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朝鲜、印度、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朝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一”起义

1910年8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变朝鲜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把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和纯粹亚洲式的酷刑结合在一起，空前残暴地对朝鲜进行掠夺”（注：《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起一整套横暴至极的殖民统治制度。它具体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实行野蛮的“武断政治”：日本在朝鲜设立总督府，总督由日本现役陆、海军大将担任，独揽朝鲜一切军政大权。各级官吏几乎均由日本人充任。日本在朝鲜长期驻屯1个舰队和3个师的重兵，并在各地遍设宪警机构1800多个。日本殖民当局制定许多残暴的法令，完全剥夺朝鲜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权利，肆意捕杀朝鲜爱国人士。1911年至1918年期间，日本殖民当局对33万起所谓“犯罪行为”进行“当即判决”，人数达46.1万余人，全国还设立了24所监狱。日本首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狂妄叫嚣：“朝鲜人要么服从日本法律，要么就是死亡。”（注：金汉吉：《朝鲜现代史》，平壤外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当时整个朝鲜被称为“监狱之国”。

掠夺土地山林：日本殖民当局于1911年和1912年先后颁布《森林令》和《土地调查令》，采取威胁、欺骗的手段，强占了朝鲜1/4的肥沃土地和4/5的森林，并将掠夺的土地、山林卖给日本人经营的土地会社及日本移民。大批朝鲜自耕农、半自耕农丧失土地，沦为佃农。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朝鲜的佃农户由1914年的91.1万余户增至1919年的100.3万户。3/4的农户被迫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高达50%以上。不少破产农民逃亡山林，变成刀耕火种的“火田民”，1914年朝鲜的“火田民”竟达24万余人之多。还有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异国。相反，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迁至朝鲜的日本移民达38万人，许多人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扶助下成为地主。

扼杀民族工业，操纵朝鲜经济命脉：1910年12月，日本殖民当局颁布《会社令》，规定总督有权随时解散任何企业，未经总督批准，朝鲜人不准设立股份公司。1915年又颁布《矿业令》，规定只准日本会社开采工矿资源。根据这一法令，朝鲜矿产资源的80%控制在日本手里。到1919年，朝鲜共有企业1900家，年总产值2.6亿日元，但属于朝鲜人的企业却只有965家，年总产值2000万日元，仅占8%。（注：李清源：《朝鲜近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71页。）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里，朝鲜工人每天被迫从事13—14小时的繁重劳动，工资却不及日本工人的一半。日本还在朝鲜设立银行，把朝鲜的中央银行由韩国银行改为朝鲜银行，宣布朝币作废，规定日元为朝鲜惟一“合法”货币。同时，日本几乎完全垄断了朝鲜的外贸，到1919年，日本在朝鲜的进出口贸易中分别占65.3%和90%，把朝鲜变成攫取廉价原料和倾销日货的市场。

实施奴化教育：日本殖民当局禁止朝鲜人使用本国语言，规定日语为“国语”。到1916年，在朝鲜发行的20种报纸中，除总督府办的朝、英文报纸各一份外，其余18份全是日文报纸。根据1911年8月颁布的《教育令》，在学校不仅严禁使用朝语，而且不准讲授朝鲜历史和地理。在公立学校中，校长和大多数教师都是身穿制服、腰佩军刀的日本人，向朝鲜青年灌输“效忠天皇”、“崇拜日本”等奴化思想。对于朝鲜人开办的私立学校则严加限制，私立学校由1910年的2100多所减至1919年的749所，妄图使朝鲜人民永远处于目不识丁、愚昧无知的状态。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和掠夺下，朝鲜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陷于黑暗和悲惨命运之中的朝鲜人民看到了解放的曙光，为他们指出了斗争和胜利的道路。”（注：《金日成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8页。）

1919年1月22日，被长期幽禁的朝鲜前国王李熙突然死亡，据说是被日本殖民者所毒杀。为了掩人耳目，日本殖民当局假惺惺地决定为他举行“国葬”，但又规定葬礼须用日本的古代礼仪，这就极大地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从而成为反日起义的导火线。2月8日，留日朝鲜学生在东京集会，他们登台演说，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控诉日本殖民者的暴行，并发表宣言说：“吾族向日本及世界各国要求自决，而始其不然者，吾族为生存计，将采取自由行动，争取吾族独立。”（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第184页。）这个宣言立即获得国内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从而揭开了“三·一”起义运动的序幕。

在朝鲜国内，孙秉熙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利用宗教团体的形式积极开展活动，但他们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巴黎和会，打算通过和平请愿的方式，依靠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国际援助”来实现朝鲜独立。1919年2月，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推选出33名代表组成“独立运动本部”，起草《独立宣言》和致日本首相、美国总统及巴黎和会各国代表的请愿书，并决定派代表游说巴黎和会，以取得列强的同情和支持。但是，所派的3名旅美朝侨申请出国护照时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另派的一名朝鲜人代表虽然到达了巴黎，却被列强拒之和会门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失望之余，准备联合青年学生，利用李熙的国葬日，发动要求独立的和平示威运动。

3月1日，数千名青年学生和来自各地的成千上万群众聚集汉城塔洞公园召开大会，宣读了《独立宣言》，接着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响彻汉城上空，参加罢工、罢市和游行的群众达四、五十万人。日本殖民当局立即出动宪警实行血腥镇压。愤怒的群众奋起反抗，和平示威运动迅速转变为起义。

就在汉城群众掀起大规模反日运动的当天，孙秉熙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却背弃诺言，拒不出席群众集会而向日本警察署投案自首。

从汉城点燃的熊熊烈火，很快燃遍整个朝鲜，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日民族大起义。从3月1日至5月31日，全国218个府、郡中，有203个府、郡发生了1491起示威和暴动，参加群众达200万人以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朝鲜封建买办势力。起义群众到处袭击、捣毁日本殖民统治机构，烧毁租田契约和借债文书。同时，旅居国外的朝鲜爱国者积极响应和声援国内人民的斗争。

这次震撼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大起义，使日本统治集团惊恐万状。日本首相原敬故作镇静，企图冲淡其影响，他在对日本总督长谷川好道的指示中说：“此次骚扰事件对内外均应视作极轻微的问题处理”，“要十分注意切勿招致（外国）残酷苛烈之讥”（注：姜东镇：《日本的朝鲜统治政策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75—76页。），暗中却派遣大批日本军宪赴朝镇压。起义爆发后，总督长谷川立即下令全朝鲜实行戒严，对起义者实行野蛮的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起义高潮的3月至5月期间，惨遭杀害的群众达7500余人，致伤者近1.6万人，被捕者4.6万余人。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持续半年之久的“三·一”起义运动终于失败。

在“三·一”起义运动中，美国始终站在殖民主义者的共同立场上，反对朝鲜独立运动。据1919年4月21日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宣称：“朝鲜问题纯属日本内政，这如同在我菲律宾发生的暴动一样。至于有关日本政府镇压暴动的各种报道，是值得怀疑的。”（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7页。）这就完全暴露了威尔逊所谓“民族自决论”的伪善本质。

在朝鲜“三·一”起义运动的冲击下，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过去“统治方式偏于武力压迫而缺少怀柔方策”（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卷，日本每日新闻社1974年版，第303页。），不得不被迫变换统治策略，声称放弃“武断政治”，宣布实行“文化政治”，作了一些所谓“改革”。第一，宣布“改革”总督府的一部分官制，规定日本文武官员均可担任总督，削除总督对陆、海军的统帅权，增加地方议会朝鲜人代表，改宪警制度为普通警察制，废除封建残余的笞刑；第二，废除了阻碍朝鲜民族工业发展的《会社令》，在农村则实行“产米增殖政策”；第三，批准发行若干朝文报纸，取消官吏和教员制服必须佩刀的规定，在专科学校和大学中实行日、朝学生同校等。日本的“改革”措施，其目的是要缓和朝鲜人民的反抗，“把朝鲜视为日本本土的延长而加以同化”。

“三·一”起义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如金日成所指出的：“以三·一起义为转折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期宣告结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以工人阶级为先锋的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注：《金日成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8—159页。）

印度的反英斗争高潮

印度是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被称为“英王皇冠上最明亮的一颗宝石”。为了统治印度，英国内阁专设印度事务大臣，统筹印度事宜。英国在印度殖民行政机构的首脑是总督，他代表英王，隶属于印度事务大臣，总督只对英国内阁和议会负责，掌管印度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度被英国拖入了战争的深渊，成为英国的兵员、财力和物资的重要供应基地。大战期间，印度新征兵116.1万余人，派到西欧和中近东战场上作战的印度士兵约121.5万余人，其中伤亡人数达10.1万人，还有25万工人被驱赶到前线做苦工。由于扩大征兵，使印度的军费开支比战前猛增数倍，截至1918年3月，印度战费已达1.27亿英镑，加上购买战时公债的1.45亿英镑和向宗主国无偿提供的财政“贡赋”，使印度的国债在战后几年里高达78亿多卢比。此外，英国还从印度征调粮食500万吨，以及369万多吨各种装备和物资。就连当时的总督哈定也不得不承认，整个印度都被英国作战部“榨取一空”（注：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6页。）。

战争的沉重负担全部转嫁到印度劳动人民身上，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税收激增，物价飞涨，工人工资低微，经常受到失业和饥饿的威胁；农民因遭受英国殖民者、地主、高利贷者的多层盘剥而大批破产，沦为佃农和雇农，生活更是困苦异常。1918—1919年的大饥荒和流行性疫病所造成的1200多万人的死亡，突出反映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

俄国十月革命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1918年的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个工业中心，在罢工斗争中，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工会组织；在乡村，农民运动此伏彼起，农民纷纷反抗殖民官吏，抗缴租税。工农运动的兴起预示了反帝高潮的来临。

大战初期，印度几乎所有的地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都支持英国参战，它们把帮助英国渡过难关看做是一次“机会”，期望英国能“以德报德”，同意战后给予印度自治地位。处于战争困难时期的英国，为了笼络人心，从印度取得人力物力的支持，于1917年8月20日由新任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发表了对印度新政策（即“孟太古宣言”），宣称：要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以期逐步实现在印度的责任政府，而作为不列颠帝国的一个不可分的部分”（注：约·阿·兰·马里欧特：《现代英国》下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831页。）。这个形式上答应战后印度自治的许诺，使印度资产阶级激动万分，吹呼英国的“善意”和“宽宏大度”，立即以认购战时公债1亿英镑的实际行动来报答这个宣言。但大战结束时，英国却食言而肥，对印度民族独立要求采取怀柔和镇压的两手策略，以达到其既缓和民族矛盾，又继续维护对印度殖民统治的目的。

1918年7月，英国发表了由孟太古和驻印总督契姆斯福联合签署的“改革方案”。1919年初，英国殖民当局以这一方案为基础，正式制定了《印度政府组织法》，其主要内容是：在总督下设立两院制立法机构，其成员一部分由选举产生，其余为总督指派；各省政务分为保留事项和移让事项，实行所谓“双重政制”，即卫生、教育、公共事业等次要行政部门移交印度人管理，而司法、财政等重要部门仍保留在英国省督手里。英国的这项“改革”，仅稍微扩大了印度少数上层分子的参政权，但丝毫未削弱它自己的殖民统治。孟太古于1919年2月3日在英国下院曾直言不讳地说：改革是以“符合作为对印度具有不可分割的主权的最高力量的英国的利益为前提的”（注：巴拉布舍维奇、季雅科夫主编：《现代印度史》上册，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97页。）。因此，这个所谓“改革”遭到印度各阶层的反对。

1919年3月18日，殖民当局又颁布了英国法官罗拉特提出的法案，规定战时制定的《国防条例》依然有效，授予总督以特别镇压权力，殖民当局有权不经起诉就逮捕、搜查、监视任何有反英活动嫌疑的人，授权法官不经陪审即可判案；警察还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等。《罗拉特法案》的公布，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印度人民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3、4月间，印度各地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罢工和暴动。

1919年4月10日，英国殖民当局在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市非法逮捕两名民族运动活动家。这一事件立即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抗议，纷纷上街举行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并一度控制了城市。殖民当局调来军队，宣布全城戒严。4月13日，约两万名群众在一个广场举行抗议集会时，英军堵住会场出口，突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当即打死约1000多人，打伤20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阿姆利则惨案”。

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印度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旁遮普邦的反英斗争迅速扩大到50个城市和地区。起义者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监狱，捣毁殖民统治机构。

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吓坏了国大党领袖非暴力主义者甘地。1920年12月，国大党在那格普尔召开年会，通过了甘地拟订的“非暴力不合作纲领”，规定运动的具体斗争方式为：放弃英国授予的官位和一切荣誉称号，抵制立法、司法机关，拒绝英国系学校的教育，家家户户恢复手工纺织以抵制英国布，拒绝纳税等等；并宣布党的宗旨是“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取得‘斯瓦拉吉’（自治）”。

印度各阶层人民纷纷参加甘地和国大党领导的“不合作”运动，机关职员离职，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有的地方公开焚烧英货。在1921年间，罢工396次，参加人数达60多万，把第一次不合作运动推向高潮。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突破了非暴力的限制，有些地方的农民袭击地主庄园，抗缴租税，马德拉斯省马拉巴尔区的摩普拉族贫苦农民还成立了“哈里发王国”，建立起自己的管理机构。

为了缓和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1921年11月，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到达印度“巡视”，但他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下旗致哀，举行总罢业，许多城市还举行游行示威，并与军警发生了流血冲突。殖民当局加紧镇压，逮捕约3万余人。为了抗议殖民当局的迫害，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自愿走进监狱，使监狱大有人满之患。人民群众的反英情绪异常激昂，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随时有可能转变为大规模暴力反抗运动。

怒不可遏的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把不合作运动引向更高的阶段，但甘地却害怕走上暴力斗争的道路，迟迟不愿号召开展贫苦农民所关心的抗税斗争。1922年2月4日，联合省哥拉克普尔地区的乔里乔拉村农民放火烧死向示威群众开枪的22名警察。这一事件成为甘地停止不合作运动的借口。2月11日和1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指责“乔里乔拉的无知人们的惨无人道的行为”，告诫农民抗租“就是违背国大党的决议，会损害国家的最高利益”，并向地主保证说“国大党的运动绝不反对他们的合法权利”。（注：巴拉布舍维奇、季雅科夫主编：《印度现代史》上册，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153—154页。）由于印度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甘地和国大党发起的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半途而废。

1918—1922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确立了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的领导地位，甘地主义成为资产阶级领导印度民族运动的指导思想。甘地领导的第一次不合作运动的突出收获，就是启发了下层群众的反英觉悟，在空前广大的范围内把群众发动并组织起来，使国大党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群众的政治觉悟也在斗争中逐渐提高，从而推动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打击和震撼了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加剧了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危机。但甘地主义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印尼民族大起义

荷兰殖民者侵入印度尼西亚始于17世纪初，直到1800年荷兰才正式宣布建立殖民政权。在殖民统治时期，印尼被称为“荷属东印度”，或称“尼德兰东印度”，总督由荷兰国王直接委派，总揽印尼的立法、行政大权，总督只对荷兰内阁负责。以总督为首的殖民政府由8个行政部门组成，下辖6个省区和4个公国，各省省长从属于内政部。殖民当局还维持了一支以荷兰军官为骨干的4万人常备军及1万名警察，组织起庞大的军事镇压机器。

在帝国主义殖民国家中，荷兰的实力较为弱小。为了在瓜分世界的激烈角逐中保持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地位，荷兰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从20世纪初在印尼实行“门户开放”。因此，英、美、日、法、比等外国垄断资本纷纷涌入印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宣布保持中立，但由于海上交通受阻，荷兰在经济上对印尼的控制进一步受到削弱，它在印尼的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从1913年的33%降到1918年的2%；另一方面，美、日等垄断资本趁此机会大肆向印尼扩张，开发印尼石油，创办种植园，扩大进出口贸易，从而在印尼形成了以荷兰为主的国际垄断资本共同剥削的局面。大战前，英国对印尼的种植业和石油矿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在印尼的外国资本中，仅次于荷兰，居第二位。大战期间和大战后，美国资本加强了对印尼的扩张，在印尼的商品输出入总额中，美国由战前的3.3%和1.8%分别上升到1929年的12.4%和11.4%。此外，美国还大量购买印尼输往新加坡的橡胶、锡和其他商品。在同一时期里，日本也大力向印尼倾销，在印尼的输入总额中，日本所占比重从1.5%增加到10.2%。20年代，印尼的外国资本达60亿盾，外国垄断公司的利润率达到30%—40%，有的甚至高达170%，每年从印尼掠夺15亿盾以上的惊人利润。外国资本的大量侵入和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使印尼民族资本受到排挤和打击，工人和农民的处境每况愈下，印尼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印尼人民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化。

“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从20世纪初起，印尼人民为反对外国资本的经济剥削和殖民统治开始建立各种组织、团体和政党。

1905年爪哇铁路工人成立了印尼第一个工会——国营铁路工会。1908年在中爪哇又成立了铁路职工联合会。同时，在邮电、种植、制糖等各行各业中也纷纷建立起工会组织。

1908年5月，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崇知社在雅加达成立，这是印尼第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它主张爪哇民族团结和睦，宣传教育救国，要求发展农业和工业。

1911年，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发起组织伊斯兰教商业联盟，在“穆斯林团结起来实行互助合作”的口号下，要求保护民族工商业。1912年8月，改组为伊斯兰教联盟，成为印尼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促进了印尼人民的觉醒。1914年12月，印尼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荷兰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三宝垄共同组织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它明确提出了“争取印尼独立”的纲领，主张“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人民、工人和农民以及一切民族和宗教”，“以社会主义知识教育人民”。（注：厦门大学历史系：《印度尼西亚简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9页。）这个组织成立伊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积极领导和开展工人运动，派出代表参加伊斯兰教联盟，并取得一部分领导权，为印尼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俄国十月革命推动了印尼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共产党的建立。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1918年参加罢工的工人为7000人，1919年猛增至6.6万人。在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中，各工会代表于1919年12月在日惹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联合会，加入联合会的工会达22个，会员人数超过7.2万人。工人运动的高涨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1920年5月23日，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在三宝垄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宣布建立东印度共产党，同年12月加入第三国际。1924年又正式改称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产党建立后，立即掀起1920—1923年罢工运动，把印尼人民的反荷斗争推向新的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荷兰殖民当局面对日益高涨的反荷运动，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以继续维护其殖民统治。1918年5月，作为咨询机构的东印度“国民议会”（即民会）正式建立，但这个机构毫无实权，总督有权否决它的任何决议。在39名议员中，19名由总督指定，多数议员是荷兰人，印尼人议员仅有15名。（注：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63页。另据印尼共产党历史研究所《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民族起义》（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4页）所载，民会议员为48名，其中28名是荷兰人，5名是由政府任命的印尼人，另15名由省议会选出。）同年11月，荷印总督林堡·斯迪卢姆发表声明，声称要“加速改革殖民地政府，尽快地将统治印度尼西亚的权力从荷兰政府转移给殖民地政府”（注：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64页。），企图以设立“国民议会”的形式，收买印尼少数上层分子参政，来缓和广大印尼人民的反荷情绪。与此同时，荷兰殖民当局对印尼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却有增无减。战后，殖民当局实行全面增税政策，仅爪哇岛万丹一地的各项税收总额，就从1918年的178万盾增至1924年的270万盾。除了全面增税之外，殖民政府通过鸦片、食盐专卖和典当专营搜刮印尼人民的血汗，仅1925—1927年平均每年获净利5000万盾以上。在加强经济压榨的同时，殖民当局还加紧了政治压迫，于1923年5月和1926年5月先后颁布了禁止罢工、限制集会、惩治革命宣传等法令，并大批解雇罢工工人，逮捕反抗农民，查封进步报刊，袭击共产党和工会办事处，监禁和放逐共产党人、工会领袖和进步人士。但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印尼人民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1925年12月25日，印尼共产党在布兰班南召开紧急代表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党的任务，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荷兰殖民统治。1926年11月12日，在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下，雅加达和万丹的工人、农民首先揭起反荷起义的大旗，同时向殖民当局发起进攻。雅加达的起义军迅速攻占了电话局，袭击监狱、警察局和火车站，同荷兰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在万丹，起义者切断电话线，破坏铁路和桥梁，并处死罪大恶极的荷兰殖民官吏及其走狗。起义的烽火迅速扩大到干冬圩、文登、勃良安、梭罗、北加浪岸、谏义里等地，遍及爪哇岛。这次起义一直持续到12月上旬。1927年1月1日，印尼共产党又在西苏门答腊发动起义，起义农民和煤矿工人并肩战斗，攻占火车站，破坏铁路，控制了许多城镇，起义斗争坚持了一个月。

为了镇压起义，荷兰殖民当局急忙宣布：印度尼西亚处于所谓“战争和危险状态”，征募欧美人入伍，调集全部力量，实行野蛮镇压。印尼共被宣布为“非法”，进步工会被解散。在“宁可错捕千人，决不漏放一人”的口号下，逮捕了两万多人，其中判刑或处死4500人，流放1300人。

1926—1927年印尼民族大起义是印尼共产党领导发动的第一次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全国性人民武装起义，它沉重地打击和震撼了荷兰的殖民统治。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曾经指出：这次武装起义，“对提高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觉悟首先是反对殖民主义的统治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研究所：《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民族起义》，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01页。）。它与中国人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空前高涨的革命运动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向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猛力冲击，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特别是亚洲和东南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