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军功爵制的衰落

在前面《军功爵制在秦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文中，我们论证了军功爵制在秦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并且认为不论是高爵还是低爵，对于有爵位的人来说，都会得到相应的实际利益。但军功爵制毕竟是战争环境下的产物。国家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通过军功爵制奖赏立有军功的各级军事人员，以鼓舞士气。当秦统一全国之后，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军功爵制的价值和作用自然会逐渐降低。1979年12月至1980年6月，在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出土了一批瓦文，上刻有居赀者的姓名和爵称。据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研究推断，这批瓦文的埋葬时间，“上限年代应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下限年代为秦二世二年（前208）”。这就是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的有爵位的人（当然是有低级爵位的人），已沦为“居赀”。有人甚至把“居赀”解释为刑徒。很显然，这说明军功爵制并没有阻止秦朝有爵位人的地位下降，也可以说这是秦末军功爵制趋于衰落的有力证明。下面就准备论证一下这些“居赀”者的身份、地位问题。

在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共出土瓦文十八件，其中记有居赀和爵称的瓦志刻文十一件。现将瓦文抄录于下，然后再探讨“居赀”的性质及军功爵制衰落的有关问题。

东武居赀上造庆忌（79M11，图二九）

东武不更所（79M33，图三〇）

东武东间居赀不更（79C52，图三三）

博昌居此（赀）用里不更余（79C53，图三四）

杨民居赀大（教）（79M19，01，图三一）

（杨）民居赀公士富（79C51，图三五）

杨民居赀武德公士契必（79M32，03，图一九）

阑陵居赀便里不更牙（79C49，图二〇）

媰（邹）上造姜（79C55，图二四）

……（居）赀□□不更□必（79M70，02）

觜……□……（不）更（滕）（筒瓦正面，图二五）；（筒瓦背面，79M10）

首先要解释一下这些瓦志刻文的性质。可以这样说，每片瓦志刻文，都是极其简单的“墓志铭”，或者说它是与汉刑徒砖铭相似的瓦铭。这些居赀是与秦代刑徒一起修建秦始皇陵的劳动者，他们在劳动中被折磨死后，就埋在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的墓坑里，瓦志刻文也就出土于这些墓坑中。瓦文上记有死者的“名事邑里”。即记有姓名、籍贯、身份（有无爵位及爵位的名称）。由于这些居赀生前与刑徒一起劳动，死后又与刑徒埋在一起，故有人认为这些居赀也是刑徒的一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从以上所抄录的十一例瓦志刻文来分析，其中有爵称者十例，有一例由于瓦文残缺，在“居赀”之后只有一个“大”字，故对该例有无爵称无法判断（没抄录的瓦文也有类似情况）。在这十例中，记有公士（一级）爵称者三例，记有上造（二级）爵称者二例，记有不更（四级）爵称者六例。如从籍贯上考察，家在东武者三人，在杨民者二人，在博昌、兰陵、平阴者各一人。在没有抄录的六例（实际是七例）瓦文中，东武三人，赣榆二人，博昌、平阳各一人。据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在《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一文中的考证，东武在今山东东武城西北，七国时属赵邑，秦时属琅邪郡。平阳，故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战国时先属韩后属赵。平阴，故城在今河南孟津东。博昌，在今山东省博兴县南，战国时齐邑，秦置县。兰陵，故地在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南兰陵镇，战国时属楚。赣榆，故城在今江苏省赣榆县东北，西汉属琅琊郡，其设置似始于秦，战国时属楚。杨民，史籍不见此名，汉有“杨氏”县，属巨鹿郡，故城在今河北省宁晋附近。“民”，“氏”二字形体相似，易于混淆，故汉之“杨氏”，似为秦“杨民”之误。媰，即邹、邾，古国名，故城在今山东省邹县东南，战国时灭于楚，秦县。武德，故城在今河南省武陟县东，秦始皇时所置县。从以上所举地名分析，所有县名，在秦统一前均属于山东六国。其中原属于三晋的有东武、平阳、杨民、平阴、武德；属于齐鲁的有博昌；属于楚国的有兰陵、邹、赣榆，而没有一个县在秦故土关中，这该引起应有的注意。还有瓦文中所记的爵位，都属于秦二十级军功爵制，据此可以推断出这些原属于山东六国人民的爵位，是在秦统一后颁赐的。由于在上引瓦文中有四级不更的爵位，根据秦对赐爵的慎重情况来分析，在秦统一后没有四五年以上的时间，原山东六国之人民是不可能得到四级爵位的。其中有些爵位可能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9年至前210年东巡、南巡时，对所经过的郡县人民颁赐的。有一部分如东武、赣榆人的爵位，可能是徙黔首实琅邪台时赐予的。据此，赵背户村瓦文的墓葬时间，其上限可以后推二至五年，如果再考虑到有爵位的山东六国居民，由于欠债而沦为居赀，也需要有一段时间过程的话，那么瓦文的墓葬时间，可以再后推二至三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瓦文墓葬的上限时间，推到公元前216年。实际上秦始皇征发“隐宫刑徒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的事。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这批瓦文的墓葬时间，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12年，其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

现在有必要讲清居赀的真正含意了。居赀的全称应该叫作“居赀赎债”。居，是指居作，即服劳役。赀，《说文》：“赀，小罪以财自赎也。”即小罪罚金称为赀。赎债，即偿还债务。“居赀赎债”就是以服劳役偿还债务。有人所以把居赀赎债误认为是刑徒或刑名，大概是把它与“居赎刑罪”混为一谈。特别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司空》有一条律文，把“居赀赎债”与“居赎刑罪”混记在一起，这就更容易造成误解。其实如果对那段律文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还是能够分清两者是绝不相同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只好不厌其烦地把那段文字全部摘录下来，然后再研究、分辨，以正视听。

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居官府公食者，男子三，女子驷（四）。

公士以下居赎刑罪、死罪者，居于城旦舂，毋赤其衣，毋枸椟欙杕。鬼薪白粲，群下吏毋耐者，人奴妾居赀赎责（债）于城旦，皆赤其衣，枸椟欙杕，将司之；其或亡之，有罪。葆子以上居赎刑以上到赎死，居于官府，皆勿将司。所弗问而久（系）之，大啬夫、丞及官啬夫有罪。

居赀赎责（债）欲代者，耆弱相当，许之。作务及贾而负责（债）者，不得代。一室二人以上居赀赎责（债）而莫见其室者，出其一人，令相为兼居之。居赀赎责（债）者，或欲籍（藉）人与并居之，许之，毋除繇（徭）戍。凡不能自衣者，公衣之，令居其衣如律然。其日未备而柀入钱者，许之。

以日当刑而不能自衣食者，亦以衣食而令居之。

官作居赀赎责（债）而远其计所官者，尽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数告其计所官，毋过九月而觱（毕）到其官；官相（近）者，尽九月而告其计所官，计之其作年。百姓有（居）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之）。

为了区分“居赀赎债”与“居赎刑罪”，我把以上律文划分为五个段落，并一一阐述拙见。

第一段是讲“居赎刑罪”者与“居赀赎债”者在官府劳作时，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计日抵债，计日赎刑。劳动一天计赀八钱，在官府吃饭，扣除伙食费二钱，余六钱。伙食标准：男子每日食三分之一斗，女子食四分之一斗。

第二段是专讲居赎刑罪的问题，即对有爵位的人及葆子一类享有赎刑权利者，在服劳役中的特殊待遇。这一段文字由于以前多次引用，故不再进行解释。

第三段是专讲对居赀赎债者在服劳役中的若干规定。居赀赎债者除手工业者及商人外，可以用年龄、劳力相当的人替代；一家人中有二人以上在官府服劳役，而没有人照顾家的，可以让一个人回家，或轮流有一个人回家；居赀赎债者如果要求别人和他一起劳动抵债，可以允许，但不能免除那个人的徭戍义务；凡是不能自备衣服的，可以由官府供给衣服，并按法律规定，以劳役抵还衣价；居赀赎债者的劳役没有服满期，而愿以现金还债的，可以允许。

第四段还是专讲对居赎刑罪犯人的规定，文意浅显，不解自明。

第五段还是对居赀赎债者的规定。是说在另一官府服劳役抵债的，而距离原计账官府路远，应在八月底分别把服劳役的天数和领取衣服的数量，通知原计账官府，在九月底以前送到。所服役的地方距官府路近的，在九月底前通知原计账政府，将其服劳役的天数计入当年账内。居赀赎债的百姓，愿意用男女奴隶或牛马的劳役抵债的，可以允许。

通过以上对律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来，秦政府对“居赀赎债”和“居赎刑罪”是分别对待的。从以上一些规定中，充分说明居赀赎债者不是刑徒，不是服刑的罪犯，而是以劳役偿还债务的负债者。如果是罪犯，则不可能享受到家有二人以上服役者，允许一人回家的待遇；也不可能允许别人代替劳动；更不可能允许用奴隶和牛马代替劳动；也不会允许交足钱就不再服劳役。这些待遇，刑徒是不可能享受到的，当然，用强制服役来抵债，也说明“居赀赎债”者的处境是非常可悲的。

《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还有两条律文，可以证明居赀赎债者不是刑徒。如“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这条律文说明居赀赎债者在农忙季节，即播种、锄苗时，可以各回家二十天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在农忙季节归家生产的待遇，“居赎刑罪”者是享受不到的。再如“毋令居赀赎责（债）将城旦舂。城旦司寇不足以将，令隶臣妾将。居赀赎责（债）当与城旦舂作者，及城旦傅坚、城旦舂当将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将。司寇不，免城旦劳三岁以上者，以为城旦司寇”。这条律文说明三个问题：一、秦有以轻刑徒监率重刑徒的制度。城旦傅坚、城旦舂（六岁刑）应加监管的，每二十人由城旦司寇一人监率，如司寇人数不足，可以使隶臣妾监率，或把劳作三年以上的城旦，减刑为司寇。二、居赀赎债者确实与城旦舂之类的刑徒在一起劳动。三、居赀赎债者不能做刑徒的监率，司寇不够，可用隶臣妾做监率，但不能让居赀赎债当监率。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居赀赎债不是刑徒，这说明秦政府对居赀赎债与刑徒是有明确区分的，不当刑徒的监率，也是居赀赎债区别于刑徒的一个标志。

根据以上的解释，可以认为“居赀赎债”就是以劳役当赀财以偿还债务。但这个债又是什么债呢？前引《司空》律文已经说得很清楚，即“有债于公”的“公债”，即欠官府的债务。所以在“居赀赎债”者以劳役抵债时，一定要把一年的劳动天数记入所在官府的账上。那么人民欠官府的究竟是什么债呢？毫无疑问，欠的是田租、口赋以及盐铁之税的一类账。我们知道，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北伐匈奴，南征南越，开灵渠，筑万里长城，修驰道、直道，特别是修阿房宫、骊山陵，大兴土木，穷奢极欲，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史称：“始皇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其欲也。”到了秦二世时，更是“头敛箕会，以供军费”，致使“力罢（疲）不能胜其使，财尽不能胜其求”。董仲舒说秦的“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虽然有些夸张的成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繁重的租税服役的实际情况。

过去我们只是从史书上看到秦横征暴敛的情况，现在考古资料又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物证，知道秦时还有这样一种政策：当人民无力缴纳租赋时，就以欠政府公债论，并记录在官府的账簿上。还不上账的，就要以劳役来抵债，而且不管欠债者有无爵位（当然有爵者也是指低爵），都要和刑徒一起劳动。赵背户村的瓦文墓葬中所记有爵位者的居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去骊山服劳役的。根据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的观察，赵背户村瓦文墓葬者的尸骨上都有刀伤，有的被肢解或腰斩，死者的年龄都在二三十岁左右。尽管在法律条文上规定“居赀赎债”与“居赎刑罪”有很大差别，“居赀赎债”者还保留爵位并有一定的优待，但他们与刑徒一样受到残酷的折磨，承担同样的苦役。这就说明在秦统一后，尤其是在秦的末年，获有低级爵位者已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在政治上是被压迫者，在经济上是受剥削者，他们欠了政府的公债后，也必须去与刑徒为伍，与刑徒有着共同的命运。这些都反映出在秦统一后，特别是在秦代末年军功爵制已趋于衰败。不过，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即赵背户村瓦文墓葬中的居赀赎债者，都是战国时期原山东六国的人民，这些原山东六国获得低爵的人民，所以沦为居赀赎债，也可能与秦政府对原山东六国人民执行歧视政策有关，那就是说军功爵制对关中地区原秦国人民来说，可能还有一定价值。也就是说，同样是黔首，同样是获有低级爵位者，原秦国人民，其地位就优于战国时期属于山东六国的居民。这可以从秦末农民大起义普遍在关东六国地区爆发，而关中人民并没有响应，也可以从章邯在巨鹿之战失败投降后，农民军对章邯军的仇视中得到反证。

最后再谈一下秦政府对私人欠债的态度问题。这在秦律中也有明确规定。在《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资料：“百姓有责（债），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廷行事：强质人者论，鼠（予）者不论；和受质者，鼠（予）者□论。”意思是说百姓间有债务关系，不准擅自强索人质，擅自强索人质及（协议）以人质作抵押的，各罚二甲。按成例（廷行事）：强行索取人质的要论罪，被当作人质交给债主的不论罪；如果是协议（和）充当人质的，人质也要论罪。这条律文的基本精神，是私人欠债，债主不能强索人质，欠债人也不准同意以人质作抵押，违反这一规定的都要受处罚。必须明确，秦政府制定这条法律，并不是真正要保护欠债者的利益，而是在保护政府的劳动力，即保护国家的租税赋役的来源。如果欠债者都成为私人债主的人质，国家的租税赋役来源势必受到威胁。但是，对于欠公债者，即对交不上或交不全田租、口赋的人，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去以劳役抵债，这也就是“居赀赎债”产生的原因。

按军功爵制原来的规定，有爵位者可以减刑免罪，可以缩短服役年限，可以以爵位赎免亲人为奴婢的身份，而现在有爵位者欠有公债，就要沦为居赀赎债者的悲惨处境，这显然是军功爵制衰败轻滥的明证。尽管这些有爵位的居赀赎债者都是原山东六国的居民，但一叶知秋，从中同样可以看出秦末军功爵制衰败轻滥的轨迹。

其实要追溯秦军功爵制轻滥的轨迹，从秦非军功赐爵开始时就初见端倪。据《史记》记载，在昭襄王时就有两次非军功赐爵。一是在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是在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正当白起进攻长平，战争达到高潮时期，秦昭王为鼓舞士气，“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论说秦昭王这两次赐民爵都与战局有关，还不至于有多大副作用，但它毕竟违背了有军功才能赐爵的原则，此例一开则后患无穷，它开了秦始皇非军功赐爵的先河。秦王政四年（前243）十月闹蝗灾，天下大疫，为救灾，政府下令：“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这是为救灾而卖爵，并且一级爵值粟千石，说明军功爵非常贵重，但也是开了一个毁坏军功爵制的不好先例。故《史记会注考证》说：“纳粟拜爵始此。”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大兴土木，在渭南建行宫，修通道至骊山，又“作甘泉前殿”，劳民伤财。秦始皇为收买民心，“是岁赐爵一级”。始皇三十六年（前211），由于迷信，秦始皇卜卦，“得游徙吉”的谶语，遂“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秦始皇这两次非军功赐爵，毫无疑问是昏庸乱政，也是自毁长城，使在战争中激励士气卓有成效的军功爵制，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作用，而走向了衰败轻滥的途径。若不是秦末战乱再起，秦朝过早的灭亡，军功爵制也许在秦代就退出历史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