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文化vs．震惊美学

制造震惊是前卫艺术家惯用的手段。对于前卫艺术家的离经叛道，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中解释道：“工业已经机械化了，而艺术家却不能从事机械化的大众生产……艺术家们发觉有义务把他们的作品当作自我表现的一种孤立的方式。为了不迎合经济力量，他们经常觉得有必要用古怪的观点来夸张他们的距离感。”YBA沿用了前卫艺术中震惊美学的传统，他们用日常生活中的现成物和挑衅性的方式表达一种文化焦虑感。

前卫艺术中的震惊美学与欧洲艺术史上以戈雅、培根，乃至超现实主义艺术为代表的“黑色文化”（dark culture）传统有关。所谓黑色文化，指的是人类精神世界中的黑暗面：黑色的淫欲、死亡的悲伤、禁忌的爱、极端的痛苦带来的悲剧性的美感。黑色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中的悲剧、原始部落的祭祀和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早在《诗论》中，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到过悲剧的作用在于唤起我们的畏惧与怜悯之情。大卫·休谟（David Hume）做出了进一步阐释：尽管悲哀、恐惧、焦虑等情绪本身并不令人赞赏，但是当观众在一部写得好的悲剧中获得这些感觉时，却能够得到无限的乐趣。在假设的恐惧和威胁中，我们可以想象和探测生活中潜在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确定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安全感和自信心。从表现理论上说，有些艺术表达的情绪是微笑，而另一些则是尖叫。艺术不仅仅表达情感，还有人的信仰体系，例如价值观、宇宙观、艺术观等等。

在欧洲绘画史上，带有血腥和暴力色彩的黑色文化不仅反映在博斯、布鲁盖尔表现民间题材的荒诞怪异的艺术作品中，而且反映在从文艺复兴盛期到巴洛克时期的反映宗教和历史题材的绘画中。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神对人的折磨，《圣经》中基督和使徒受难的场面反复出现在卡拉瓦乔、鲁本斯、委拉斯贵兹等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或反省人类自身的问题，或渲染宗教的激情。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利用哥特式艺术主题，打破禁忌，对所谓正统宗教和文化传统提出深刻的质疑。哥特主题和黑色文化内容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邓恩（John Donne）的宗教诗，弥尔顿（John Milton）的《利西达斯》（Lycidas）、雪莱（Percy Bysshe Shelly）的《亥伯龙神》（Hyperion）和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的《悼念》（In Memoriam A.H.H），它们都以死亡这个令人恐惧的主题来反衬人类对自由的渴望。

怪诞恐怖的艺术现象往往是荒谬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在现代艺术家的眼中，现代化之后的商业世界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暴力颠狂、欲望无限膨胀、人性乖戾的世界。在现代艺术史中，许多成功的艺术家都采用了性、暴力和屠杀等黑色文化主题，反对战争和强权。比如弗朗西斯·培根笔下仿佛一团生肉似的画面，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用巨型晦暗画面所引喻的纳粹的灭尸炉。西方的黑色文化与哥特艺术中的暴力化倾向被行为艺术家所利用，成为他们反战、反政府、反强权的手段。

弗朗西斯·培根，《自画像》（Self-Portrait），布面油画，35.5cm ×30.5cm,1971年，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

弗朗西斯·培根，《对十字架底下人物的三个研究》（Three Studies for Figures at the Base of a Crucifixion），油画、三联画，每幅198.1cm×144.8cm,1962年，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收藏。

安塞姆·基弗，《三月的树丝》（March Heath），油彩、丙烯、虫漆、粗麻布， 118cm×254cm,1974年。

安塞姆·基弗，《苏拉米斯》（Sulamith），帆布面、油彩、乳胶、木刻、虫漆、丙烯和稻草，290cm×370cm,1983年。

这种现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到极致，伤害、自虐之类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其中最极端的是德国艺术家赫尔曼·尼特西（Hermann Nitsch）和维也纳行动派充满血腥的行为艺术。在尼特西的“纵欲神秘戏剧”（Orgien Mysterien Theater）中出现了解剖动物、鞭苔肢体等模仿宗教祭坛艺术的残酷场景，同时伴以令人压抑的音乐，考验着观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整个行为艺术过程的视觉效果犹如电击一般，刺激着人们面对自己生活中无法承受的过往经历与当下的现实。尼特西用仪式化的、夸张血腥的行为表演演绎了战争的伤痕，对“人”的命运做了某种强化的诠释与直接的呈现，并由此渲染了生命中荒凉虚无的本质。

赫尔曼·尼特西，《基督与被杀的猪一起上十字架》(Jesus, Crucified together with a Butchered Pig)，行为艺术，1998年。

在YBA中，黑色文化以查普曼兄弟的作品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甚至直接引用了戈雅的图像，并把它与商业街的橱窗文化联系起来，嘲讽物质社会的荒谬与人性的堕落。达米恩·赫斯特的《在活人心目中物理死亡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带有英国黑色幽默的特点，它所涉及的是对爱与美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等人类不愿面对或者说无法面对的问题。

赫尔曼·尼特西，《湿壁画》（Fresco），行动绘画，202cm×320cm,1981年，萨奇艺廊收藏。

赫尔曼·尼特西的作品《湿壁画》蕴含着殉难与忏悔的精神，一位“圣徒”扭曲的半身像固定其中，整幅画好比受到虔诚膜拜的圣地，观赏者宛如置身藏骨堂或陵墓，令人毛骨悚然，又满怀敬畏。赫尔曼·尼特西在创作这一作品时，俨然将自己当作宗教崇拜的煽动者，通过艺术形式与艺术语言设计行为表演与宗教仪式。每一“动作”作品均在素描草图与油画中得到延伸。

赫尔曼·尼特西被众多追随者尊为维也纳行动派艺术的教皇，他与甘特尔·布鲁斯（Günter Brus）、奥托·慕尔（Otto Mühl）及鲁道夫·舒瓦兹克格勒尔（Rudolf Schwartzkogler）一道，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面貌：艺术家们摒弃传统油画与雕塑的错觉局限，重塑一种真实，创作出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的作品。

赫尔曼·尼特西的作品多描绘异教徒仪式、融为一体的长袍游行队伍、耶稣受难的象征性表现、酗酒、裸体、动物祭祀、饮血以及仪式般混合的内脏，诸如此类的外在表现形式使艺术家受到赞誉与唾骂的双重对待。他的作品将宗教等同于创造力的仪式唯心论，深受质疑基督教神学的异教徒思想的影响，通过一种残酷，甚至近乎于惩罚般的仪式，释放原始本能，寻求永恒的精神解脱。

空白画布作为其行为表演的背景，赫尔曼·尼特西时而涂抹血迹于其上，时而使用象征性的红色及紫色颜料，对画布发起猛烈攻击。在画廊中，他的作品《溅》作为圣物而存在：有着形而上学意义的象征，折射出启示的光环。

总体而言，他的这些作品传达出一种恐怖之美，一种对生命、暴力、侵犯的终极思考。

赫尔曼·尼特西，《溅》（Splatter），布面丙烯，200cm×300cm,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