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池田大作与鲁迅”的话题聚焦与研究现状
从1909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在“文艺杂事”栏目上刊载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的消息算起，鲁迅在日本的传播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里，日本知识界和广大民众对鲁迅及其作品倾注了大量热情。特别是战后以来，鲁迅的影响几乎遍及日本思想界、文化界和普通大众阶层。鲁迅在日本的传播热波及面十分深广，这显然是日本学者、作家、翻译家以及其他一些鲁迅文学的热爱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鲁迅在日本的接受群体与传播层面而言，鲁迅的接受传播主要发生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层面的文化价值传播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在日本接受与传播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和丸尾常喜等日本学术体制、教育体制内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学者们对鲁迅的纯学术性研究，却对非学院的池田大作、大江健三郎等著名文化人士以及其他民间的鲁迅作品热爱者对鲁迅的传播缺乏足够关注。因此，有学者在探讨鲁迅研究未来新空间的时候就指出，在鲁迅与外国文学文化的比较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还有些空白，有些同鲁迅发生关系的外国作家还未涉及，研究还可以向同鲁迅发生关系的外国思想家、政治家拓展，特别应指出的是，应注重鲁迅对当代外国文学文化的影响研究，鲁迅对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影响……”[5]就池田大作与鲁迅而言，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池田大作在哪些方面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他又是如何传播和践行鲁迅文化价值的？他对鲁迅接受与传播的独特意义何在？探究这些问题显然对我们充分认识鲁迅的世界性影响及其当代价值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为战后日本力主日中友好，日本创价学会的第三任会长和国际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阅读鲁迅作品并深受其影响。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鲁迅思想价值的践行与传播，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鉴于池田大作对鲁迅在日本乃至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重要贡献和影响，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和绍兴鲁迅纪念馆分别授予其“名誉顾问”称号。2000年4月3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张全国、陈漱渝和鲁迅之子周海婴等一行在日本创价学会授予池田大作北京鲁迅博物馆“名誉顾问”称号。陈漱渝在授予池田大作名誉顾问的致辞中指出池田大作与鲁迅在“人学”思想上有着深深的共鸣，他“不愧为鲁迅的‘东瀛知音’”[6]。2002年4月8日，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代表上海鲁迅纪念馆授予池田大作上海鲁迅纪念馆“名誉顾问”称号，他指出：“池田先生是在世界范围内大力弘扬鲁迅精神最有影响的人之一。”[7]2012年4月11日，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俞红一行在东京授予池田大作绍兴鲁迅纪念馆“名誉顾问”称号。她在授予辞中也指出：“池田先生一直致力于弘扬鲁迅精神，并身体力行将鲁迅精神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池田先生与鲁迅先生同为坚持‘人性改良’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两位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在心灵与精神层面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可以说，池田先生最大限度地理解了鲁迅，理解了鲁迅精神。”[8]
鉴于池田大作在传播鲁迅方面的重要贡献，作为鲁迅故乡的大学，绍兴文理学院在2010年4月授予其绍兴文理学院“名誉教授”称号，并在2012年3月与日本创价大学又联合成立了鲁迅与池田大作研究所，专门组织力量收集池田大作的各种著述，发掘和整理池田大作传播鲁迅的资料文献，探讨池田大作对鲁迅文学的解读和对鲁迅教育思想价值的发掘，以及对鲁迅思想精神的承传。正如鲁迅与池田大作研究所首任所长王晓初教授在接受日本创价学会所属杂志《潮》的采访时所说：“中国的池田大作思想研究在扩大，地处鲁迅故乡的绍兴文理学院设立了‘鲁迅与池田大作研究所’，这件事为促进中日友好与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9]深入研究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探究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将两位东方文化巨人的思想精神发扬下去，正是设立鲁迅与池田大作研究所的初衷所在。到目前为止，绍兴文理学院鲁迅与池田大作研究所成员相继发表有关“池田大作与鲁迅”的研究文章10余篇，并提出了“池田鲁迅”[10]这一概念，在学界初步引起反响。事实上，就池田大作对鲁迅传播的价值内涵和世界影响来看，其对鲁迅的独特认识和价值传播具有深厚的价值内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鲁迅长孙周令飞就曾指出，池田大作宣扬和传播鲁迅的重要文献《谈革命作家鲁迅》“是继20世纪竹内好之后，在日本掀起的传播鲁迅精神、研究鲁迅思想的第二次高潮，固然两者传播的范围和形式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相信这次高潮影响的层面和意义十分深远，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为‘人’的精神淬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11]显然，借鉴日本鲁迅研究界“竹内鲁迅”“丸山鲁迅”和“伊藤鲁迅”等称谓，可将池田大作对鲁迅的独特认识和价值传播所建构的“鲁迅像”称为“池田鲁迅”。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过去学界对“日本鲁迅”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学院鲁迅”方面，同时也受研究资料零散等因素制约，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能引起研究界的充分重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学界针对“池田大作与鲁迅”的关注和研究仅限于一些零星发表的随笔、论文和讲座报告。就目前中日两国文化界、学术界所揭示池田大作与鲁迅相互关联的资料文献和研究成果来看，可从印象评述、平行比较和影响研究等角度将其分成三类。
一是从亲身经历与具体感受的角度来呈现池田大作与鲁迅之间的关联，这主要包括中国学者访问日本创价学会、出席相关活动的纪行描述和访问感受等。2002年，在代表上海鲁迅纪念馆授予池田大作名誉顾问之后，王锡荣的纪行文章《心与心的交流——访问日本创价学会》一文描述了他代表上海鲁迅纪念馆在东京创价学园授予池田大作名誉顾问的经过以及池田大作对鲁迅的热爱和传播。他说，池田大作非常崇拜鲁迅，把鲁迅视为自己的偶像，在第一次访华时就主动提出到上海寻访鲁迅墓和鲁迅故居，后来又在各种场合极力称颂鲁迅和宣传鲁迅。同时，他还描述了自己对池田大作面对创价学园学生发表被授予名誉顾问答谢辞时的亲切感受：“池田先生用极其浅显生动的语言，讲入学的意义，讲做人的基本道理，讲鲁迅精神，对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提出了要求。他还表示了终身学习鲁迅、弘扬鲁迅精神的决心。从他的精彩演讲中，我真正领略了池田大作的人格魅力，我看到了他是怎样用自己的心与每一个人交流的。”[12]谭桂林的随笔散文《那年枫叶正红的时候》记述了自己在日本创价大学访学时的感想，他在文中描述了创价大学创办人池田大作的展览厅中陈列着有关鲁迅的资料和物品，切身感受到池田大作对鲁迅的热爱和崇敬，“池田大作十分仰慕鲁迅，展览厅里也收藏了不少有关鲁迅的物件和资料，其中有最早的鲁迅作品的日译本，最有史料价值的则是鲁迅在宏文学院进修日语时的注册印章”[13]。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俞红的《扶桑正是樱花绚烂时——记赴日聘任池田大作为名誉顾问之行》一文记述了她代表绍兴鲁迅纪念馆授予池田大作名誉顾问的经过。在谈到此次创价学会之行时，她感慨：“自从踏上日本国土很直观地所见所闻池田大作先生为实现世界和平及人类的幸福，竭尽心力、一生执着、无私忘我地开辟着和平、文化、教育事业，并且成就卓著，深感震惊和折服！池田大作先生与鲁迅先生有着很多的共同特点，都无愧‘伟大的东亚圣哲’这一称号。”[14]绍兴文理学院鲁迅与池田大作研究所所长王晓初教授在访问日本创价大学时曾接受杂志《潮》的采访，他指出：“鲁迅和池田会长的思想在深层次上是有很大的相通性的。首先，他们都是‘人间主义者’就是最大的共通点。他们都是非常重视鼓舞人心，主张将其发扬光大的。”[15]翻译家文洁若在谈到她对池田大作诗集《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诗选》的翻译时也指出：“这部《诗选》里最感人的一首是歌颂鲁迅的。可以说，在池田大作的成长过程中，鲁迅的人品和文品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6]虽然这些有关池田大作与鲁迅的评述都是印象式的纪行之文、访谈感想和随笔散文，但都明显让人感受到池田大作对鲁迅有着发自肺腑的崇敬之情和他们之间深深的精神联系。
二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探讨池田大作与鲁迅在思想精神上的相通性和共同性。陈漱渝2000年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授予池田大作名誉顾问仪式上的致辞，经整理后以《鲁迅的人学与池田大作的人学》为题发表。他在文中指出池田大作与鲁迅在“人学”思想上有许多相通之处，“鲁迅和池田大作先生的人学思想都是从现实出发，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17]他们都以民众为思考问题的尺度，既表现出对民众的挚爱，也有着对恶势力的憎恨。王锡荣2011年11月在日本关西创价学园和2012年8月16日在上海东方讲坛作过《鲁迅与池田大作——东亚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共同点》的专门讲座，他在演讲中指出：“只要深入地研究池田大作先生的著作和言行，就不难发现，池田大作先生与鲁迅一样，是一个伟大的东方圣哲。他们都有强烈的人格魅力、高尚的人性、博大的胸怀、深湛的学养、热烈的爱憎，都有等身的著作，都引领着时代精神的前进方向。”[18]该讲座从爱国爱民的情怀、疾恶如仇的性格、洞显烛幽的深邃思想、著作等身的艺术成就、引领时代的世界性眼光、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和博大精深的东方圣哲等七个方面系统梳理了鲁迅与池田大作这两位东亚伟大思想家的共同点。傅红英在《生命的尊严：鲁迅和池田大作的人学思想研究》一文中指出，鲁迅的“立人”思想和池田大作的“人性革命”理论有着多方面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在：“生存权是生命尊严的前提，话语权是生命尊严的表现形式，而抗争是生命尊严获得的必要途径。”[19]李红霞的《鲁迅与池田大作女性观比较》一文揭示了鲁迅与池田大作在女性观方面同中有异，互相映衬。具体表现在：一是他们分别从愚弱无声与角色紊乱的角度对女性生存状态进行反思；二是两者分别通过启蒙理性与佛法妙音来对女性的主体性进行热情倡导。他们的女性观“体现出由不同生活阅历、民族心理、时代背景、思想资源等交织熔铸而成的文化情境的复杂影响，同中有异，互相映衬，触发人们诸多相关思考，并与20世纪中日作家的女性主义文本形成了潜在对话关系”[20]。从这些将池田大作与鲁迅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文章中明显可以看到，池田大作与鲁迅在心灵上是相通的，在思想上更是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池田大作还受到过鲁迅的深刻影响，他在价值思想方面对鲁迅有着许多相承续的地方，因而深入系统地探究池田大作与鲁迅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是非常必要的。
三是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探讨池田大作在文学创作、革命精神以及教育思想等方面对鲁迅思想的接受与借鉴。曾促成池田大作与金庸、饶宗颐等著名文化人士开展对谈的香港学者孙立川在2004年香港国际创价学会香港文化会馆作过“与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对话——池田大作先生与鲁迅、巴金和金庸”的文化讲座，后来他将讲稿整理成《跨越过国界与时代的理解——池田大作的鲁迅观》一文。文中，他从接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池田大作对鲁迅思想、文学以及青年观的理解与阐释，并指出池田大作“与鲁迅相遇在文学的世界，文心相通，引为知交”[21]，“他对鲁迅文学的理解可以称为是其异国知音”[22]。谭桂林教授曾系统探究了池田大作与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间的深刻联系，他的《池田大作的鲁迅观》一文专门探究了池田大作与鲁迅产生精神遇合的机缘，池田大作对鲁迅革命作家、教育家和不屈斗士等三位一体形象的体认，以及池田大作对鲁迅文学的真切感受和富有创建性的解读。他指出，对鲁迅作品的广泛阅读，“无疑使池田大作能够从不同的侧面，既有比较又有联系地看待鲁迅，从而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认识，并给予高度的评价”[23]。陈红旗的《论池田大作对鲁迅革命精神的异域接受》一文从对鲁迅“以笔为武器”斗士人格的尊崇、对鲁迅“人性革命”文学思想的认同以及对鲁迅“以青年为本”价值观的体认等三个方面阐释了池田大作对鲁迅“永远进击”革命精神的接受。该文还指出：“依据池田早年对鲁迅的阅读和接受情况来推断，他所提倡的‘人性改良’主张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有一定的师承关系。”[24]日本创价大学教授高桥强的《池田大作心目中的教育家鲁迅》一文则聚焦了池田大作对教育家鲁迅的教育思想的体认和继承。文章指出，在创价教育的实践中，池田大作在人格精神和教育理念等方面与鲁迅有着深深的共鸣。“以人本教育作为目标的池田先生，作为创价大学的创立者，在大学的毕业典礼时举行文化讲座《谈革命作家鲁迅先生》，透过鲁迅先生的一生，学到了持续人本教育的内容：（1）与恶搏斗并消灭恶，实现产生善行的正义；（2）确立人创造‘第三时代’；（3）对于人的善性给予绝对信任，持续保有希望；（4）不忘恩师，持续沸腾无限的勇气。”[25]另外，著者的《人学思考与青年培育——池田大作对鲁迅人学观的接受与实践》一文也从“人学”思想和青年培育的角度揭示了池田大作与鲁迅之间的共鸣和承续关系，“少年时期相同的艰难经历以及同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让池田大作同鲁迅有着深深的心灵遇合与精神汇通。所以池田大作一直非常尊敬和喜爱鲁迅，一方面汲取了鲁迅‘立人’和批判国民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发扬着鲁迅的精神，并像鲁迅一样孜孜不倦地进行着‘人性革命’的思考和培育青年的事业。”[26]可以说，无论是对鲁迅精神人格的尊崇、对鲁迅“精神革命”思想的认同，对鲁迅“以青年为本”价值观的体认，还是对鲁迅“人学”思想的接受、对鲁迅教育思想的承续，都显示出池田大作与鲁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因如此，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思想阐释与价值践行非常值得深入探究。
综上所述，从对“池田大作与鲁迅”这一课题相关文献的梳理和研究现状的分析可知，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被学界所关注，而且目前国内外针对“池田大作与鲁迅”的研究也仅限于一些零星发表的论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看，研究都还显得比较贫乏。这些研究成果或停留在表象化、平面化的叙述上，或从感性认知的角度去认识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缺乏系统的阐释与深入的分析，研究对象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尚待进一步挖掘。可以说，目前该课题的研究现状与池田大作致力于鲁迅传播的丰富内涵及深远影响是不相称的，因而开展此课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该课题的研究视野与研究层次不能仅仅囿于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多维的研究视角以及与此关联的立体状和系统性的研究格局也亟待搭建。该课题的研究既需要关注池田大作对鲁迅的阅读、探究和传播等“可视”层面的考察，更要深入探究池田大作对鲁迅人格精神、价值思想的内化和承续，以及他在对鲁迅价值进行重估过程中的“创造”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