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劳动成本价值理论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经济学分析是从商品开始的,在这种脱离了人的行为和决策的思辨结构下,商品交换的动力只能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和等价交换原则,从而回答市场交换的原因和性质。这就必然导致“双重叙述悖论”,也就是说在商品交换之前孤立地论证商品和价值的二重性,从而使价值规定成为一种“先验的结构”,并且使价值的严密定义和量化成为一个无解的疑难。这涉及劳动的同质化和不同类型劳动时间的相互约化困难,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教授一个小时的劳动等于清洁工几个小时的劳动,我们也不能回答钻石、名贵艺术品、古币、窖藏酒……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从何而来。
在古典学派中“大多数价值理论者试图解释既定时间点上相对价格的决定力量。然而,按照李嘉图的观点,价值理论的主要难题是解释导致不同时期相对价格变化的经济力量”[2],这推动他去发展一种较为中庸的劳动成本价值理论。另一个极端则是马克思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纯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整个古典学派力图从工资、地租、资本,也就是从生产成本去建立科学的价格理论是不成功的,他们总是去规定市场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即价格被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去分析市场为什么接受这一价格,他们没有真正发现决定相对价格变化的经济力量。特别是李嘉图,最终并没有阐明不随时间而改变的绝对价值的量度问题,马克思的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没有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从而给从生产成本到市场价格的决定力量这一理论路线带来太多的曲折和混乱。
离开人的行动和决策,仅仅孤立地从商品开始经济学分析也正是古典主义“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根源。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判了“商品拜物教”,他指出: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
但是,马克思始终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商品分析—劳动价值论—生产成本—市场价格(相对价格)的理论路线。李嘉图的关注点是导致不同时期相对价格变化的经济力量,他认为尽管市场价格或者说相对价格变化,可能由很多需求和供给因素决定,然而自然价格(均衡价格)的变化,总是可以通过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变化得到解释。我们也知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价格理论。因为不存在商品分析—劳动价值论—生产成本—市场价格的单一因果链,关键并不在于定价问题(即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而是市场对定价的认可和反应,市场会用成交概率来回答,特别是货币在市场价格决定中内在的关键作用问题,以及价格变化的历史的动态过程。
当然,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例外,马克思在他有特色的交换理论中,强调了货币的特殊重要性。他知道价值理论并不是经济学分析的目的,而是“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4]。同时,他还清楚地意识到,只有社会的行动和社会过程才能使一个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货币。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一开始就是宏观的。他指出:
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5]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货币最终完成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统一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