把危机看作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随的周期性事件，再到把经济危机放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累动力和基本矛盾这一更广阔的语境中来理解。马克思对危机原因的解释从“消费不足论”出发，从流通过程出发，最终回到了生产过程，从而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在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关注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在他后期的著作中，马克思逐渐抛弃了通过危机促发政治事件的灾变式革命的想法，转而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的视角下探讨危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论证重点，从抽象决定因素逐渐转向对现实危机的具体发展机制，从而使得其理论逐渐丰满起来。

一 关于危机与革命的关系的探讨

阿特韦尔曾经指出，马克思“主要的研究危机的理论著作直到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不久才出现”。因为1848年欧洲革命紧接着1847年严重的经济萧条而爆发，而正是这个事件使得危机与革命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观念深入马克思的头脑中，由此成为马克思着手研究经济危机的触发点。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连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三篇《时评》，它们概括了1847年英国经济危机的经过，并把危机作为引发革命的直接诱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英国危机和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与三篇《时评》写作时间相同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认为1845年和1846年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以及英国的工商业危机“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愤怒发展成了起义”。这一时期马克思更侧重将危机作为背离常态的异常事件来看待，将危机的爆发与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联系起来。《时评》（1850年3～4月）指出：“英国第一次同时经受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英国的双重危机，由于大陆即将同时发生动荡而变得更迅猛、更广泛和更危险，大陆的革命，则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而会具有比以往更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热切地期盼着类似的危机和革命会在大陆之外的其他地方出现，并强调商业危机会和革命同时爆发。“美国卷入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倒退运动以后，可以预料，在最近一个月当中，危机将发展得比以前更快，大陆上的政治事件也日益不可遏止地要爆发。本《时评》不止一次谈到的那种商业危机和革命同时爆发也越来越不可避免。Que les destins s'accomplissent！[愿注定的事情发生吧！]”《时评》（1850年5～10月）中还提到了危机的周期性：“如果1848年开始的工业发展的新周期像1843—[18]47年的周期那样发展下去的话，那么1852年就会爆发危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指出危机是革命的导因，还指出革命对危机的影响小于危机对革命的影响，甚至革命对于缓解危机是有利的。“至于大陆其他地区银行家和商人的破产，很难断定在多大程度上这次破产是继续不断和持续蔓延的商业危机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早已摇摇欲坠的公司为了寻找有利的出路利用了当时的情况，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这次破产确是由于革命引起的恐慌而造成损失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商业危机对1848年革命的影响要比革命对商业危机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3月到5月这段时间，英国已经得到了革命的直接好处：革命促使大量资本从大陆流入英国。从这时起，英国的危机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工商业部门情况都有了好转，新的工业周期开始明显地趋向繁荣。”由此可见，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危机是引发1848年革命的直接诱因，但是他们并未把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作为危机的直接结果，反而在此处提出了革命对于缓解危机的有利作用，其中隐含着危机是一种强制平衡的思想萌芽。

由于考虑到1857年冬天可能会爆发一场大危机，马克思加紧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的步伐，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要把大纲弄得清清楚楚”。同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也表明，他们正热切期盼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马克思在1857年11月1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自己在经济上的困苦虽很厉害，然自一八四九年以来，从没有像在此次爆发中这样愉快的。”恩格斯在两天后的回信中详细描述了危机的表现，并指出：“这次危机跟着十年的繁荣和投机而出现，更不会立即消灭。……但这一次冲击的猛烈性指出这件事有何等巨大的范围啊。……为要激起居民的热情，这种慢性的压迫一时实有必要。这样无产阶级才会战斗得较好，……此外，我的情形和你一样，自从纽约的欺骗垮台以后，我在泽稷再也不能安静了，在这普遍的崩溃中，我感觉非常愉快。”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革命与经济危机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时期的通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业危机和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也尤为关注，认为货币危机往往是工业危机的预兆和先声，是整个经济危机的序幕和第一阶段。货币市场上的危机，不过是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失常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倾注了太多的热情：一方面，危机给工人带来了失业、贫穷、疾病等深重的灾难，他们痛恨危机；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又激起了工人阶级更大的反抗，推动无产阶级反抗资本统治的革命运动走向高潮，因此，他们又盼望着经济危机甚至严重危机的到来。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演进在时间上并无明确的阶段性界限。例如，在发表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时评》（1850年5～10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不过，这一思想在当时并未被展开。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经济危机问题的关注焦点是关于危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在1850年发表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三篇《时评》及创作于同一时期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关注焦点和侧重视角的渐变，是笔者分析马克思危机理论演进思路的主要基础。

二 分析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与直接原因

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写作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该手稿首先分析了商业危机出现的可能性，指出买卖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中已经包含了商业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写道：“现在，商业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谋取货币，谋取交换价值。由于交换的这种二重化——为消费而交换和为交换而交换，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协调。商人在交换中只受商品的买和卖之间的差额支配；而消费者则必须最终补偿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即商人阶层内部的交换，与流通的结局即商人阶层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尽管归根到底必然是互相制约的，但它们是由完全不同的规律和动机决定的，彼此可能发生最大的矛盾。”不同于简单的物物交换，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换价值脱离产品而以货币的形式取得独立，导致买与卖——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于是，生产过剩或者说消费不足的情况便有可能发生，只适用于简单物物交换的萨伊定律便不再成立。马克思对危机产生的可能性的分析中已经潜在地包含了对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生产过剩——和表现形式的分析。简单的物物交换发端于消费者对使用价值的需求，而商品交换则起因于生产者对货币（即交换价值）的追逐。交换价值以货币的形式取得了独立，这是交换价值的最高完成形态。生产者对交换价值的追逐忽视了使用价值直接为一定的个人而存在的有用性，使得使用价值沦为“抽象的浑沌”。在简单的物物交换中，交换价值只具有暂时的意义；而当交换价值本身固定在货币上的时候，商品自身所包含的矛盾体现为作为“抽象的浑沌”的使用价值与表现为货币的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

以上分析适用于一切商品交换，是商品经济的生理特点。马克思指出：“在货币作为中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当生产者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以资本家的形式出现时，危机就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它是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剩余价值的量的界限，对资本来说，只是一种它力图不断克服和不断超越的自然限制即必然性。”资本对剩余价值的量的界限的不断突破，以及资本渴望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原始冲动，使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出现，使得生产过剩的危机从可能变为现实。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部分，对生产过剩现象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论述。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其焦点就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价值的实现；资本在生产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包含着对生产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第一，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第二，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第三，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第四，使用价值的生产受到交换价值的限制。当资本忘记这些限制或者不顾这些限制时，就会产生生产过剩，就会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马克思指出：“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关系本身中已经包含了生产过剩的萌芽。资本一方面确立其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趋于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

这样，马克思就从分析危机的表现形式——生产过剩开始，从分析生产过剩的直接导因开始，一步步地深入对资本范畴自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的分析，进而拓展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性矛盾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体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个与革命相关联的偶然性、毁灭性事件，而是从资本自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中衍生出来的、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性事件。一方面，资本家要限制工人的工资，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以巩固自身的资本积累；但另一方面，单个资本家又把除了自家工人之外的整个工人阶级，看作消费者和交换者。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其工人为了维持生产而产生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但对于整个资本家阶层来说，“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这一观点被卢森堡和斯威齐等人解读为“消费不足危机论”。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第三篇“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中，初步论述了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马克思指出，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取决于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同以原料和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之比。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越少，相应的利润率就越低。资本同直接劳动相比，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利润率也就按相同的比例下降。在阐述总利润量与利润率下降的变动关系之后，马克思说：“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在这里，马克思并未提出资本有机构成这一概念。随后，马克思阐述了利润率下降带来的后果。利润率的下降，使得资本想尽一切办法，力图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来弥补活劳动同整个资本量之比的减少。“生产力获得最高度的发展，同时现存财富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大，而与此相应的是，资本贬值，工人退化，工人的生命力被最大限度地消耗。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利润率下降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样的观点被后继者们解读为“利润率下降危机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虽已接近于得出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结论，但尚未最终完成，这有待于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伊藤诚指出，如果在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过程中包含着促使周期性危机发生的利润率的偶然的、突然的和急剧的下降，那么我们就应当弄清楚危机究竟为什么会发生。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资本过剩危机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还远远没有完成”。

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开始把危机与资本关系本身的内在矛盾联系起来。在该手稿中，马克思在讲述其五册书写作计划时写道：“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设定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指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1857年的危机，在马克思看来是一次典型的世界市场危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马克思对危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已经从一国范围拓展到世界范围，从英国拓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说：“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柏林敦克尔出版社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标志了马克思制定崭新的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该书的“序言”中，马克思对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作出了说明。“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三 从资本主义积累动力机制的角度研究危机的根本原因

1861年8月，马克思正式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后来内容不断扩大，形成了篇幅庞大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写作该手稿期间，马克思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不再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形式发展续篇，而是打算以《资本论》为主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发表自己独立的经济学著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主要从利润率下降趋势以及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比例关系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发展其经济危机理论。

在该手稿的“资本和利润”章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进行了补充、完善。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由技术进步和固定资本的增长带来的，因为它导致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相比的量的增加。马克思指出：“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和降低了利润率的这种大规模生产总是要以使用价值的大量生产、从而大量消费为前提，并因而不断地周期性地导致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通过市场的不断扩大而周期性地得到解决。”马克思把资本过剩和利润率下降作为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并指出“危机……被看作是对付资本过剩，恢复正常利润率的必要的强制手段”。

《资本与利润》一章将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看作一个经常性事件，一个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周期性事件，而非偶然的“洪水”或是革命与“崩溃”的直接前兆。但是，所谓“利润率下降危机论”，还不足以把马克思的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区别。利润率下降的可能性，也曾使李嘉图等人忧虑不安。“整个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学派都认为这个过程必然导致世界末日而为此发出悲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利润的生产，所以随着利润的下降，它也就失去自身的刺激，失去活生生的灵魂。”马克思一贯的理论研究方式，就是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中，不断提炼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相关理论的同时，也肯定其“最有意义之处”。李嘉图的不安来自“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力和积累的条件以及积累的动力——受到生产的发展规律本身的危害”。但是李嘉图解释不了这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真正根源。马克思指出：“在这里他（李嘉图——引者注）所预感到的东西事实上有其深刻的原因。这里以纯经济的方式，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出发，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表明了它的相对性，即它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历史的并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的有限发展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超越了李嘉图，认识到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力量，……然而是异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因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个人]失去了生产条件，处于同生产条件的对立之中。”马克思把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联系起来。在该手稿中，马克思这样界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转化成的普遍社会力量同单个资本家控制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触目惊心，并预示着这种关系的消灭，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物质生产条件改造成为普遍的、从而是共有的社会生产条件。[这种矛盾的]发展是由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决定的，也是由生产力完成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这一分析表明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但是并没有决定它“崩溃”的准确时刻。

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马克思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做了深入的分析。为了从实物形式上考察社会生产，他第一次把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各部门划分为两大部类，论述了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并由此提出危机的可能性。不过，与后来《资本论》中的表述不同，这里把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称为第Ⅰ部类，把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称为第Ⅱ部类。马克思分别分析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情况。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如果大部分剩余产品是以只能用于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生产出来的，那么，进入个人消费……的剩余产品部分就相应地是[较小的部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不变资本的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如果再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过大部分所具有的形式使它不能构成不变资本，而只能用作个人消费，……就会出现不进入不变资本的那部分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这种对比关系在单独一个国家里是被严格规定了的。但是，……对外贸易消除了这种限制。所以，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因为这种生产是按照本身的生产资料的规模行事的，而不问某一定需要的满足情况如何”。由此可见，交换价值统治着生产，商品只有转化成货币后，才能转化为生产者本人的使用价值。再生产过程不是取决于消费者的直接需要，而是取决于一国市场和世界市场吸收等价物的力量，取决于市场的扩大。“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失调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危机的可能性。”由此，马克思从简单再生产的角度，分析了由两大部类比例失调所造成的危机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世界性危机的形成机制。危机的可能性依旧产生于生产与需求的分离，或者说产生于交换价值对生产的统治。

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即当剩余价值转化为追求资本时，除了由以上原因造成的危机的可能性外，还存在由于固定资本生产过剩而导致的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如果剩余产品中有更大的部分固定在这样一种不变资本（固定资本）上，这种不变资本不直接进入再生产过程，而只是形成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按其性质来说不适合出口，并且不可能在别国市场上转化为可变资本的组成部分，那么，在第二年，可转化为可变资本的剩余产品部分就会缩小（至少同本年重新推动的生产工人人数相比是缩小了）。……由于它们的投资不成比例，剩余产品在第二年就会减少，特别是可变现为可变资本以及表现为一般流动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会减少。由于固定资本生产过剩，又产生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的增长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特殊标志，会导致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或者说活劳动的减少。但是在这里，相对于主要由固定资本构成的不变资本而言，可变资本的减少，并不是由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所提及的技术进步导致的，而是由于积累的需要导致的。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民族在其发展初期，在生产生活资料的部类中，其剩余产品都是相对较小的。在积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那部分资本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则相对减少，被以奢侈品形式消费掉和用于非生产劳动者报酬的剩余产品部分，会相对减少。因此，在形成追加资本时，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生活资料会不断减少，由此带来不变资本的生产过剩危机。

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总资本在[生产者的]两个类之间进行分配的一定比例关系，或产品各组成部分在一定地方进入再生产过程时所依据的一定比例关系遭到破坏，这里就产生失调的新的可能性，从而产生危机的可能性”。在再生产过程中，这种比例失调不仅可能发生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两大部类之间。这一视角被杜冈和希法亭等人解读为“比例失调危机论”。马克思开始把比例失调的观点、利润率下降的观点和之前的消费不足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使其生产过剩的危机理论呈现多样化。伊藤诚指出，虽然马克思仍然强调直接生产以外的流通过程中的困难，但他现在也开始把流通过程看作是包括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的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这似乎表明马克思正试图发现源于资本自身再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障碍。”同时，马克思不仅指出危机针对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各资本间的平衡过程的破坏而出现，而且指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指出了辩证法的核心思想：“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紧接着，马克思将辩证法运用到其危机理论中，他写道：“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用经济危机的事实作为论证辩证法的实例，表明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认为危机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自我修复方式。《资本论》各卷均从不同侧重点阐述了经济危机。《资本论》第一卷侧重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角度，阐述危机如何从可能走向现实以及危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强调的是“消费不足”意义上的危机理论；第二卷侧重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角度，分析危机的周期性，强调的是“比例失调”意义上的危机理论；第三卷侧重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角度，阐述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强调的是“利润率下降”意义上的危机理论。从这几个不同的视角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摒弃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即不是从单一的具体因素出发主张危机，而是开始注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累动力方面去探讨危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学的研究。

马克思的后继者们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对马克思著作中包含的论述导致危机的不同因素的分析上。其实各种各样的危机解释之间存在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我们可以把不同的解释危机的因素，整合到一个对危机的综合解释中。在研究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时，要认识到所有的理论分支都源自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动力机制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马克思在揭示资本积累规律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对资本主义运动历史趋势的影响。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但是他对于经济危机的分析，包含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的探讨中。伊藤诚认为，《资本论》中的危机理论是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进行系统批判的核心之一，“《资本论》对危机理论的阐述，旨在从基本原理的角度证明周期性危机的不可避免性”。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应该作为他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更广阔的论述的一部分，因为这样有助于更加深刻地分析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尽管资本主义能够自我扩张，但是其积累过程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最终矛盾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危机又是一种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能够克服在持续的资本扩张中出现的内在障碍，使得资本积累过程得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