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线索之三：帝国与国家的相互渗透

第三条线索是重新思考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两个范畴的关系。霍布斯邦说，如果要为19世纪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就是民族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20世纪的主要故事，民族主义、人民主权、宪政体制、主权单一性、条约及谈判构成了战后民族主义叙事的主要方面，与之相对立的就是帝国、君主权力、专制政体、多元宗主关系、朝贡及军事征服。不但在民族主义的叙事中，“走向共和”就是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政治过程，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主权已经是一个与民族国家规范性地相互关联的领域。在历史研究领域，国家建设、民族主义、大众动员、公共领域，没有一个不是与民族国家这一范畴紧密相关的。

但是，清帝逊位、主权转让以及在更为广阔的范畴发生的有关清朝与中国的连续与断裂的辩论却在这个顺畅的叙述中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如上文已经论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大帝国在“走向共和”过程中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或加盟共和国不同，辛亥革命在“五族共和”的口号下通过“大妥协”完成了清朝与民国的主权转让，主权连续性成为此后国内政治博弈的规范前提。在苏联崩溃后，中国是前20世纪农业帝国中唯一一个将这种连续性维持至21世纪的国家。其次，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化有一系列的历史前提。就前一方面看，在清代历史中，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存在着若干重叠，但这些重叠并不能等同于从帝国向国家过渡的自然进程。从清朝入关，到18世纪普遍性的帝国体制的形成，再到19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迫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发生的一些制度改革，清朝的内外关系持续地发生着变化。划定边界，实施边界内的行政管辖权，核定贸易准入及其规模等通常被视为民族国家标志的现象，在清朝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北方内陆关系——中早已存在，并不断发展。1884年新疆建省也是这一进程的有机部分，它说明多元权力中心的帝国体制不是僵固不变的，主权单一化的过程也是帝国体制自我巩固的产物。就后一方面看，现代中国不仅在族群关系、宗教关系和地缘关系上承续了清朝的遗产并通过主权转让使其合法化，而且在其后的制度设计中也保留了诸如民族区域自治这样的多元体制安排。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标志着欧洲殖民主义帝国体制的正式终结，但特别行政区制度却包含了某种帝国时代宗主权的变体。正如帝国内部的集中化趋势不能视为民族国家的萌芽而是帝国建设的一部分一样，民族区域自治不能视为帝国遗产的自然遗存，而是历史传统在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和民族平等原则下产生的新型创制。因此，最后，这些现象表明帝国与国家无法清晰划定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如果清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标志着中国的独特性，那么，帝国与民族国家相互渗透的现象却是普遍的。我们可以在美国、俄国、印度和许多“民族国家”体制及其行为方式中发现“帝国的”要素。伴随着19—20世纪资本主义最适合的政治外壳（列宁语），民族国家越来越捉襟见肘，资本主义的世界正在被人们描述为帝国。伴随着20世纪的落幕，历史学家们发现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叙述过于单一，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交叉重叠，那些被归结为帝国的特征不但存在于过去和现在，而且还在欧洲的区域整合进程中显示着某种未来的政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