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德国大学教师的国家主义建构

在西方，较早开始学术生活专业化变革的是德意志大学。它们与新兴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彼此推动，共同实现了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德国学术生活的改革主要完成了两大任务。任务之一是实现了学术生活的去圣化、世俗化变革。这种变革如此明显，以至于鲍尔生甚至据此认为，20世纪之前的德国大学发展史可划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地域性—忏悔性大学时期（The period of the Territorial-Confessional Universities,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基本特征是在各邦国中神学—忏悔的兴趣占据主导地位，神学部在大学中最为重要，教学恪守中世纪传统。第二是现代大学兴起时期（18世纪），基本特征是现代哲学和科学得到认同，学术自由原则开始盛行；哲学部获得首席地位，法学部的发展最为耀眼。第三是科学探索处于主导地位时期（19世纪）。基本特征是科研精神日益重要，哲学部仍然保持其首席地位，医学部也走向前台并日益突出。任务之二是德国学术生活启动了由国家主义思想观念和国家权威主宰、决定大学教师变革的历史进程。田培林认为，14世纪至17世纪期间，德意志大学主要受中世纪大学传统的拘束，其中在14至15世纪主要受经院哲学影响，在16、17两世纪则受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影响；18至19世纪是德国大学的自由发展或改革的时期，其中18世纪主要受启蒙运动的影响，19世纪则根据德意志精神建立大学。

一、德国学者社群的神圣化传统和民族化变革

德国的大学社团出现相对较晚，在很长时间内希望进入大学学习的德意志贵族子弟只得到欧洲其他各地求学。从法、意等留学归来的德国学者，一方面加入到旧有的教堂学校、寺院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则计划在德国设立自己的大学。以此为基础，在世俗君主、新教徒、天主教徒等多方力量的参与下，至16世纪时期，德国已拥有42所大学，成为欧洲大学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国家。其中由神圣罗马帝国查理第四于1347年创办的布拉格大学，成为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的第一所大学。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旧的大学也被改组。比如，梅兰希顿在1557年应邀对海德堡大学进行了改组，使人文主义和新教教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了；其弟子和密友卡梅拉里乌斯1541年受符腾堡公爵之邀改组了莱比锡大学。

从总体上看，德意志大学受各邦政府影响和资助的传统由来已久，德意志大学的民族性特征源远流长。以布拉格大学为例。位于捷克人居住区的布拉格大学一直被德意志人看作德国的第一所大学，原本留学法、意等国的德意志学生和教师纷纷来到布拉格。对此，捷克人日渐不满——因为布拉格大学就设立在他们的土地上。于是“种族的摩擦伴随着社团组织的摩擦：问题涉及德意志人统治的‘各民族’是否也拥有凌驾捷克‘民族’的优胜权？教席与大学官员的职位怎样在不同的阶层之间进行分配？”大学中的冲突引发和反映了社会的对抗。对抗和冲突的结果是，1409年颁布“库特纳·霍拉”国王诏令，要求大学中各民族的比例关系要向有利于捷克人的方向转变。于是德意志人离开了布拉格大学，在莱比锡新创了一所大学。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戈夫认为，“这是中世纪历史的转折点，民族的大学诞生了，知识界适应了政治的模式。”

以布拉格大学冲突为起点，德意志大学的民族特质日益强烈。在德意志最古老的大学中，一般会按“学部”（faculties）和“民族”（nations）两种标准进行组织。为了便于教学，教师被分解成哲学、神学、法学、医学四个学部，重点负责教学、主持考试、颁授文凭等事务；为了便于管理，整个大学法团组织如同巴黎大学那样把所有人按“民族”分化到四个集体中去，以对不同学生行使管理和司法裁判管辖权，每个“民族”群体选举一位代理人（procurator）作为主席，这些主席又共同推举大学校长（rector）。但是受布拉格大学民族之争的影响，“民族”组织方式很快就在德国大学中遭到废弃，学部组织接管了其行政管理任务。德国大学变成了单一民族的囊中物，而非国际性的开放组织。

中世纪晚期直到18世纪之前，德意志大学处于双重控制之中，一方面，它毫无例外地深受教会的影响和基督教精神支配，但另一方面，德国大学自其创立之始就颇得世俗王权（德国境内彼此分裂的邦国）的支持和资助，所以，对于德国大学及其教师成员的身份属性，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观点之一重点强调德国大学及其学者社群的世俗特征。考夫曼坚持认为，无论是从形式上看，还是从法律上讲，德国大学都不是教会机构，它们由世俗权威所创建、资助和管治，并且主要借助世俗权威的授权而实现自治。观点之二认为，大学更应属于教会权威，而不是隶属于德国各世俗公国。鲍尔生认为，“以下几点值得考虑：（1）在中世纪，唯有得到教皇的训令许可才能建立学校，唯有教会才能对教学进行法律控制。（2）中世纪大学中的大部分成员在事实上，而不仅仅是由于成员身份和法律规定，是实际的或潜在的神职人员……（3）大学中，尤其在高级学部中有薪教授的工资，大部分来源于教堂牧师的俸禄，因此这些教授也必须承担一些教会责任。（4）大学全部生活方式都仿照教会牧师模式；修道院生活模式很明显地控制着学院和财务管理。”因此可以肯定，大学属于教会机构，大学之中的学术生活模式是一种神圣化了的、神性生活方式。

对于这两种争执不下的观点，鲍尔生作出了颇为辩证的判断。他认为，对于中世纪德国大学及其学者社群的性质，观察者的立足点不同，观察结果亦会不同。如果立足于现在或由拥有现代观念者解释中世纪大学，那么德国大学的教会特征将得到强调。如果从古老教育体系（如修道院学校、大教堂学校）的角度观察，大学不但取代了它们，而且还成为最终完全导向教学世俗化的一个重要阶段。由各公国建立的德意志大学，以及与此几乎同时由各自治市镇建立的地方学校，确实成为教学世俗化的起点，但这个过程在一开始并未遭到教会的反对。教会当时对自己的统治地位十分自信，它认为这些机构只是一些“基于精神目的而做出的世俗捐赠”，因此教会还赐予世俗行政机构以管理大学的权力。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渐世俗化、专门化的知识挣扎着摆脱神学—教会的束缚，大学毕业生开始在教会聘用医治灵魂的岗位之外获得其他岗位。毫无疑问，中世纪的大学为此后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进行的主观理性的解放铺平了道路，虽然大学的态度在许多方面对这些运动表现出敌对。

总而言之，18世纪之前的德国大学如同西方所有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并没有超越教会的影响，反而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由于德国大学自其创建起一直同世俗权威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们的神圣化传统不太浓厚，德国大学教师较早地表现出了世俗化倾向，并于18世纪进入了近代化时期，在19世纪引领着世界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变革。

二、第一次大学运动与德国学术专业的萌芽

时至17世纪末，德国大学的社会声誉以及它对德国人理智生活的影响已是一落千丈。原本声名卓著的海德堡大学在1701—1705年间仅招收到80名学生；在18世纪80年代，科隆、特里尔、斯特拉斯堡等大学竟因生源不足而被迫关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受各方因素的推动和影响，德国在18世纪下半叶掀起了第一次大学运动。

首先，法国启蒙思想的传播为德国第一次大学运动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观念基础和政治参照。在德国大学走向衰落的同时，法国启蒙运动却日趋强劲，来自法国的理性主义、自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对德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德国这个“宫廷社会吸收了法国的语言和教育，法国君主政体为德国这个时期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典范，法国的贵族为德国的贵族风格和高贵生活确立了标准”。德国人不分良莠地盲目崇拜和全盘模仿法国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过程，成功地促使法国启蒙精神迅速进入德国生活，并推动德国社会及其教育的世俗化和近代化。鲍尔生认为，在此过程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我们的历史中标志着一个新纪元。它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它是神学统治时代的终点，是以科学和哲学为基础的新文化、新教育的起点。”

其次，新一代的德国学者为第一次大学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主体支撑。在深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的同时，德国也出现了一些颇具启蒙倾向的哲学家，其中莱布尼兹、德玛修斯最为著名。莱布尼兹是近代第一位建立德意志哲学的哲学家，在政治、外交上颇有影响力。他鄙视大学，但对1700年成立的柏林科学院出力不少。与此相反，德玛修斯却几乎将毕生的学术、教育和政治活动都紧紧捆绊在大学之上，并用实际行动推动了德国大学的发展。1688年他第一次运用德语讲课，他和其他学者在哈莱所从事的私人授课活动直接促成了1694年哈莱大学的设立。田培林认为，“哈莱大学和柏林科学院两个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使德国的文化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之后，德国开始了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哈莱、哥廷根大学的出色改革使德国的学术生活和学者社群开始了其近代化变革的进程。

1．哈莱大学

在新建的哈莱大学中，虔敬派和理性主义者是其变革的发起者和促进者，神学家弗兰克、拥有“哈莱大学第一位教师”之称的德玛修斯，以及被人称为“启蒙运动的真正奠基人”的哲学家沃尔弗代表了哈莱大学新的学术倾向和精神旨趣。“哈莱大学……成为第一所现代大学，那就是说，不仅是德国而且也是欧洲第一所现代语汇意义上的大学。哈莱具有两大特征。第一，它吸收了现代哲学和科学；第二，它是建立在思想和教学自由这一新的正式原则之上。”具体而言，哈莱大学的创建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力地推进了德国学术生活的世俗化，推进了德国学术专业的近代化。

首先，哈莱大学从制度上强调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并据此推进研究的专门化（specialization）、教授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哈莱大学以“自由研究原则”代替了17世纪以前大学中的“权威的解释原则”。在神学部，研究的态度不仅具有明显的启蒙倾向，而且理性主义也非常强烈，怀疑传统、重估信仰、从历史学角度批判性研究圣经的事例并不少见。在法学部，“自然法”得到倡导，法律被发现只不过是人为的契约，而非来自上帝、不可变更，这就成为宪政思想的开始。在医学部，显微镜等新的工具渐被采用，生理解剖成为大学医学部中必备的研究科目。

开放的研究态度必然会促进知识的分化，推动教授研究和教学的专门化，从而使大学的课程改革有据可依。作为哈莱大学体制改革的设计师，德玛修斯认为哲学部的课程应分解为三大类。第一是理则学，第二是历史，第三，也是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乃是实践哲学（Praktische Philosophie）。其中包括道德学、政治学、经济学。课程以多样化的学科为基础进行单独设置，必然推动教授摆脱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授课方式，学有专攻，分科授课。这种分科的做法逐渐在教学制度安排上得到了保证。

此外，哈莱大学的经费模式又为教授的专门化、专业化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哈莱大学的经费来自公产和捐助，它可以相对超脱于教会控制，使教授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有固定的年俸，并和传教士、医生、法律家一样拥有同等的职业地位。哈莱大学成立之初，神学部有2位教授，法学部有5位教授，医学部有2位教授，哲学部有7位教授。因其中有一位教授在哲、医二学部兼职，故哈莱当时共有15位教授，他们都拥有独立的教授身份，并不是以教士身份到大学任教的。

其次，哈莱大学首先在日趋衰落的德国大学中撑起了学术自由的大旗，使研究和教学开始建立起紧密的联系。鲍尔生认为，“哈莱拥有第一所现代大学的称号，它是第一所建基于自由研究和教学原则之上的大学。哈莱大学对这个原则有着明确的意识。”如果说“所有地方旧大学的教学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真理是既存的，教学只为传播真理而已，从事管理、控制的权威的责任则在于监控保证没有错误的教条得到传授。新大学的教学则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真理必须发现，教学的责任在于培养和引导学生从事真理发现工作。借助这种态度，哈莱大学成为宗教改革后新的社会环境中的第一所大学”。唯此，国王威廉二世才在1894年庆祝哈莱大学200周年演讲中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永远不能忘记的是，这所大学最早明确地认识到学术教学和自由研究之间的必然联系和有益关系，并因此而建立起一条已成为所有德意志大学不可剥夺的历史遗产，并极大地决定了这些大学的现代特质的重要原则”——研究和教学相统一。

再次，哈莱大学在实践方面大力加强了世俗化教育，为德国世俗政权输送了大批官员候选人。从1694年创办到1728年，不少于18208名学生进入哈莱学习，人数多于德国其他任何大学。在哈莱初创的十年中，招生的贵族青年也多于其他大学，并且这些贵族青年大多学习法学。在为政府培养文职人员的过程中，哈莱大学逐渐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也加快了其世俗化的进程。

不过遗憾的是，哈莱大学也有其不足。不足之一是，大学内部对宗教势力的平衡不当。哈莱大学在18世纪逐渐被虔敬派所支配，而此时的虔敬主义日趋保守和正统，与激进的启蒙运动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1723年，遭到虔敬派暗算的沃尔弗被迫转而任教于马堡大学，直到1740年腓特烈大帝即位后才恢复沃尓弗在哈莱的职位。不足之二是，哈莱大学虽有不少体制创新，但学术生活的简陋随处可见。创建之初，仅教授15位，教室四间，有些科目在教授住宅中授课，讨论课时常借用公共场所，举行学位授予仪式时则借用教堂。大学的研究所，直到1709年还只是借用了图书馆的三个房间。生理解剖虽然是医学部中的主要科目，但所需器材甚少，教授只得亲自设法解决。在经费收入方面，直到1787年，还只有7000塔勒（Taler，当时货币单位，1塔勒约合3马克），甚至在1803/1804年度，也仅有15000塔勒。种种艰苦情况和简陋程度，不一而足。德国需要更加富有、更为近代化的大学。

2．哥廷根大学

为了同邻邦不伦瑞克—吕讷堡进行竞争，汉诺威大公在1714年继承了英国的王位（即英王乔治一世）之后，决心以另一邻邦普鲁士的哈莱大学为典范，计划创建哥廷根大学。由密希豪森（Freiherr Gerlach von Muenchhausen）等人筹备成立的哥廷根大学，在学术生活方面取得了比哈莱大学更为巨大的成就。

首先，哥廷根大学的创设和运作已无需教会的资助，而是主要依赖政府的直接资助。哥廷根大学的创设动机富有政治意义，颇得乔治二世的赞助。除了部分移用寺院财产之外，大学的其余经费全部来自政府，哥廷根因此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国立大学”了。这种经费模式使哥廷根把“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进行了严格区分。教授们负责讲学和研究，由政府任命组建的“大学总务处”（Kuratorium）全权处理大学管理的一切事务，无须教授的合作。至此，大学事务已成为国家行政的一部分，大学本身已不再只是学者的独立、自治团体。

其次，大学对宗教的态度日益宽容，对神学的敬仰日渐淡漠。为了防止出现哈莱大学那样虔敬派排挤启蒙主义者的事件，密希豪森在创建哥廷根大学之初就完全放弃了虔敬教派的立场，不以神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他所感兴趣的是一般的文化，其基本精神是“讲学自由”。密希豪森认为，所有极端无神论者，固然不应加入神学部，宗教狂热分子亦不应加入；只有对宗教教义富有研究，而又不喜横加攻击意见相左者才是神学部的理想教授；神学研究应采用历史方法，不应单纯依据教条。哥廷根大学在开办之初对神学所进行的冷处理，使神学第一次丧失了它在大学中一直独享的、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特殊地位；将神学部的研究放在不重要的位置，用心可谓良苦，意义可谓显著。

第三，哥廷根大学在对学生生活的支持和改革方面较哈莱大学而言都有所进步。在密希豪森的领导下，大学将重要的教授任命权拱手让给了政府和它的代理人；根据政府的授权，大学或学部能行使教授任命权。这种做法，可能有损于学术自由原则，但在18世纪却对当时大学中盛行的裙带关系和重视资历的现象起到了一定的扼制作用，而且这也是政府资助大学所必然带来的结果之一。最为重要的是，政府任命还可以大大提高教授的社会地位，将教授由一般雇员提升为国家官员，让其享受很高的工资和优厚的待遇，包括收取上课钟点费、享受安家费和住房补贴，甚至还可以让政府为教授的遗孀、遗孤发放抚恤金。

哥廷根大学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密希豪森在选聘教授时尤其偏爱那些著述丰厚的学者。根据这种原则，哥廷根大学成功地聘请了许多一流学者，如哲学和物理学教授霍尔曼、古典语言和考古学教授格斯纳、匈牙利医学教授塞格纳、瑞士医学家哈勒，等等。为了支持科学研究，哥廷根大学拥有远比哈莱大学优越的研究条件，包括装备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植物园、古物博物馆、大学医院等。由密希豪森亲自创办的大学图书馆在20年中收藏了6万册书和10万本小册子，到1763年藏书达20万卷。由于收藏广博、管理得当，且可供自由利用，它实际上成为欧洲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以此为基础，哥廷根大学的学生进行了更多的独立阅读，其教授所进行的独创性研究比18世纪其他大学的教授都要多。格斯纳教授举办了德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个研讨班（seminar）。哥廷根大学的科学教授对科学知识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杰出人士最终于1742年联合成立了该城市著名的科学学会，使哥廷根成为欧洲极少几个既有大学又有科学学会的城市之一、可称得上当时重要的智力中心。

哈莱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是德国第一次大学运动中最具影响力、最为成功的新兴大学。田培林认为，“可以说18世纪德意志大学制度的改革运动，是开始于普鲁士的哈莱大学，而完成于汉诺威的哥廷根大学。这两所大学和同时代萨克森的莱比锡大学鼎足对峙，成为三个第一流的德意志大学。”以这些大学为摹本，到18世纪末所有德国大学——不论是新教徒大学，还是天主教大学——都进行了改革和重组。鲍尔生认为，哈莱和哥廷根这两所大学对德国学术生活至少产生了以下五点影响。（1）现代哲学和科学精神已渗透进入所有学部的教学之中，并对哲学学部影响最深，从而使其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领导地位，成为“基础性学部”。（2）研究和教学自由的原则被管理者普遍接受和认可为大学的基本法则。（3）学术教学方法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解说标准化课本的古老方法被现代讲演所代替。现代讲演是对科学的系统演讲，它是那些从事原创性科学研究的教授所必不可少的教学方法。传统的辩论教学法已经消失，并被研讨班所代替。研讨班并不像辩论那样注重实现教规同已知真理之间的统一，而是旨在引导学生独立进行原创性研究。（4）由于教授自己的努力，大学讲演一般采用德语进行。仅有的例外是在哲学讲演中偶尔还会用到拉丁语；当然，在罗马天主教大学神学部中由于拉丁语仍然是教会的国际语言，仍然采用拉丁语授课。（5）古典名著研究已不再仅关注原始的文学创作；新拉丁文学已死亡，并已被那些旨在了解古典典籍的精神、推进人类文化的新人文主义研究所代替。

总而言之，“18世纪开始，由哈莱大学的建立，到哥廷根大学的完成，无论从形式或内容方面看，德意志大学都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主要由政府资助和控制的大学世俗化趋势日益加强，它不但鼓励了18世纪后期开始的德国第二次大学运动，特别是促进了德国天主教控制的各邦大学的改革运动，而且还使德意志民族在理智生活和社会声望方面享受了至今为止最为卓著的荣誉。“当法国民族在大革命时代全盘取消大学、当英国牛桥因过于陈旧而渐成古董之时，德国公众却正充满期望地尊重他们的大学，并期待不仅在科学和哲学方面，而且也在民族生活的重大问题上得到大学的启发和推动。”

三、柏林洪堡大学与德国学术专业的成熟

如果说哈莱、哥廷根大学标志着18世纪德国大学及其学术专业近代化进程的起点和高潮，到了19世纪初，柏林洪堡大学的成立则以其极富文化含量的大学精神底蕴、富有组织创新的大学制度安排显而易见地标志着德国大学的现代化变革、学者社群专业化的开始。

（一）柏林大学的正式创建

柏林大学的出现，首先是与德国文化界新人文主义的发展成熟和快速传播分不开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在有关大学变革方面出现了三种思想团体。一种是以传统型大学教授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团体。二是以邦政府官员、大学法学部以及医学部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团体。第三是强调教育旨在帮助发展和实现个人全部潜能的新人文主义团体。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渐至高峰，新人文主义取得了独尊地位。新人文主义者在确立大学地位、改革学术生活方式、发展学术专业方面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准则是“文化国家观”。在崇尚理性的新人文主义者看来，“文化国家”（Kulturstaat）意味着，国家是文化的体现，国家和学术均以统一的理性原理为出发点，大学和国家共同服从于理性原则，二者互相结合、彼此依存。“制度化的大学是以实践理性为目的的国家活动的构成要素，国家则必须严格按照学术的原则去运作。”国家创办大学主要不是为了让大学培养政府所需人员，而是要依靠大学的理性活动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康的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理智基础。因此，国家应当为科学活动提供保护和支持；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只能从理性原则出发，按照科学活动本身的规律运作；应该把大学本身看作目的，而非手段。对于大学而言，可以利用国家的保护以享受自由、排除外部利益群体的干扰。在“文化国家”中，一方面，大学及科学活动由于以国家利益为目标，因此享有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学可以按照科学活动本身的要求、根据为科学而科学的原则开展活动，无须通过承担具体的社会功能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因而享有比较完全的自主。

以“文化国家观”为基础，专门的教育研究逐渐兴起。1776—1787年间，康德在其执教的哥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四次主讲教育。他的讲稿后由弟子林克整理汇编为《康德论教育学》，并于1803年出版。与此同时，赫尔巴特也在哥尼斯堡大学设立教育研究所，主讲教育学。哈莱大学在1779年开始设立教育学讲座，延请托拉普主持讲座四年，为教育研究打开了大门。这些以教育本身为对象的研究活动，极大地深化了教育认识、拓展了学者社群对于学术生活的自觉意识和理想期望。

其次，民族主义思想几近狂热的迅速上升为柏林大学的创建提供了宏观的历史动力。1806年普法战争的失败以及随后的拿破仑进入柏林等，使普鲁士人从原来敬佩法兰西人通过革命实现民族团结并宣布各民族自由、平等的迷梦中惊醒；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围绕歌德等文化精英形成了一种运动，日益强烈地要求肃清外国影响、恢复德意志的独立性、寻求民族团结。战争的失败、政治的危机促成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甚至狂热。“由于在政治方面所受教育不够和经验不足的德意志人蓦地面临自我放弃或进行艰苦斗争的抉择，因此存在一种过头的危险，一种要求超越解放范围去消灭敌人和扩张本国势力的民族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费希特和阿恩特所抱的德意志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的信念就是令人担心的自视过高的证明。……年轻的黑格尔和费希特在寻求重建德意志的方法时都注意到马基雅弗利的学说，从中可看到要求采取强权政治和国家全能的端倪。”

再次，德国原有大学的不尽如人意使德国民族主义者不得不新创大学以实现民族复兴。如费希特一样，教育复国、教育救国、教育强国是当时德意志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官僚的共同愿望，但当时德国大学的状况却难如人意。一方面，旧式大学日渐凋零，难以满足新型政治需求。多数大学面临着生源不足的问题。1700—1755年间，德国大学生总数约8000～9000人，1791—1795年间，学生总数不足7000, 1795—1800年间不足6000，到1811—1815年间甚至降至4900人。旧式大学日渐失去社会信誉，许多专门学校却迅速兴起。在普鲁士，1770年设立了矿冶学院，1790年设立兽医学院，1795年设立军事学院，1796年设立艺术学院，1799年设立建筑学院，1806年设立农业学院。这些专科学院的设置，正好证明大学已失去了社会的信任，没有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德国新兴的大学遭到了挫折。法国人关闭了耶拿和哈莱大学。这种突如其来的军事变故打断了德国学术生活的已有秩序，影响了德国学者社群的发展逻辑。因此，为了实现利用精神上的优越、文化上的胜利弥补物质上的损失这一目标，除了新建大学之外，别无他途。

最后，世俗政府的支持直接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创建。为了培养优秀的政府官员和国家公务员，许多地方政府很早就开始关注大学和学术生活。其中最具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当数1794年腓特烈威廉第二。他制订了普鲁士基本民法，规定：“凡普通学校与大学，俱为国立机关，负有教导少年以有用的科学知识之责任，此等学校只能由国家视其必要许可而设立。”“凡公立学校与教育机关，俱应受国家的监督，任何时候均应接受国家的监督试验与视察。”法案还规定，教师不经国家许可不得在被选之列，教师的委任权纯属国家权力，不属于任何特殊机构，特别是基督教会。戴本博等人认为，普鲁士基本民法中的有关教育条款表明：普鲁士政府决心取消教会垄断教育的特权，并企图把教育的领导权控制在手；剥夺了只有牧师才能担任教师的特权；通过倡导知识与科学的教育压制了宗教和道德教育；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各教派一律平等的原则。

普法战争失败后，不甘屈辱的普鲁士君主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签订梯尔西特和约后不久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普鲁士必须用精神的力量来补偿已失去的物质力量。但他既无见识也无魄力采取革命行动。他总算给爱国的改革者们提供了实现他们理想的可能性，同时采取一种尽可能防止灾难发生的克制谨慎来对付改革者们在外交危机中的紧迫要求”。卡尔·冯·施泰因男爵几经波折后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威廉·冯·洪堡担任了教育厅厅长。正是在这些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努力下，筹建柏林大学的事项得到了重视。柏林洪堡大学最终于1810年秋正式开学。第一学期有教员58名，学生256名，其中医、哲、神、法等学部分别有学生117人、57人、29人、53人。法学教授施马尔茨被任命为临时校长。1811年费希特经过四轮角逐被选为第一任校长，并于10月9日正式就职。

（二）柏林大学对德国学术生活方式的制度创新

弗莱克斯纳评价道，民族危难之时成立柏林大学“这一事件旨在倡导民族精神，反抗暴力统治”。尽管如此，柏林大学的兴建，在学术生活方式方面意义重大。它“使旧瓶装入了新酒，旧瓶也因此破裂”。柏林大学在完全破除旧式大学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全新的创建。种种制度创新使柏林大学的“新酒”风味完全不同。

首先，它使哲学在诸学科中居于基础地位，使哲学部在哲、神、法、医四个学部中处于统帅地位。传统的德意志大学内部四个学部只是简单地彼此“并立”（不过神学部一般会凌驾于其他学部之上，处于控制地位），形如图2-a。但自哈莱大学起，哲学成为大学的基础性学部，任何其他学部都必须以之为基础：研究神学和法学，需要“宗教哲学”、“法律哲学”，研究医学，需要有“自然哲学”。这时四个学部的关系已演变如图2-b。新建的柏林大学则认为，哲学部仅作为其他学科的预备学部不符合理性主义原则，“纯粹的学术研究”不能被置于“实用之下”，“专门研究”不能凌驾于“一般陶冶”之上。据此，柏林大学使哲学成为神、法、医的基础教育学科，让哲学部凭其纯粹的专门研究与神、法、医等并列为高级学部，从而形成如图2-c所示的关系。

第二，它建立了巩固的讲座制度，鼓励教授的科学研究和专门化分化。“柏林大学，作为一种新型大学的最早代表，首要观念在于自由的科学研究。”为此，柏林大学延请了许多著名教授。开学之初，它就有教授24位，神、法、医、哲学部各有3、3、6、12位。借助洪堡的努力，也得益于创建柏林大学背后所包含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柏林大学的这些教授都是一流学者，而且许多其他因故未得聘请的著名学者、教授也都表示愿意效力。如此教授阵容，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说，“从此再没有一位德国的教育大臣或部长可以出示一张更可值得自豪的聘任表。”

这些教授依仗讲座开展专门化研究。“柏林大学从最初开始就把致力于专门的科学研究作为首要要求，而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问题来考虑，更准确地说，它认为在科研方面成就卓越的学者，也就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柏林大学认为，如果仅对神学有些鸟瞰者不能成为合格的神学教授，只有对“教条”、“宗教史”、“新约”或“旧约”注疏工作有着精深研究的人才能分门别类地担任神学教授职务。在医学部，只有眼科教授、妇产科教授，而没有普通的医学教授。在法学部，只有德国法、罗马法、教会法以及民法、刑法等教授。在哲学部，中世纪那样“一般学术大师”之类的称呼不再继续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化学专家、物理学专家等更为精细的区分。由于研究的分化极快，柏林大学成立后不久，哲、医两学部的教授人数就增加了四倍。研究的分化也促使教学的专门化。旧式大学那种由教授作百科全书式授课的做法已被取消，“科学化”、“专门化”已成为安排教学的基本原则。

第三，为了落实“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思想，柏林大学在教学方面组织了众多的研讨班——“seminar”。引领柏林大学改革方向的是哲学部，“正是在这里最先引进了专门化讲演和研讨班。由沃尔弗带头的哲学家们开辟了这条道路，在他们的视野中教学目的并不仅仅是培养一般的文科中学教师，而是培养学者。他们并不认为可以就教学而教学，唯有自己在科学研究方面成绩卓有者方可教育别人。”受此影响，“在知识的所有分支中，研讨班以及其他组织都致力于培育研究方法，并将它作为学术性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此影响，研讨班、研究所、医科诊所等就在哲、神、法、医四个学部中日益流行了。

第四，柏林大学在经费来源上完全依持国库支出。虽然当时的普鲁士极端贫困，再加上1808年起还要支付1.2亿塔勒的战争赔款，但国王仍答应拨款15万塔勒筹办大学，这在当时其他大学是可望不可即的。柏林大学的教授年俸也相对较高，最高可达3000塔勒，平均数为1200～1500塔勒。相对稳定、富足的经费来源使柏林大学能修建高档的科学院、艺术院、图书馆、植物园、解剖馆等。

柏林大学的创建，以及据此而使德国学术生活方式实现的体制性创新，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实践影响。首先，原本就是在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条件下趁势兴建的柏林大学，又通过其极具民族特色的科学研究、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活动，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民族在思想意识、精神气质方面的统一。普鲁士虽然在1806年遭遇了军事上的惨败，并被法国占领，然而战败之后，普鲁士的影响力反而大为增强，跃居全德的领袖地位，成为德意志民族的政治、道德中心。究其原因，实乃因为柏林大学的成立。柏林大学虽然地处柏林，但决非普鲁士所专有，而是成为全德意志的大学。中世纪时的大学，名为德意志大学，实乃国际性大学；18世纪时的哈莱、哥廷根大学，虽然在制度安排上有所进步，但过度地域化——哈莱大学是普鲁士型的，哥廷根大学又是汉诺威型的，都未能成为代表德意志精神的大学。待到柏林大学的成立，德国境内才出现了可统一全德意志精神的大学。因此可以说，柏林大学的出现，从整体上代表了全德意志的精神，为德意志文化、学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柏林大学在德国学术生活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柏林大学成立之后，凭借其与新人文主义、“文化国家观”这些在当时思想价值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之间的契合关系，牢固地占据了大学之巅的位置，直接削弱了各种专科学校对大学的分裂倾向，重新吸引了在专科学校注册的学生，从而消减了“专科教育”的影响，强化了“普通教育”、“人的教养”的地位，从根本上消除了很久以来德国大学的衰退，并促使德国学术生活实现了由“实践的教条主义”向“理论的学术研究”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哲学教育上，更体现在神学、法学、医学教育中。大学教授对实践性职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过去，神学教授一般保持着教会职务，哲学教授则担任中学教师或学校指导员工作，法理学家常常成为某一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医学教授当然是开业医生。但自此之后，大多数教师开始为了纯科学研究而主动放弃这些实践性兼职。

第三，柏林大学的创建和运行还为德国此后处理有关大学与政府、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柏林大学本身就是学者与政府、学术与政治之间积极合作的产物。这种合作对于此后的大学而言，能够借助国库的全额拨款，获得了稳定而又充分的办学经费，而政府日益庞大的财政拨款更使大学如虎添翼。以普鲁士为例，其政府年度预算在1866年到1914年间从4.55亿马克增长至48.12亿马克，增长了10.5倍；其中大学预算从200万马克增长至2700万马克，增长了13.5倍。其他各州情况大体类似。预算的增加，不但使大学的基础建设费用比较宽裕，教授工资也有大幅提高。因此大学教授从事第二职业的现象逐渐减少，保证了大学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与此同时，在大学与政府的合作中，大学也适当地转变职能，加强培养政府公务员的候选人，大大提高了政府官僚队伍的基本素质和办事能力。这些变化，使德国大学及其教师实现了根本、彻底的世俗化。

不过，大学与政府之间合作型服务—资助关系的加强又存在着危险，即它可能使大学的自治、学术的自由、学术专业人员的独立逐渐面临政府的控制。大学内部预算、教授的任命、纪律监督等事务如今已成为邦政府的分内之事。虽然传统的大学自治制度（即由主持讲座的正教授管理）在形式上得到保留，但校长、系主任、评议会以及学部的权力明显减少了。1819年，德国各邦在卡尔斯巴德针对大学生联合会等问题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卡尔斯巴德决议，决定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和监督，限制教学自由，并由政府向各大学派驻“全权代表”。如果说柏林洪堡大学的创立使19世纪初德国大学改革运动达到高潮的话，1819年卡尔斯巴德决议则标志着这次改革运动的结束。

（三）柏林洪堡大学影响下的德国学术专业在19世纪的发展和成熟

柏林大学的创建为此后的大学改革确定了新的原则；此后新建的大学，如布雷斯劳大学（1811年）、波恩大学（1818年）大多直接采取柏林大学模式。“18世纪的过时了的大学模式到处土崩瓦解。在1794年至1818年之间，在德意志境内，20所大学（主要是天主教大学）被解散。”虽然德国19世纪初的改革至1819年宣告结束，但柏林大学却一直对德国学术生活产生着或显或隐、或强或弱的影响。不过由于政治形势的波谲起伏，柏林大学的影响也并非直线式地发挥作用。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19世纪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式前进方式。鲍尔生认为，德国教育在19世纪的历史可界定为三个主要时期。1800—1840年间为第一个时期，主要特征在于教育体系的重建和完善。1840—1870年间为第二个时期，这是教育停滞和被压制时期。政治的革命和反革命风暴加剧，政权和民众对大学的普通教育表现出不信任态度。1870—1900年间为第三个时期，政治开始上升，政府和民众重拾对普通教育的信任，个体的理智和道德进步被广泛认为有利于整个社会发展，一种新的激情式发展主宰了教育领域。尽管德国教育的发展波宕起伏，曲折往复，从总体上讲，还是表现出了这样一些基本趋势：“第一，由国际性进而为民族性的；第二，由学者的私人集团进而为国家的正式制度；第三，由单纯的知识研究进而为学术研究与实用并重。”

在教育，特别是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德国教师借助18世纪的近代化变革，进而在19世纪初较早地实现了现代化更新。基本标志就是凭借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日益亲密，大学教师逐渐实现了由神职身份向专业人员转变的专业化变革；同时，大学教师作为新兴的学术专业，以柏林大学为起点，在观念和制度上正式将研究和教学相统一，使学术生活方式实现了现代性转变和现代化提升。在此过程中，德国大学教师、学生的数量有了飞速的发展（如表2、3、4、5）。

在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三大基本特征。其一，学生数量的增长速度快于教师增长。这在神、法、医等三大高级专业学部中尤其突出。其二，神、法两学部中的编外讲师无论是从相对角度还是从绝对角度看，都有所下降，但正教授数量有所上升。在医、哲两学部中编外讲师却有显著增长，且其中副教授亦有持续增长。这些增长可归因为研究专门化的进展甚速，为此而设立的新讲座也在持续增加。其三，哲学部的教师不仅在总体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学部（其中1892年还大于其他三个学部之和），而且在增长速度上也最为明显。哲学部庞大的师资队伍使它的师生比一直保持得远比其他学部要低。这有利于实施以科学研究为主的精英化教育，也有利于哲学部在大学中占据其统领和主导地位，从而强化德国学术生活浓厚的理论色彩和学究气氛。这种状况甚至让人觉得，整个德国中所有学术荟萃的大学变成哲学部的附庸。

总而言之，德国大学教师至一战时期已较为完全地专业化了。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向慕尼黑青年学子发表演说时，对这种专业化发展及其作为一种“学术的内在志向”做出了这样的描述：“今天，这一内在志向同作为职业的科学组织相反，首先便受着一个事实的制约，即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他绝不会在内心中经历到所谓的科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