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前言

2009年8月《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迄今已逾5年。承蒙广大读者厚爱支持，这本书产生了一些反响，被《中华读书报》等媒体评为年度好书，并获得了国家图书馆第六届文津图书奖、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优秀图书提名奖及中国出版集团优秀常销书奖。

读者和社会的认可，当然给作者带来了荣誉感和满足感，但这一切都是转瞬即逝之事，因为作者很快就投入了《1944：腾冲之围》的写作。最初，当作者把《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稿子交给三联书店编辑叶彤先生时，还没有写作“滇西抗战三部曲”的想法，但当完成第二部《1944：腾冲之围》后，写作第三部《1944：龙陵会战》的念头已经无法遏制。

同一题材的系列性写作，能使作者在深化认识、积累经验方面形成叠加，但衍生出的问题是，越往后写越对前面的作品不满意。特别是在“三部曲”这个野心勃勃的构想下，有追求完美“强迫症”的作者，发现必须对《1944：松山战役笔记》做一次修订，否则自己都不好意思再翻开它了。这个想法一经向责任编辑叶彤先生提出，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多年以来，他总是这样不动声色地支持作者，甚至能容忍作者在已经开始校对的稿子上增删。作者也是做编辑的，知道交稿讲究“齐清定”，在校样上“打补丁”是个招骂的举动。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地接受了。他说，《1944：松山战役笔记》第一版已印刷6次，下次就以修订版再印吧。

从客观必要性来说，做修订版主要是因为5年来又获得了一些新史料，有些还很重要。如，发现了当时中央通讯社记者黄印文和《扫荡报》记者潘世征所写的战地通讯，其中有两篇直接记述松山之战；发现了珍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弗兰克·多恩将军反攻初期的报告，其中有不少内容是记述松山、龙陵方面的作战的；又发现了几位参加松山战役的老兵，其中有一位是“松山大爆破”的重要当事人；此外，日方重要史料《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和太田毅著述《拉孟——玉碎战场的证言》，也提供了相当丰富、细致的新资讯。打个比方，有专家评说作者的研究写作是“战史拼图”，当发现新的重要的“拼图板”后，怎么能容忍拼好的图案上留有空白或马赛克？

于是，在《1944：腾冲之围》交稿而《1944：龙陵会战》尚未开工的空当，作者用两个多月时间修订了《1944：松山战役笔记》。因为大框架无变动，修订工作总体上是很愉悦的过程，反过来还感慨自己最初的结构搭得好。“结构决定性质”，现在只是锦上添花。当然第一版中一些冗赘的内容，就毫不留情地删掉了。篇幅最大的增补，是补写了1942年5月的惠通桥阻击战及紧随其后的“反攻试探战”一章。这部分在第一版中只是一笔带过，但它实际上是1944年滇西大反攻的一场小型“预演”，当然是不成功的尝试。此外，还增补了有关松山战役的历史照片和一批高质量的作战地图，特别是以万分之一比例的精确地图为底图，标绘了主要地域战斗进程的示意图。要知道，战争期间远征军部队用的地图才是十万分之一比例的，而且极不精确。得到这份大比例尺的稀罕地图，缘于《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后，受云南省龙陵县政府之邀，作者协助当地做了松山抗战历史资源普查工作，该图是当时水文部门的工作用图。

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第一版后记中，作者灵感忽来提出了一个“微观战史”的概念，用来界定自己所做的研究和写作的性质。这些年来，一直在咀嚼它应有的内涵：囊括全部核心史料，从文献爬梳到田野调查，对敌我双方史料进行“互参”，严格的“史料批判”，时空的“网格化”标定，从帷幄到战壕全方位“复盘”与“拼图”；冷静、克制、准确、细致、缓慢的叙事风格，主要用名词动词，少用或不用副词形容词；适度的“理解的同情”，拒绝煽情，拒绝“入戏”，拒绝成为题材或写作对象的“粉丝”和“代言人”……借用书法艺术领域的概念，这也许算是历史写作中的“碑体”？

这些年，云南、贵州等地修复了一些与远征军抗战有关的纪念碑，动因是随着一些被湮没的历史细节进一步清晰化，原来记述粗略且不尽准确的碑文需要修订。为此，作者还帮助提供过一些信息。由此反观自己的作品，实际上所做的一切也是这个性质：作者真心希望自己所写的书，这耗费了无数木材印制的出版物，也是一座方尖碑，能经得起岁月流转风雨侵蚀。这是“碑体”这一概念的引申含义吧。

《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后的几年，作者曾数次重返松山，每次都看到这本书在山上和当地的蘑菇、瓜果等山货摆在一起出售；有不少游客还带着此书自驾来到松山，对着地图和文字在山上寻觅战场痕迹。这情景真是令作者备感欣慰。“微观战史”追求所写的一切均能“落地”，因此《1944：松山战役笔记》无意间竟成了一座山的“导游手册”。该书出版第二年，龙陵县政府曾在腊勐乡松山村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授予作者“松山荣誉村民”，那么作者所生产的这个“山货”，也算是荣忝松山“土特产”之列了。在这方被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做一个勤恳踏实的劳动者，这是一份莫大的享受。

201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