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及其原因

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面貌和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使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使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的运行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转轨国家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使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构成了转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外部压力和制度转轨的制导性因素。以中东欧国家为例，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逐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逐渐形成了市场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一些中东欧国家为加入欧盟，实现与欧盟市场制度的趋同，在欧盟的压力下，对欧盟全面开放了本国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与欧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迅速提高。中东欧国家的全面市场开放，大大提高了其对外部市场和资本的依赖程度，从而形成了外部依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说，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面市场开放是中东欧国家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剧烈冲击的深层次原因或制度基础。

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的相关性和互动性为出发点，可以从多角度来考察和研究转轨国家制度变迁特殊阶段中经济全球化与这类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及其原因。

第一，转轨国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甚至有的转轨国家旧体制已被彻底摒弃，而新体制又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了所谓的“体制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伴的各种风险很容易乘虚而入，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转轨国家还没有最终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或其中的薄弱环节造成冲击，威胁经济安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经济转轨这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中由于传导机制的作用几乎同时或先后多次发生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就是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典型例证。

第二，转轨国家不仅市场机制不尽完善，而且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也并不完全具备。这其中，市场体系不完善是制约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生产各个环节的内在相关性，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间相互关联，构成统一的市场体系，该市场体系决定着市场机制的结构、运行方式和作用范围。因此，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市场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而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由于市场越来越自由化，越来越同外部世界建立更广泛的接触和联系，转轨国家市场体系不完善和市场机制不健全，加上所处外部经济形势的瞬息万变和激烈竞争，使经济转轨国家处于高风险的经济运行区间，就更加容易受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也更为明显。正如巴瑞·布赞等人所说：“所有已经适应开放性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民族国家经济，都依赖于这一体系的持续稳定和平稳运作。因此，一旦出现破坏全世界商品和资本流动的体系危机的可能性，这些经济的所有部分都必然受到威胁。”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多数转轨国家都主张建立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取消市场限制和政府行政干预。因而，在实践中这些转轨国家的政府提出了建立“大市场、小政府”的国家经济运行机制，不断减少对市场经济的介入，甚至“遵循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角色定位”，迅速退出了原来发挥重要作用的许多领域，政府在经济转轨中的职能作用日渐衰微。其直接后果，不仅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而且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驾驭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尤其是当本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往往表现得软弱无力，只能任凭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等损害本国经济。俄罗斯及中东欧某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政府束手无策，调控不力，就是例证。

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政府的职能作用，但俄罗斯及中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的教训昭示人们，向市场经济转轨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政府要对经济和市场运作实行适度干预并提供制度保证。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如果否定政府作用和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和适度干预，甚至造成“政府失效”，都会危及转轨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因此，从这一视角分析问题，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依然是极其明显的。

第四，正如科勒德克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会限制转轨国家的自由，既限制它们对经济政策的选择，也限制它们对市场经济各种规制和结构的选择。转轨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必须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全球性要求。而且事实上，任何一个转轨国家，一旦实行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进程，就会立即卷入国外的金融漩涡。同时，由于转轨的大衰退和对资本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几乎所有转轨国家都很快成为负债国，其中一些国家的债务已大大超出了偿还能力。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小国阿尔巴尼亚，也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大国，只有中国没有失去对本国经济的控制，避免了这种危险。这说明，只要转轨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经济安全问题。

与此相关，还可以进一步考察作为经济全球化产物的三大专门性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超国家机构”对转轨国家所产生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对推动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推进它们的金融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促进资金、技术、人员等的更加自由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它们的支持及参与，转轨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会是非常困难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对转轨国家的经济主权也形成约束。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俄罗斯、乌克兰等转轨国家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时，都会提出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加速经济转轨、实行市场自由化的要求。虽然这些转轨国家并不情愿采纳向其提出的干涉经济主权的建议或要求，但迫于本国经济恢复与发展以及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资金需求压力，它们只得接受相关的条件。尤其是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开始便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定控制和影响。在经济转轨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商品严重短缺、产业结构畸形、巨额财政赤字和货币流通完全失控，加之市场发育迟缓、对外开放成效不显著，对外部援助和外部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资金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俄罗斯政府一开始便寄希望于IMF贷款以减轻转轨的代价，为此不惜同IMF协商自己的转轨纲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组织无一例外奉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因此，IMF为提供贷款制定了严格的条件，比如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的政策。为了获取贷款，俄罗斯也不得不接受IMF提出的条件。激进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休克疗法’转轨方案中隐藏着IMF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