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第一次相互依存时代（1873—1914）
贸易体系形成之后，国际贸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成长。1800—1913年间，人均世界贸易值以每十年33%的速度增长。其中1840—1870年的高峰期，曾经达到每十年53%的增长率。
贸易增长的速度首次超过了世界生产增长的速度，标志着国际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千丝万缕的贸易联系给参与国带来明显收益，也促使国际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不断拓展。
相互依存的扩展
从广度上看，获得独立的拉美国家纷纷加入体系，其中部分国家得以依靠国际贸易迅速致富。以阿根廷为例，因为土地辽阔、气候温和适宜，它得以大量向欧洲出口羊毛、谷物和肉类产品，到19世纪末其人均收入已经高于西班牙、意大利，与德国和荷兰处于同一水平。同时，英法德等西欧国家不再只满足于控制贸易港，而争相向亚非内陆扩张殖民帝国。促使它们态度变化的主要是多种经济作物跨区域移植成功。特别是热带地区，原本森林密布，既难以进入，又缺乏有贸易价值的产出。而在19世纪后半期却陆续发现了适宜当地气候的作物，例如橡胶从巴西移植到马来西亚，茶叶从中国移植到斯里兰卡，可可被引入加纳（原称黄金海岸）。这些国家的经济价值迅速提升，也被西方殖民者拉入国际贸易体系当中。
案例 2-1马来亚殖民地的建立
1541年，葡萄牙殖民者首先占领马六甲。1641年，荷兰殖民者夺取了这个据点。拿破仑战争期间，英荷结为盟友，英国人为防止法国入侵而接管马六甲，答应在战争结束后归还给荷兰。1817年，英国人托马斯·莱佛士不顾他所属的东印度公司的反对，在新加坡建立殖民地。经过他的上下活动，该殖民地得到了英国和荷兰政府的认可。不过直到此时，欧洲列强的目的都是控制马六甲海峡，保证通往南洋群岛和中国的商路。英国的官方文件最初将其称为海峡殖民地。在英国政府看来，“海峡极其重要，而马来亚腹地毫无价值。终年炎热潮湿，野草丛生，人烟稀少，是绿色荒原”。
改变情况的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两大突破。一是在马来亚发现了锡矿。二是橡胶树移植成功。最早的橡胶种子是从巴西被带回英国，安置在伦敦热带植物馆。1877年，休·洛爵士将树种带到马来亚。与南美相似的热带雨林气候使橡胶种植大获成功。
人工合成技术的进展使锡和橡胶都成了热门的战略资源。英国人决心清除林地，开矿、建设种植园，并雇用华工从事这些艰苦劳动。当地的马来人对此十分反感，经常与英国业主或华工发生冲突。英国殖民者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投资利益。1874年又发生了新加坡商人在马来亚内地遇害的事件。海峡殖民地总督借机召集马来亚苏丹会议，迫使他们接纳英国使节进驻宫廷。在除宗教之外的所有问题上，苏丹们都必须“征求并遵循他们的建议”。1895年，马来亚被正式纳入英国的殖民帝国。
资料来源：〔英〕布赖恩·拉平著，钱乘旦等译：《帝国斜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7页。
相互依存的深化
在国际贸易体系不断扩张的同时，位于体系核心的西方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其国民经济前所未有地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种密切联系表现为：第一，各国相互投资规模迅速扩张，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资本流动。在此之前，国际投资数量微乎其微，对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经济几乎毫无影响。19世纪前五十年，累计国际投资额仅为4.2亿英镑。从1850—1870年，这个数字翻了三番。到1900年已经增加到47.5亿英镑，到1914年更达到了95亿英镑。跨国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外国投资成为本国发展的动力，本国同样利用海外投资机会获取利益，加速财富积累。
第二，西方各国都加入了工业化进程，它们之间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生产分工。19世纪初期那种英国向欧洲大陆出口制成品，其他欧洲国家向英国提供农产品的模式完全被打破。新的分工出现在初级生产和制造业之间，前者包括原材料加工、木制品、陶瓷制造等，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金属制成品、机械产品、化工产品生产。成熟制造业内部的分工则更加细致，跨越国界的生产已经很常见。
第三，劳动力日益频繁地跨越国界。在1821—1915年间，4400万欧洲人加入了移民行列。在移民当中，了解工业技术的熟练工人占的比例不高，但他们对技术扩散的推动作用相当明显，他们的到来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模仿发展提供了机会。欧美各国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别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
当然，相互依存最突出的标志是各国的价格相互影响、同步波动，出现了相似的经济周期。也可以说，欧美经济在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方向发展，经济活动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越来越明显。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国际经济当中的第一次相互依存时代。
相互依存的脆弱性
当时欧美知识界为乐观情绪所笼罩，多数人相信经济相互依存消除了国际冲突的根源。他们认为，既然国家利益相互交织，各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然会更理智地考虑和判断；而且各国交往越多，各国人民越相互了解，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甚至有人预言世界大同已经指日可待。
阅读材料 2-1第一次相互依存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
19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在，一切邪恶和暴虐均已彻底消灭，这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看来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证实。事实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彩。……
这个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并觉得每隔十年便标志着更上一层楼的进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像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就像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们始终不渝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
资料来源：〔奥〕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译：《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4页。
在普遍的乐观气氛下，很少有人注意到相互依存体系存在的缺陷，意识到国际经济和贸易结构的脆弱性。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经验，也不再有百年前的兴奋情绪和对新生事物的宽容和期待，回顾历史自然洞若观火。
首先，第一次相互依存的政治基础相当薄弱，无论是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国际政治方面都是如此。众多的亚非国家被欧美殖民者以武力胁迫加入贸易分工当中，历史传统受到严重冲击，社会动荡分化，大多数国民并没有分享到贸易收益而成为绝对的受损者。对他们而言，这样的依存并不是相互的，而是亚非国家完全听命于西方，被迫出卖自己的权益。部分欧洲国家接受相互依赖时也是三心二意。比如法国，在与英国签署“科布登—薛瓦利条约”时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而并非真心认同自由贸易原则。当时法皇拿破仑三世打算对奥匈帝国开战，迫使它退出意大利。而英国一直反对法国动武。法皇即以同意互相降低关税为代价，换取英国人默许其对意政策。在工业化起步时期，欧美各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现象相当严重，劳工的权益没有得到保护，他们并未分享到经贸发展的成果，对各国互相依赖也谈不上有好感。
其次，相互依存既促进了西方经济的普遍发展，也加剧了各国经济实力不均衡的现象。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既提高了绝对获益水平，也扩大了相对获益的差距。英国、法国从19世纪初的领先地位滑落，德国、美国则在工农业各部门奋起直追，这就是霍布斯和列宁总结的列强不平衡发展现象。各国内部注重相对获益的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题目，于是大谈别国的经济侵略和本国衰落的风险。在英国，1896年出版了《德国制造》一书，渲染德国的商品倾销；1901年又出版了《世界的美国化》，称美国货大批涌入将导致英国的衰退。恐慌和猜疑一直在侵蚀理性政策的基础。更关键的是，英国地位下降、美德实力上升对贸易体系的管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采取的政策往往起到风向标的作用，而美国、德国与英国的贸易政策有明显差异。总体上看，英国仍然是最坚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可是此时它迫使别国接受自己意见的能力不如以往。在美国和德国内部，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的势力非常强大，两国政府也习惯于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摇摆。特别是美国，国内生产者提高关税的请求总是能得到国会的支持。1864年，羊毛生产者获得了40%的保护性关税；1877年，钢铁生产者获得的关税实际达到了100%，当时一吨钢在英国售价为36美元，而在美售价高达67美元。对美德来说，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肯定比维护自由贸易原则更重要。
最后，相互依存体系的思想基础并不稳固。自由贸易政策、比较优势理论有相当一批拥护者，但也面临强有力的思想挑战，如前面提到的主张国家主义的李斯特及其历史学派，还有19世纪末兴盛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在政治经济学界，很多人并不认为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应当归功于国际合作或自由贸易原则。有些人认为是国家领导勇于维护本国利益的结果，有些人认为是本民族的竞争能力强，也就是所谓优胜劣汰。
事实证明，在缺乏政治基础和思想支持的情况下，密切的经济联系不一定会加深各国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反而会制造比较多的摩擦机会，使国际关系趋向紧张。这段时期，西方列强之间的安全危机不断，各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紧密的经济联系没有起到制约和抑制冲突的作用。欧美各国一面享有相互依存带来的种种好处，一面在破坏相互依存的基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