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贵族与国家的关系

 

关于贵族与国家的关系，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如土耳其是也。因为贵族是调剂君权的，贵族把人民的眼光引开，使其多少离开皇室。”[84]对于这一时期的英国国家权力机构而言，贵族是不可缺少的，国家结构甚至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贵族的社会和财产占有结构，取决于贵族应对新的社会和政治挑战的能力。与此同时，国家也是一个塑造、重塑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试图摧毁贵族的强大力量，国家政治体制发生的重大变化极大地影响着贵族与国家的关系。

一、贵族与王权关系的演变

在贵族与国家的关系中，贵族与王权的关系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1485年，都铎王朝在“红白玫瑰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了。随着新王朝的建立，英国王权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同时也开启了贵族与王权关系的新篇章。

对于都铎王权的性质，学界有“专制君主制”、“绝对君主制”、“新君主制”等说法。但无论哪一种说法，大家都承认一点，那就是都铎王权不同于以往的英国王权，是近代君主制的开端。从亨利七世到伊丽莎白一世，都铎王权的强大是学界的共识。与这种共识相应，在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都铎王权的强大是建立在王权对贵族实施打击政策基础之上的，甚至有人由此引申出贵族与王权是相互敌对的两种力量的看法，认为贵族与王权的关系是对抗性的。

纵观都铎一朝，几代国王都在处理王权与贵族的关系问题上比较审慎，这种审慎最明显地表现在封授贵族爵位上的悭吝。从“红白玫瑰战争”中走出来的亨利七世有意减少贵族的数量，以达到削弱贵族势力的目的，进而避免重蹈前代的覆辙。据信，亨利七世授封的新贵族只有9名，其中还包括对于被剥夺爵位的恢复。[85]虽说亨利八世在开始宗教改革后加大了授封贵族的力度，但却无法抵消贵族的消亡，因此到他去世时贵族数量仅仅多了9名。伊丽莎白一世在授封贵族方面的吝啬是出了名的。而且她的吝啬到了晚年更为突出，从1573年到1603年，她批准1人继承爵位，将1人晋升为伯爵，授封了1名新贵族。正是由于几代国王在封爵问题上的谨慎、吝啬，到都铎王朝末年，贵族数量又回到了1485年的原点，还保持在55人的水平上。

都铎王朝建立之初，变态封建主义的余毒尚未完全肃清。一些拥有较大势力的贵族不甘心完全俯首帖耳地服从王权，还伺机蠢蠢欲动，成为都铎王权的一大威胁。对于那些敢于同王权对抗甚至进行反叛的贵族，亨利七世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消除‘变质封建主义’的弊害是亨利七世取得的最大成就，此后英国的王权再没有受到贵族内争的重大危害。”[86]整个都铎时代，贵族的反叛日益减少，其规模与影响也大大降低。这一时期较大的两次贵族反叛分别是1569年的北方伯爵的反叛和1601年的埃塞克斯伯爵的反叛。“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王权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旧贵族的反叛，而后者则是未能承袭其前辈所享有的特权的新贵族的反叛”。[87]都铎时期贵族反叛的另一个大的变化是反叛者不再将矛头指向国王，而是指向国王身边的廷臣。

然而，如果仅仅凭借国王在授封贵族问题上的吝啬以及贵族的反叛与国王对于反叛者的严厉镇压，就“认为王权和贵族之间的关系只限于对抗和冲突，那就错了”。[88]冲突与斗争只是贵族与王权关系的一个次要方面，二者关系的主要方面是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他们存在着根本利益上的一致。贵族与王权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游戏中的死敌，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那个时代流行的“没有贵族就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国王，就没有贵族”的说法，都在强调国王和贵族的不可分割。个别贵族与国王的矛盾与冲突不能等同于贵族阶层与王权的矛盾与冲突。在这一时期，确实有些贵族丢掉了财产、爵位、权力甚至性命，但贵族阶层仍然在新的权力架构中居于重要地位。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贵族阶层的政治倾向越来越趋向政府和宫廷，他们的命运紧密地与王权联系在一起。在新型的近代国家面前，无论是王权还是贵族，都在寻找自己的合适地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也会发生冲突与斗争，而这种冲突与斗争则会伴随着政治近代化进程的脚步而逐渐得到控制与规范。因此，无论是亨利七世在位时期对于反叛者的严厉镇压，还是亨利八世在位时期的宗教改革与“政府革命”，抑或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诸多举措，都赢得了贵族阶层的认可与支持，形成君臣一体的总体态势。能够充分说明这种态势的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塞西尔说过的一段话：“上院贵族是议会的组成部分之一，代表全国平民的郡邑下院议员也是议会的成员。女王陛下亦然。这三者构成可以立法的议会机构。”[89]

除了二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贵族之所以选择与王权合作，还在于他们从君主制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诸多好处。在这个时期，国王是王国最高的庇护者，是王国唯一的公共权威的源泉，是社会荣誉的来源，所有这些都使得贵族成为君主制国家的既得利益者。而国王之所以与贵族合作，还在于国王的统治离不开贵族的协助与支持。国王的宫廷需要贵族来装点，王国的重要官职需要贵族来担当，乡村社会的秩序需要贵族来维持，王国的军队需要贵族来指挥，甚至军队的士兵也需要贵族来出人手。“即使都铎新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也绝没有消灭旧贵族，而是雇用他们在国家任职；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仍然明确认为，稳定的贵族是她的政权的基本部分。”[90]

1603年，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英格兰王位由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称詹姆斯一世，斯图亚特王朝取代了都铎王朝。伴随着新王朝出现的还有摆在国王和贵族面前的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会如何处理其与贵族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快由詹姆斯一世给了出来，不过却是一个令贵族们失望的答案。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都热衷于君权神授理论，意图建立君主专权的政治体制。这种做法违背了都铎王朝历代国王在处理与贵族关系时的原则：君臣一体、君臣共治。因此，在斯图亚特王朝前期，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成为影响贵族与王权关系的核心问题。该问题也是导致贵族集团分裂与内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国王实行的税收政策、封爵政策等也引发了贵族的极大不满。“根据克拉伦登的说法，这个时期的制度得罪了许多‘德才兼备’的人。”[91]贵族与王权的关系堕入低谷。随着内战的爆发，贵族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站在了议会阵营当中，如埃塞克斯伯爵、贝德福德伯爵等，他们与国王站在了对立面。都铎时代的贵族与王权关系成为了过去。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君主制被废除，议会上院也被废除。这样的结局正应了那句话“没有贵族就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国王，就没有贵族”，也从反面验证了贵族与国王利益的一致性，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660年，流亡在外的查理回国继承王位，称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但是，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二世并未吸取内战的教训，仍然一意孤行，在建立君主专权、恢复天主教等问题上，与贵族集团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这样的国王也再次令贵族失望。贵族与王权的关系再次处于危机状态。不过，这一次贵族们没有重蹈内战的覆辙。他们选择了“光荣革命”的解决问题的道路。“1688年由七名贵族所发起的光荣革命，不仅成了君主立宪制的起点，还为该国贵族寡头体制铺设了一块沉稳的基石。”[92]

“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的君主立宪制使王权受到了削弱，同时贵族的政治特权再次获得承认并予以保留。贵族不仅通过“光荣革命”剥夺了意图建立君主专权的詹姆斯二世的王位，还以议会立法的形式，使王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确立了贵族的政治优势。虽说乔治三世即位以后曾经试图实行个人专断，但在贵族的抵制下，有限王权与贵族优势的政治体制并未被改变。而且，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19世纪。

二、贵族政治优势的延续

贵族是这一时期英国国家权力架构中必不可少的一股力量，“贵族与国家的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特点”。[93]约翰·汉普登对此深信不疑，他说：“趾高气扬、腰缠万贯、挥霍无度的贵族……实际上控制着英国的一切。他们控制着王权，因为它是他们所有财富和荣誉的最大的魔棒和法宝。通过他们的子孙、他们的钱包和他们的影响，他们控制着下院。他们控制着教会和国家、军队和海军。他们控制着所有海内外的官职。他们控制着本土，控制着天涯海角的殖民地。而且，他们还控制着所有人的财富和收益，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下院的选举中只手遮天，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够做到。”[94]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中，贵族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贵族的政治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贵族对议会的控制。都铎王朝建立后，议会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议会发生了三大变化：议员成分的变化、上下院权力的变化、议会权力中心地位的确立。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都有贵族活跃的身影。贵族对议会的控制主要表现为：完整意义上的贵族院的形成、贵族对议会下院的控制。

议会上院由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组成。16世纪初，议会上院中教会贵族的人数要多于世俗贵族。但在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之后，随着修道院的解散，议会上院的教会贵族人数大大减少。从宗教改革到18世纪末，议会上院的宗教贵族大致保持在20人左右。而世俗贵族人数不断上升，从亨利七世时期首届议会的29人发展到1800年的267人。从宗教改革时起，所有拥有贵族爵位者都有权出席议会上院会议，而且议会专门通过议案，将没有贵族爵位者排除在议会上院成员行列之外。至此，议会上院成为名副其实的贵族院。

对于地位和权力日益提升的议会下院，贵族同样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早在都铎时代，贵族就通过贿赂收买选民、授予官职、提供肥缺等办法，收买选民和议员，培植自己在议会下院的势力。在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由贵族控制的议会下院议席大概占到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光荣革命”以后，贵族对议会下院议席的控制进一步强化。1715年，总共有105个下院议席处于贵族的控制之下，占下院议席总数的五分之一，与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的比例相比没有发生变化。但从1715年到1785年，贵族控制下的选区数量翻了一番。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一比例继续上升。正是凭借这种腐败的选举制度，贵族将议会下院变成“一个不依赖于人民的关门的中世纪同业公会”。[95]从1713年到1796年，议会下院中的贵族之子和爱尔兰贵族从占总数的8%上升到21%。[96]在1784年议会下院选举中当选的议员中，贵族之子、爱尔兰贵族、与贵族有亲属关系者、在贵族赞助下当选者加在一起，超过下院议员总数的70%。[97]正因如此，议会改革家亨利·弗勒德在1790年说：“下院是一个二流的贵族机构，而不是大众代议制机构”。[98]

由贵族控制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议会下院议席

资料来源：Jeremy Gregory and John Stevenso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2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92.

第二，贵族对政府官职的把持。这一时期是英国官僚行政机构逐步形成的时期，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大，官员的数量不断增多，但各级显赫的官职永远是豪门显贵的囊中之物。贵族通过获得官职将自己融入国家政治体制之中，牢牢地掌握着国家政权。贵族常常担任大臣、枢密院议长、国王在地方的代理人、宫廷高官、高级军队将领、驻外使节等。掌玺大臣、宫廷总管、宫廷侍卫大臣等完全或大多出自贵族。贵族深入到官僚机构中，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庇护网。在都铎王朝，“达德利家族与西摩家族、莱斯特家族和塞西尔家族之间的恶性竞争……构成这一时代的主旋律。”[99]“光荣革命”以后，贵族在官僚机构中更是占据着绝对优势。

1688—1820年担任重要官职的贵族及其在任职者中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Jeremy Gregory and John Stevenso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20, pp. 67-80.

1688—1820年内阁中的贵族及其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Jeremy Gregory and John Stevenso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20, pp. 44-66.

在内阁当中贵族也占据较高比例。从1782年到1820年，一共有65人出任内阁职务，其中43人是贵族，余下22人中14人是贵族之子，2人出身贵族之家，真正的平民只有6人，这6人中还有3人后来成为贵族。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直到18世纪末和在这之后很久，内阁仍然主要是贵族团体。”[100]驻外使节也是贵族把持的官职。据统计，在1689年到1789年间担任驻外使节的77人中，有47人是贵族，占到60%多。而在担任驻凡尔赛、马德里、威尼斯等重要地点的34个使节中，有26人是贵族，所占比例超过75%。与此同时，一些贵族还利用各种关系建立起政治联盟，成为政坛霸主。英国最早的两个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产生，同样与贵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三，贵族对地方政治事务的控制。贵族往往担任一些重要的地方官职及王室在地方的派出官职。在亨利八世在位期间，位于特伦特北部的王室森林的首席法官几乎完全被贵族把持，在北方政务会和威尔士政务会中也有多名贵族。[101]作为地方各郡重要实权官职的郡督，基本上由贵族担任。据统计，在18世纪出任英格兰和威尔士郡督的294人中，有255人是贵族或贵族之子，余下39人中也多与贵族有各种密切的亲属关系。[102]虽然治安法官行使着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权力，但其提名权操纵在担任郡督的贵族手中，贵族拥有的财富与地产、贵族掌握的各种资源，也都对治安法官有着重要的影响。况且，不少治安法官还与贵族有着各种关系。因此，贵族能够对他们施加各种形式的影响，进而控制地方政治事务。

第四，贵族对军事权力的控制。虽说在英国“贵族阶级非军事化的现象出现得非常早”，[103]但他们并未忘记驰骋疆场、保卫王国的职责。整个都铎时代，国王在出征作战的时候还要依靠贵族提供的军队。“都铎王朝垄断武力的斗争持续时间更长、更加复杂，取得的成就也没有普遍认为的那么大。”[104]1523年，亨利八世手下的军队中有三分之一是贵族的军队。在16世纪40年代的对法战争中，也有许多军队是由贵族召集的。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出任高级军官职务的几乎全是贵族。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中，10%的少将、16%的中将、26%的上将是贵族，如果再将贵族之子计算在内，那么将军中的贵族比例就超过了40%。在18世纪的20个陆军元帅中，有14人是贵族，占70%。海军中的贵族军官比例更高。“至少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前，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一直是贵族的独占权利。”[105]

贵族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其政治优势，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贵族都拥有面积不小的地产，是大地主，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声望的基础，也是他们稳居政治金字塔高层的根基。这“就使英国的贵族地主与欧洲其他国家绝大多数的地主们相比，能有强大的生命力”。[106]其次，在近代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贵族并未充当看客，更没有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而是积极参与其中，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收益。这不仅“维护了大贵族的政治特权地位，扩大了他们的社会基础，而且使他们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产生后仍有资格、有条件长期控制国家权力”。[107]再次，近代英国的社会体制与政治体制为贵族政治优势的延续提供了前提条件和载体。直到18世纪末，英国一直是一个等级社会，贵族高居于各等级之首，是这个社会的“天然”领导者。“没有谁真的挑战贵族对权力的把持。”[108]就像托利党人博林布鲁克所说，“地主阶级才是我国政治航船的真正主人，而资本家只不过是船上的乘客。”[109]“光荣革命”后确立下来的君主立宪制，构成了以议会为主体的政治架构，为贵族控制国家权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贵族还会通过庇护制度，“将各自亲信安插到上至国会下院议员，下至地方治安法官及教区神职的位置上去，从而构建起一个私党网络体系”。[110]最后，在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贵族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使得自己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不被时代抛弃。他们并不像以往人们认为的那样，因为固步自封、拒绝变革而遭到社会的遗弃，而是将坚持传统与进步变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继续保持着他们对社会的控制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