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乡村传播学在国外的发展脉络

一、乡村传播学在国外的发展历程

就历史渊源而言，对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关注首先发端于古希腊时期，《柏林图对话录·斐德罗篇》中记载说，苏格拉底之所以选择在城邦生活的缘故，是因为在乡村社会中信息传播的容量不足以吸引他的缘故：“我爱好学习，树木和田园不会教我任何事情，而城里的人可以教我。”据历史记载，早期罗马人对乡村生活的兴趣远远大于城市，罗马主要的领导人物均生活在乡村并从事耕种生活，因为“人们宁愿过乡村人简朴勤劳的生活，而不愿过罗马市民游手好闲的生活”。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古希腊时期与古罗马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的趋势，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人们对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差异的初步认知。

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则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建议君主们施行以城市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只要君主们“使自己的城市森严壁垒，备足粮草，对于乡村则不要有任何顾虑”。完全将乡村社会的管理排斥在国家政治管理的范畴之外。

但无论是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还是文艺复兴时期，在没有工业化的社会中，城市和乡村的区分与现代社会中的划分有较大的不同，因此他们所说的城市更多的是与古代的城邦概念联系在一起，是现代城市的雏形，而乡村的概念则更接近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区域概念。

近现代意义上对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状况的研究，主要与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推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工业革命之后，随着传统社会格局的逐渐变化，城市化规模的扩大，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形成，迫使传统乡村社会组织衰落瓦解的同时，世界不同地域也以各自的路径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城乡差异的问题日益凸现，研究者和管理者开始关注乡村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大约在1770至1914之间）。而对乡村社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在乡村社会逐渐解体中来到城市底层的城市外来者生活状况的关注，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早期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著作中，主要的代表性人物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

马克思、恩格斯对乡村社会发展以及与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的观点上。首先，他们认为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乡村就地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是乡村发展的未来之路，而不是以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模式来发展，以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为动力；其次是对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构成的研究。恩格斯在其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则开始思考如何将各个行业的工人团结起来，发动工人运动。该书客观上对从乡村来到城市工作的外来移民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对工业化所导致的城市问题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了工业社会中存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原有的传统社会阶层的冲击展开了充分的论述。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为了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进行了长达21个月的观察和记录，在研究方法上对认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史的变迁积累了宝贵的研究经验。

涂尔干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对乡村传播学发展而言，其主要的观点体现在他的《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指出，传统农业社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征是机械团结，这种关系以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化的个体团结在一起，鉴于农村社区中社会分工的程度较低，同质化个体在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评价以及对事物的情感反应上都有高度的一致性，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稳固和高度一致的集体意识。因此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在此受到了限制，人与人之间的稳固关系是依靠强大的集体意识在做支撑，个体如要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势必要放弃自己的独立自由的发展，“这就是我们把这种团结称为机械团结的原因，这并不是说它是通过机械手段或人工手段产生出来的”。如果说这种传统农村社区的内部特征是机械团结的话，其外部特征则是以法律的形式对人的压制（repressive），这种压制体现在对触犯集体行为和集体意识的个人的社会活动中，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如果被认定为是罪犯，并不会得到理性意义上的惩罚，而是从道德立场、从集体情感的角度进行惩罚，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这种对传统社会逻辑的越轨行为，只是为了从道德情感上得到宣泄。因此在这样的农村中，个体是具有相似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充分而完全地社会化了，并不具备个体的特性，机械团结正是以这种群体的相似性为基础的，因此机械团结越是发挥到极致，个人就越不是自己，越受到社会的控制。对机械团结相对应的是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有机团结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的基础上，其所对应的经典社会形式则是工业社会和都市生活，在这种社会形式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每个个体完成的社会职能越来越细化了，在个体的异质性成为显著特征的同时，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原有的传统农村社会中的集体意识被个体意识所取代，法律对人的惩罚形式也不再是压制性的，而是以恢复性为特征。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执行法律的特征体现了理性和宽容的原则，犯罪行为不再被视为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而是对被侵害方的一种合理补偿行为的考虑。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

涂尔干在描述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变迁的过程中，实质上展现了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希望，依靠法国大革命所积淀的个人自由主义理想是他所说的现代工业社会制度的重要表征，这种制度本身是工业社会和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

马克斯·韦伯的主要声誉集中在社会学理论及方法论、经济学、宗教学、法律及政治学等领域。而他早年对德国工业化过程中乡村问题的关注虽是在其博士论文尚未完成的时候，但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19世纪后期的德国，由于东部大庄园生产方法的变化，导致德国农业工人的外流和外国移民的增加，韦伯参加了当时德国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uer Sozialpolitik）关于劳动力问题的调查，主要是针对德国西南、西北、北部和东部三千多名地主实施问卷调查，韦伯负责对易北河以东省份的问卷进行分析和评估。韦伯的研究结论指出，德国农业社会中农业工人身份的转换，并不是基于商业伦理的考虑，而是出于对心理自由的迷恋，农业工人的基本动机不是为了改变劳资关系，也不是为了获得一块土地，而是为了谋求社会地位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显示了德国农业工人在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却也表露了他们在经济竞争中的劣势。结合韦伯在同一时期对证劵交易所的调查，他得出结论：德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自发的商业伦理，而商业文化本身既可以创建或者摧毁原有的文化价值观，二者是同时进行的，在摧毁家长制的文化价值观的同时，扩大了农业工业在社会生活中各种机会；人们的经济行为与追逐经济利益时的观念是不可分割的，这些观念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与学者们的关注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其他各界对乡村生活中正在逐渐消失的文化形式、经济形态和人与人之间交往模式转变的关注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主要的代表性著作集中在文学艺术作品和社会历史文化的相关游记中。文学艺术作品类别主要包括描述乡村田园风光以及乡村文化在工业社会的冲击下变迁的小说、散文和绘画作品。其中，作为工业革命先导者的英国，文学艺术的作品的表现无论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还是出于对乡村社会文化传统的赞誉，亦或是对工业文明对乡村社会的冲击，流传下来的作品最为显著，文学家有勃朗特姐妹（Charlotte Bronte、Emily Bronte）、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哈代、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等等，艺术家有乡村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等，无论是《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还是《德伯家的苔丝》、《荒原》、《孤独的收割人》、《骑马返乡记》、《干草车》等，在一定程度上均体现了对于乡村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的深深依恋。与英国比邻的法国，工业革命不仅在时间上晚于英国，其工业化速度也缓慢了许多，呈现在同一时期的法国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法国乡村，更多地是以浪漫主义的色彩描绘传统乡村社会的美好，艺术家将笔触更多地集中在描绘法国乡村的自然风光和抒发个人的主观感受上。而瑞士德语作家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塞尔特维拉的人们》中，作家所描述的塞尔德维拉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存在。凯勒在虚构的想象世界中，以嘲讽的手段描写了小人物的生活，在展现对瑞士民族性批判的同时，也隐含了作者对理想乡村生活的向往。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乡村传播学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一战和二战中各国政府和媒介组织所积累的对于媒介力量的认知，使得人们对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充满了浪漫的憧憬。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形式的日益更新和普及，使得如何利用大众媒介来促使乡村社会发生转变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这种憧憬和关注与二战之后的冷战思维模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也与人们对如何促使民族国家发展的希望联系在一起了。人们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也因此转入到另一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伴随着工业化的长足进展，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乃至于国家的发展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因此，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居住地乡村，成为各国政府竭力综合发展的一种社会场所。这一阶段发展思维模式开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极世界中延伸，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关注也不例外。

在这种对发展认知的差异中，乡村社会在各国政府的诸种行动措施中发生着转型。例如，就美国社会发展而言，对乡村社会的关注是以教育、改造和影响为核心的。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由于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关注是从两个视角展开的，一个是从社会学角度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在美国各州农业实验站建立之后，由于政府的资助，对于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研究成为热点。杂交玉米的实验便是早期扩散研究的成功范例；二是对城市移民的关注。随着美国乡村社会的逐渐转型，村民与市民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剥离了，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出现同质化倾向，学术界对乡村社会的关注也日益转向了。而英国，由于乡村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已经基本完成了，遗留下来的乡村社会及其发展在二战之后并未成为政府所关注的发展重点。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在的地区，如中东地区，南美地区，非洲等地则成为发达国家以西方模式为发展标杆、借助大众媒介等技术手段推动当地乡村社会发展的试验田。这种西方中心模式的乡村发展理念，不仅延续了人们对二战时期新兴大众媒介传播效果的乐观主义信心，而且是以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将发展中国家看作主流边缘化发展意识下世界格局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20世纪50至70年代，出现了一批从外部力量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的初期阶段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村民为对象的效果研究，另一类是以村落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农业推广制度研究。以村民为对象的效果研究主要是围绕传统人与现代人如何在外界信息的作用下发生改变的，而农业推广制度则以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以农业技术的培训，宣传和推广为核心，以期实现在农业现代化技术理念下的乡村社会的转变。无论是个体传播效果研究，还是农业推广组织的技术型推广，其背后的理念则几乎是一致的，前者认为可以借助大众媒介技术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后者希望借助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模式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社会在这种发展模式中，缓慢地改变着乡村社会的发展进程。

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有美国学者勒纳（Dannel Lenner）、罗杰斯（Everett M.Rogers）、施拉姆等。由于这一时期大众媒介体系日益成熟，人们对大众媒介影响力的认可重新获得了认知。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开始迷恋大众媒介对乡村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希望借助大众媒介这一信息传播机制来推定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发展，尤其是以乡村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向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转变。

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指出应该按照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来借助大众媒介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施拉姆则在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中指出，大众媒介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尤其重要。罗杰斯l966年出版《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一书，强调了大众传播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作用，认为社会变革的过程是创新与发明的传播推广过程，通过媒介普及以及人际传播相结合，使人们接受新事物、新观点、新技术、新思想。20世纪70年代，他又提出了创新扩散的“四阶段论”。在关注个人层次上的现代化上，罗杰斯将大众媒介视为中心环节，五个投入环节（原因）：读写能力、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年龄和世界主义精神，经由大众媒介这个转换器的作用，即可产生五个产出环节（结果）：移情性格、务实和治家的创造性、政治知识、成就冲动和进取心。

在这样的指导理念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依照发达国家模式建设乡村社会、促使国家现代化的各种努力，尤其是普及大众媒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较为显著，但实践证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强行推行乡村社会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试图改变乡村社会信息传播模式的方式，虽然是一种对乡村现代化的努力，如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庄、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等，但这种由“国家发起的极端现代化农业”所依赖的简单化、静态化、公式化的模式，屏蔽了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从而出现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投入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差异状况。20世纪前半叶政府组织和相关社会组织的历次社会实验表明，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应符合各国的国情，若以发达国家的模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其中的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社会政治制度乃至于宗教因素会以合力的形式，终将导致这类社会实验的失败。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中心模式的反思与批判，社会各界对大众媒介功能的冷静思考，以及冷战思维模式的逐渐消解，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展乡村社会的思维模式发生了转变。如何将传统的农村社会转变为适应新型社会形态的现代社会模式，更成为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努力实现的目标，乡村传播学的研究进入了当代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随着20世纪前前半期所积累的乡村社会发展与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所带来的启示，以及民主参与观念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普及，以借助外界力量向乡村社会灌输信息的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以谁为传者，以谁为受众，以谁的感受和理念为核心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并不断地在实践中被经验着，参与式发展思路和行动研究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乡村传播学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成熟期。主要的转变体现在：依然关注乡村社会的发展，但摒弃了自上而下、由内及外的传播理念；以理解和学习的视角，进入乡村社会以及与外界的相关互动过程中；注重传受双方的平等角色和地位，力图在双方互动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发展；研究路径选择参与式和行动研究方式，以期获得更为丰富的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资料。乡村传播学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村发展理论相结合，将对乡村社会的研究领域和路径进一步拓展，这一部分在乡村传播学与乡村发展理论中将进行详细论述。

二、乡村传播学的当代发展

1978年，亚洲发展银行出版了《乡村的亚洲：挑战与机会》（Rural Asia,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其中有专章讨论乡村发展的设定与设计，可以说是乡村发展概念基本理论的积淀。该书将乡村发展的理论架构划分为范围与取向，社会政治环境与乡村发展的关系以及操作指南等三个方面。其他有关乡村发展的理论，主要有“乡村发展的认定与设计论”、“现代化过程与乡村发展的人类学理论”、“农业与工业在乡村发展中角色及相关性的理论”、“乡村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角色的理论”等四种。而对乡村发展的定义主要包括：（1）大卫·李（David A.M.Lee）及朝锐（D.P.Chaudhri）提出的整合乡村发展概念，其目的在于：①改善乡村大众的生活水准，保障其基本安全及对食、衣、住以及就业等的基本需求；②增加乡村地区的生产力，使之免受自然的灾难，并改进与其他部门的互惠关系；③提出自立的发展计划，并使大众都参与发展的计划；④保障地方的自立性及减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干扰。（2）伊那雅突拉（Inayatullah）在其编印的《乡村发展的研究：亚洲的若干经验》一书中，把乡村发展的意义着眼于三方面：一是传播适当及改进农场技术的过程；二是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民接触外界而产生新技术与新态度的过程；三是包含技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因素的过程。（3）华兹（Raanan Weitz）在《变迁世界的乡村发展》一书中指出，乡村发展着重在欠发展国家寻找能促进发展过程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与人力发展理论方面的研究。

如果说当代乡村发展理论是一种宏观视角的话，现代意义上的参与式发展理论及实践则是一种更为平等、更为民主、也更为微观的视角。参与式发展理论源于50年代早期至60年代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实施发展援助时所采用的“社区发展战略”。具有文献记载的概念则来自于英国学者R．钱伯斯，他首先提出了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并倡导了在广泛的范围内应用参与式农村评价（PRA）的方法，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的囹圄。70年代末期，随着对贫困人口贫困化因素的反思，在就业领域、经济领域等开始呼吁将参与作为其基本的战略发展的因素来实施。一些重要的参与式工具和方法也逐渐被应用于发展实践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参与式发展理论及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真正开始普及。

现代意义上的参与概念于20世纪80当代中期引入中国，有关Participation的名词可见于FAO、UNDP等国际组织出版物的中译文中。1989年原北京农业大学综合农业发展中心（CIAD）翻译了德国的《区域农村发展》一书，书中正式对“参与”、“目标群体”等概念进行了中文的解释。从1989年开始该中心按书中的原则以及“FSR”的原理在河北省开始了有关参与式的实践。90年代以后，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开展了有关资源、社会林业的研究工作。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可以说代表了早期参与式发展方式在中国的主要活动。90年代初期，钱伯斯在云南办了PRA培训班，对后期参与式实践在中国的推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与式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参与”意味着发展对象在发展过程中的决策作用，他们不仅执行发展的活动，同时也作为受益方参与了监测和评估。（2）“参与”是政治经济权力向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调整的过程，即要对弱势群体进行赋权。这一思想更多地受到自由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为后期形成的有关施政与发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3）“参与”意味着在社会中构建社会角色相互平等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不仅意味着磋商，而且还意味着社会角色的基本愿望和知识体系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这一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方法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4）20世纪90年代以后，参与式理论在实践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倡导，也就是说，利益相关者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共享资源、共享决策。

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核心是赋权概念，赋权的核心是对参与和决策发展援助活动的全过程权力的再分配，即增加社区和穷人与妇女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赋权给穷人和妇女的过程，是重新唤回穷人和妇女对自身的知识和能力的自信、重建自尊的过程，这对构建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来说至关重要。

与参与式发展理论相关的是过程理论。过程理论认为，任何乡村发展实践是一过程，应认真研究、分析并重视这一过程。只要过程的每一步都做得很好，结果肯定不会差的。过程理论还强调，参与式发展应当提供一种正确的理念和知识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但又不影响当地人的自我发展及自我组织能力，不让他们对外来的发展资源产生依赖感，强调综合提高人的能力。

乡村传播学中的乡村发展概念的含义包括以下内容：

（一）侧重参与式行动研究

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是近年来出现的、用于对社区和群体进行干预、发展和改变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它是在许多国际发展机构和大学的项目以及世界各地无数的当地社区组织的共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PAR过程是一个不断重复提升的循环过程，研究人员和社区开始于对主要问题的识别确定，然后开展研究和组织行动，并从所采取的行动中总结经验，再开展新一轮的研究和行动的循环。行动研究项目过程持续进行，参与者不断反思，从他们的行动中去学习，然后在试验地上继续开始新的行动。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承诺、创造性和想像力。PAR与PRA不同，PRA是一种评价技术，是PAR过程的一部分，不能包含整个行动反思循环。

（二）侧重参与式学习与行动

参与式学习与行动（participatory learning and action, PLA）是定性研究的一种具体形式，用于深入了解社区或形势。它基于各类不同人群的参与，包括项目工作所涉及的社区内的居民。其目的是帮助人们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而不是让外部人士分析这些人的处境），以及将认知转化为行动。因此，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参与式学习和行动运用了应用人类学、参与式研究、农业系统研究和农业生态系统分析的技巧和传统做法。这些研究方法旨在探究各类社区中均存在的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关系和活动。

其特点在于：（1）三角测量。三角测量是交叉验证定性信息的一种方法。同样的信息可以从至少三个信息源通过不同的方式收集，从而确保信息的可靠性，同时检查信息是否存在任何偏倚。通过多学科小组收集信息可以实现这一点。（2）多学科小组。多学科小组的指导原则在于具备不同技能、经验和观点的人会寻找和发现不同的事情，这样整个小组能够对问题或事宜有更新颖的和更深入的看法。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参与调查的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小组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包括女性成员，只要有可能，还应该包括目标社区的成员。（3）综合应用不同技巧。使用不同技巧有助于深入了解所收集的信息。（4）适当的忽略和现场分析。（5）矫正偏倚与自我批评。应该找到不实信息的源头，防止仅仅获得主观信息的可能性。

（三）侧重多方意见的和谐和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行动研究的全方位实施的过程中，乡村传播学侧重于在信息互动和平等共享中，融入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并以参与者的身份将外来系统的信息传播给乡村社会。有学者指出：“行动研究和参与研究是两种探求模式，二者都明确地把社会变革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这两种探求模式都是将社会行为者视为计划和完成这种变革的积极参与者。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社会变革‘的定义方式不同；行动研究强调意见一致和共同解决问题，而参与性研究则假设冲突的存在并试图纠正由意识形态统治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因此，乡村传播学将视角更多地集中在行动研究上，目标是乡村社会发展，但是强调多方共同协商，完成这一信息传播及解决问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