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南半岛联通中国西南的各条陆路及其马帮华商
这里所说的与中南半岛接壤的中国西南地区，主要是今天的云南等地。西南地区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枢纽，特殊的地质结构，使这里被高山扭曲，河谷横断，群峰高耸，河谷深陷，丛林密布，环境险恶，地理气候、植物群落和动物群落均极为错综复杂。最早居住在这一带的少数民族被称为：蜀、徙、邛、笮、叟、昆明、僰、哀牢、滇、夜郎、滇越，等等。斗转星移，岁月更替，西南高原一直是他们的栖身与迁徙之地。这些民族，以及他们所居住的这片大地，数千年来，由于信息闭塞，以讹传讹，一直被神话色彩和离奇故事笼罩着。在中国古籍有关周边地区文明情况的描述中，这里常常被视为“瘴疠之乡”。而“瘴疠之乡”只有热带原始森林才可能具备，它对人类涉足和开发的破坏性，远大于一般的“蛮荒之地”，是古代人类难以涉足的禁区。但严格说来，“瘴疠之乡”的概念，只是基于居住在中原的中国人的恐惧感，真正居住在“瘴疠之乡”的西南古代各少数民族，则具有抵抗“瘴疠”的天然能力，也具有治疗“瘴疠”的神秘手段，就如北极圈外的人类想象着自己到了北极会被冻成肉干，而实际上当地的因纽特人则悠然自得地住着用冰块盖的房子乃至用冰块洗澡。
当然，对于游走于“瘴疠之乡”的古代商贾来说，当地的自然环境还是险恶的。他们所以能够在“瘴疠之乡”穿行自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帮助，当然当地少数民族也从中分享到贸易的好处。所以，就在这样险恶气氛的笼罩下，中国最早的对外交通线，两千多年前就悄无声息地诞生了，且两千年来默默无闻地承载着沟通中原大地和周边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的特殊使命。
但对于古代中原的人们来说，这条古道的发现是偶然的。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时有一大发现，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有许多来自蜀地的布匹和筇竹杖。张骞显然问过当地的商人，于是，他知道了在身毒（今印度）有专营中国西南蜀地物品的市场。大夏的蜀布和筇竹杖便是商人们从东南数千里的身毒国买去的。据考证，这条路的开通至少比北方丝绸之路早两个世纪。张骞回到长安后，向汉武帝奏报了他的这一重大发现。虽然在中国古籍中，这是一条孤立的记载，此后中国古籍中便没有后续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古道销声匿迹，相反，这条古道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扩大和成型，后来扩展成为四通八达的茶马古道。千百年来，在大西南深山密林中，盘桓着石板、碎石铺成的时窄时宽、或陡或平的古道。在江水湍急、峡谷深陷、猿鸟愁飞渡的横断山区，伴随着断断续续的清脆铃声，游走着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马帮。这条交通古道得以存在和维持，是中国西南各民族和跨境各民族世世代代持之以恒地创造和坚持的成果。今天，这条中国通往印度的古道，已经被研究者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
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大多学者认为就是从四川经过云南通往印度、缅甸等地的古道，亦即“蜀身毒道”（身毒即印度）。这条古道在中国境内是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的。灵关道由蜀（成都）经临邛（邛崃）、灵关（芦山）、笮都（汉源）、邛都（西昌）、青蛉（大姚）至大勃弄（祥云）、叶榆（大理）；五尺道由蜀（成都）经僰道（宜宾）、朱提（昭通）、味县（曲靖）、滇（昆明）、安宁、楚雄到叶榆（大理）；灵关道和五尺道在大理会合后一路往西，称为永昌道，永昌道出大理、翻博南山，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到缅甸、印度等地。在古代，这条路是川、滇、缅、印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3]有证据表明，中国古代王朝都对“蜀身毒道”十分重视。最明显的例子是，东汉王朝为了控制西南地区和这条交通线，曾设立过永昌郡，治所就在今保山，保山则处于西南丝路的要冲。缅甸历史上的古国不但同中国官方保持交往，常派使团沿这这条古道前往中国京城。民间商贾更是常年往来于永昌等地进行经济及文化活动，故史书有“永昌郡有闽濮、鸠僚、僳、越、裸濮、身毒之民”[4]的记载。当时，西南地区被认为是出珍宝奇货之地，实际上很多物品来自缅甸和印度等地，如琉璃、宝石、水晶、海贝、珍珠、琥珀、翡翠，等等。当然，这是陆路。[5]
“西南丝绸之路”则是一个比“蜀身毒道”更宽泛的地理范围。有学者认为，“西南丝绸之路”还包括“滇越麓冷道”“蜀安南道”“安南通天竺道”“茶马古道”“剑南道”“大秦道”“西蜀经吐蕃通天竺道”，以及从中国西南通往泰国、老挝等国的古道等。也就是说，凡是在我们所说的时间界限内中国西南地区所有对外交往的通道，都应包括在“西南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之内。另外，境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通道，如缅印道、泰缅道、泰越道、泰印道，等等，同样属于“西南丝绸之路”的范畴。[6]据申旭研究，这些古道的具体走向如下：
从通道的角度看，蜀物的流出，或中印间的交通，约可分为西、东、中三道。
中国西南通缅甸道：此即西道，系经今西康、滇西而入缅甸，顺伊洛瓦底江或萨尔温江出海，再转印度或罗马（大秦），所以有益州永昌（云南保山境）通大秦之说。这条水道因经水路通海，十分重要，且参下述。跟着有东道，系经今贵州境内，顺牂牁江入广西，转西江经广东出海。此道在今中国境内，不在此论。
但从缅甸进入云南后，所走的仍然是陆路。据清师范《滇系·贡象上路》载：“贡象路”（即缅甸使节的入贡路），由永昌向西过蒲骠、越屋床山、过怒江、通高黎贡山、跨龙川江，过腾冲卫向西行至南甸（梁河）、干崖（盈江）、陇川宣抚司。从陇川西行10日至猛密，再西行2日至宝井，沿伊洛瓦底江南下至曼德勒，再西行5日至摆古。[7]“贡象路”可以看作“西南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它的存在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陆路贸易和交通在不断发展中。
中国西南通越南道：此即中道，可能系经今云南，顺红河入越南北圻，由东京河内出海。据认为，至迟到公元4世纪，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之间的道路已开通，其时间甚至可能早于“蜀身毒道”的开通。而从交趾到今四川的古道，大体上是从越南河内沿红河北上进入云南红河州，到达今个旧或建水南部以后，再由陆路北上进入滇中地区，进而通达巴蜀，中国古籍中也有不少中国西南与越南地区水陆两道并通的记载。
中国西南通泰国道：从云南到泰国的道路，主要是通过缅甸景栋地区，另外，从云南到泰国北部还有其他道路可通。据黄诚沉《滇南界务陈牍》卷中：“商人由车里（西双版纳）出外域贸易者有四道：一由易武、猛白乌经猛岭，一由大猛笼至猛岭，一由猛混至猛八。以上三路，均可至暹罗之景梅（清迈）一带。其由孟良西过达角江，则走缅甸路也。”又云：“景梅（清迈）人烟稠密，土人名曰各骆。地产杉木、槟榔，城系砖造，极宽大高峻，有内外二重。英人于此开设木行、药行，商贾云集。至暹都水路十六天，陆程十二日，至盘安水路半日便可以到莫洛缅。”[8]
中国西南通老挝道：老挝同中国的交往大多从陆路而来。中国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古来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南行，将中国西南的石器文化、青铜文化、稻作文化等带到老挝地区，也演化、融合而成老挝的大多数民族。久而久之，此路也就形成经常往来的通道。由于老挝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很可能是中国西南通中南半岛道路系统的一个“死角”。
到了唐代，从四川通往越南北部（当时称安南）的“蜀安南道”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中国西南通中南半岛的系统化道路。当时，从四川宜宾（戎州）沿赞道而下，到云南以后，有两条主要的古道通往越南。一是经过安宁（步头路）、通安城至元江（步头）、河口（古涌步）到河内（安南）；另一条从昆明（拓东城）经通海（通海路）、建水、蒙自、屏边到河口而至河内（安南）。这两条路都与从四川宜宾南下的焚道相接，然后向西北进入大理，再沿博南古道通往缅甸、印度等地。《新唐书·地理志》也是将安南通往云南、缅甸、印度等地的道路放在一起论述的，也即“安南通天竺道”，其前半段是从安南到云南昆明、安宁等地的道路，后半段紧接着就是由这些地方一方面通四川（经僰道）、另一方面通保山、瑞丽（经博南道）、缅甸、印度等地的道路。
申旭认为，从四川到云南，再从云南到越南，都应视为西南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从安南到云南这段古道，不仅汇入焚道，继而沿着博南古道通向东南亚及西域各国，更重要的是，它将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成为这两条丝绸之路的联系纽带。从四川成都经灵关道沿博南古道可达缅甸、泰国、老挝及西域诸国，从四川宜宾经焚道到云南、越南地区可达海路，也可以再由此到缅甸、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这样，“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融汇成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完整的循环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从云南通往越南的这段古道，是连接陆路和海路的桥梁。[9]
由于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以及云南各族人民在与周边国家人民长期的交往中形成的睦邻友好和亲缘关系，缅甸等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同中国的贸易从未中断过。宋代，缅甸蒲甘王朝多次通好中国，国家间的正式交往史不绝书，《诸番志》《南诏野史》《宋史》《宋会要稿》《东华录》等书都记载了缅甸送白象、香料等物品给大理国。元代，从云南到缅甸等地设有专门的驿道和驿站，加强了古道的维修和管理；明清时期，东南亚、南亚等国与中国的往来仍不绝于途，并且存在着从缅甸摆古、曼德勒等地到云南永昌（保山）的专门进行大象贸易的道路。[10]
到了清代，云南回族对外贸易的路线已达十余条：（1）由通海经玉溪、峨山、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至打洛，过江后一条直到缅甸景栋，一条经大猛龙到泰国北部的夜柿；（2）由开远经砚山、邱北、广西百色到越南；（3）由峨山经坡脚、扬武、青龙、元江、墨江、通关到泰国、缅甸；（4）从景东经景谷、普洱、思茅到泰国；（5）从楚雄经大理、保山、腾冲进缅甸；（6）由昌宁经顺宁、镇康、耿马到缅甸的麻栗坝；（7）由大理经保山、腾冲、瑞丽、耿马进缅甸；（8）由施甸经昌宁、顺宁、云县、耿马进缅甸；（9）由永宁经丽江、大理、保山、腾冲进缅甸；（10）由德钦进印度。[11]
在上面的对外交往通道中，有几条就是回族马帮开辟的。滇、川等地的马帮商队，来往于中国西南至缅甸、印度、泰国、老挝、越南等国的古道上，元明以后则以回族商帮最为有名。19世纪中叶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又有相当数量的云南回族商人迁居暹、缅诸国，不少人从事长途贩运，带往暹罗的货物主要有核桃、栗子、丝绒、布料及铜制器皿，驮回云南的则有原棉、宝石、谷物等。[12]马帮贸易是异常艰苦的。他们必须穿越万水千山、原始密林，必须经历复杂多变的气候环境。人身安全暂且不说，就是货物辗转贩运、保管、销售，客舍、餐饮、给养和马队给养、维护，等等，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后勤系统，以至于当时许多大理的商人被阻滞留于缅甸时，痛苦地唱道：“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13]
马帮成员可以风餐露宿，可以行走天涯，但他们不可能包打天下，不可能把货物贩运、保管、销售等所有工作都包揽于一身。马帮沿途所至，必须有专门的商业中介人员和物资供应保障人员，这样，就必然形成一个为马帮贸易服务的后勤体系。实际上，经过数百年天长日久的实践，这样一个服务于马帮贸易的体系早已成龙配套，臻于完善。根据资料记载，过去在马帮所经过的路途中，集镇和乡村都有定居华侨为马帮服务。居住在城镇的，主要为来自云南的华侨穆斯林。时间久了，在他们的居住地还形成了一个穆斯林活动中心。例如，在19世纪初，清迈城内已开始建有清真寺；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迈已成为云南穆斯林在中南半岛的聚居中心之一。居住在农村的，也有来自云南的华侨，很可能以汉族为主。例如，过去泰北的不少农村，如泰缅边境至清迈东北部的坊区及清莱府至夜功河一带，也都出现了一些云南人的小规模聚居点，他们大多在当地开荒种地，有的则作为小商贩走村串寨，活跃于各族山民间。[14]马帮商队贸易要依赖与云南人的联系，不但要依赖买卖双方，而且要依赖那些商队必经之地的控制者。他们要利用这些人对道路的所有权，更重要的，寻求他们的保卫和庇护。虽然商人常常全副武装，但他们无法抵挡沿途土匪和对其抱有敌意的地方土著不停的袭击。云南马帮商人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他们向商道沿途控制当地的各种势力缴纳通行费。
马帮所开辟的这些道路，大多位于高山密林之中，行走非常艰难，气候炎热，瘟疫流行，人畜极易染病。例如，滇缅交界多山地，山岭横隔，水文复杂，地理环境艰险，不利于舟车通行，主要借助畜力的驮运。当时云南可用作驮载贩运的役畜，有马、驴、骡、牛，或直接由人背运。在各类役畜中，骡子因易于役使，可行走在多山多林地带，被当成主要驮载工具。同时，为克服山地险阻，还可将可观数量的赶马人及其役畜编制成一体，形成规模且组织严密的马帮商队。云南马帮的组织结构一般以掌帮为首，依次往下还有锅头、班、把，形成分工管理。马帮中又有专业性马帮和临时性的“拼伙帮”，而一支专业性马帮有一套更严密的组织机构，从内部的领导来讲，一般分为大锅头、二锅头、管事三个层次，每人都有明确的分工；骡马本身的编制也有其规律，会按役畜的能力差别，分为头骡、二骡……最后一匹为掌尾。[15]马帮的规模效应，可解决畜力驮运单位运力小的缺点，实现驮载任务的细化分工和运力的集约化；马帮成员的增多和组织的严密，则可加强商旅在危险地区的抗风险能力。从思茅向南走，多为深山密林地区，必须有一部分赶马人走到牲口队伍前面，用大刀砍掉草木，遇到泥塘牲口不能行走时，还要割草铺垫。有的地方还会遇到老虎和大象出来伤人，要随时荷枪实弹加以提防。有些地段只有回族马帮行走，其他马帮都不敢尝试。近现代时期，云南的马帮大多沿着上述道路前往缅、泰、老等国进行贸易。马帮每出去一趟，所花费的时间都比较长。例如，从云南经景栋到清迈、毛淡棉的路程，从河西（今云南通海河西）到思茅15站，思茅到佛海（今西双版纳勋海）8站，佛海到景栋7站，景栋到清迈15站，清迈到毛淡棉17站，共62站。每站五六十华里，那么路程总长三千多华里。在当时的条件下，走这么一趟大约需要半年时间，一般从阴历九十月动身，到翌年三四月才能回到家。[16]英国人克劳福德于1827年的调查表明：“那些由中国来的商旅全由中国人组成。在每年的十二月初，他们就可以抵达阿瓦，据说从云南到阿瓦的路程需耗时六周。这些人从中国启程的时间须在十月中旬的雨季停止之后，因此他们的旅行只限于在上述的时间段里进行。旅程途中不涉水道，那些货物亦不用车载，全部利用马、骡及驴子运送。”[17]马帮一般在相对固定的季节（避开雨季）出发赴缅，又在相对固定的季节回乡。当时马帮走陆路抵达阿瓦、阿摩罗补罗的路线需经阿摩罗补罗城北13英里处的马塔，此地为商队的中转站或商品的集散地。1836年游历缅甸的传教士霍华德·马尔科姆对此记载道：“那些小一些的商队成员由五十、一百或两百人构成，成员最多的商队可达上千人。每个成员有几匹滇马或骡子，有时会有十五至二十匹；每只役畜可用驮子载重约一百至两百磅。在野兽出没不多的情况下，二十五天就走完全程。……商队停靠于一个中国人的集市，位于阿摩罗补罗城北十三英里处的马塔，那里主要居住着克钦人。马塔圈起了一些大围场，里面在开展交易会，随行役畜也在里头喂食放养。”[18]马尔科姆所记载的马帮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并且熟悉商道沿途的地理情况，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实现有规模的运输。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传承中，茶马古道曾串起一个个驿站和乡村，也拉动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在古道中，曾经有许多专门为马帮服务的集市和村镇，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大多数人家都是为马帮服务的。他们不是开马店，就是到山上打马草来卖。过路的马帮，为沿途村镇（包括老挝的村镇）带来了经济活力。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帮、笮桥、栈道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线也在不断更新。但令人惊讶的是，完成于1884年的中缅印边境阿萨姆东北境萨地亚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东孟加拉铁路，以及完成于1903年的由仰光经密支那、曼德勒到腊戍的铁路，大体沿袭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西南丝绸之路”为这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9年建成的川滇公路大部分沿循灵关道，同年建成通车的昆明到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联系起来，支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滇缅公路的大部分是沿永昌道开筑的。再说到后来，1974年建成的成昆铁路，基本上循灵关道与川滇公路平行，而内昆铁路则大体顺着古老的五尺道。两千多年前的古道竟与现代交通路线基本吻合，而那时没有先进的勘测仪器，也没有现代的设计知识，但古老的交通路线于今天的人们看来仍如此合理，不由得让人们发出由衷的惊叹。
顺便指出，云南经四川、西藏到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贸易通道，基本可以称之为“茶马古道”。它从云南的普洱等地开始，南北穿过整个云南，又经四川、西藏，最后到达印度、尼泊尔等国。其间又分为不同的支线。这条路经云南、四川到西藏以后，可以与北方丝绸之路相连，即由新疆于阗经苏格特伊南木拉、巴喀尔入后藏之北部，又经舒伦沙拉、布喀托罗入前藏，再经查古特湖附近而通往拉萨。这样，西南丝绸之路就和北方丝绸之路相互连接在一起。“茶马古道”的里程最长，开通时间也较早，又是四通八达的中国西南陆路交通的组成部分，且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通。但由于云南经四川、西藏到印度、尼泊尔等地的通道与通往南海和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反向，这里就不赘述了。但应强调说明的一点是，西南丝绸之路中的蜀身毒道，沟通了四川、云南与缅甸、印度等国的贸易；而由云南、四川经西藏到达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丝绸之路，拓展了与印度阿萨姆等地的商业交往。这样，中国西南三条主要的对外贸易通道——蜀身毒道、蜀安南道、滇川藏印道，都留下了回族马帮商人的足迹，即皆应被包括在西南丝绸之路的范围之内。[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