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内关于火车现象的研究

相比起国家大力发展高速铁路的热情和不断追加的巨额投资，国内学界对铁路和火车作为文化现象的研究却并非那般火热。关于火车旅行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经验的研究几乎没有，而对火车在文学艺术中作为一种意象的专门研究也为数不多。《中国文学中的“铁路火车”意象与现代性想象》（王桂妹，2008），文章以黄遵宪的诗歌分析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以铁路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的美好想象，以老舍的《断魂枪》解读知识分子面对田园文化失落的痛楚，以莫言的《檀香刑》剖析底层民众将铁路视为异己力量的恐惧与抗拒，并希望以这些情感和经验作为反思现代性的端口。《浅谈〈风景〉中的“火车”意象》（乔芊，2009）则深入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认为火车往往被视为一种狂暴的力量，一种拯救的希望，一种对过往生活的叛逃，一种对人间风景的观看者。

类似的文章还有《20世纪30年代京派和海派文学中的火车意象——对现代性反思的殊途同归》（何爽，2011）。作者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文学中产生了火车的双重意象，对海派来说，它是“炫耀都市文明的资本”，也是“引起都市人物焦虑感的推动剂”；而在京派笔下，火车意象是代表都市文明向田园入侵的破坏者，但又是城乡间的连接者。两者都利用火车作为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文化意象。这与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火车的双面形象很是相似，可见，对那些最初接触火车的人们来说，其文化心理是颇具有相似性的。值得一提的还有《早期新诗对火车的时空想象（1917—1927）》（刘德江，中央民族大学2009届硕士学位论文），以20世纪20年代的汉语新诗为切入点，探讨了以火车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当时的乡土中国在时间观和空间观上的影响。

与之相应，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同样关注铁路与火车在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功能，并且由于各国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呈现出较为多样化的特质。如《解读 D·H·劳伦斯小说中的“火车意象”》（项凤靖，2007），作者认为《彩虹》和《恋爱中的妇女》中反复出现的“火车意象”构成了小说的“节奏”，体现出劳伦斯对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质疑与忧虑。再如，《火车上的三四郎——夏目漱石〈三四郎〉中的现代性与速度的意味》（李征，2010），以夏目漱石的《三四郎》为代表，考察了火车的出现给明治时期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主要表现为火车的速度对传统的视觉习惯、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带给人们的苦恼和忧虑。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纳博科夫的“火车”：通往“另一世界”之旅》（郑燕，2013）、《火车意象的二重奏：赖特俳句中的黑人美学与和谐生态》（钟蕾，2014）,《乔治·爱略特小说中的铁路意象》（罗灿，2016）等。郑燕从纳博科夫的《柏林指南》《机缘》《云影·古堡·湖光》等小说作品出发，认为火车旅行构建了心理细节、历史叙事空间，并因制造了真实的物理距离，使自我得以接纳他者，接受差异性，最终实现了更好地认知自我。火车成为探寻纳博科夫“另一世界”之多重意义的突破口。钟蕾则认为，理查德·赖特的22首关于火车意象的俳句体现出其作为非洲裔美国作家的独特书写。火车既被视为与“黑人”等同，黑人深受种族主义束缚，只能像火车那样，无奈地进行没有止境、没有结果的逃离；火车还被用来象征现代文明，由此与自然界的花鸟树木形成二元对立。由此，赖特笔下的火车，“奏出了诗人内心追求消除种族主义的黑人美学以及现代文明与自然环境和谐生态的二重奏”[43]。罗灿对铁路意象的分析同样落脚于乔治·爱略特对工业文明和西方文化出路的思考，与学界对劳伦斯的研究相契合。

火车和铁路与现代性的关系，同样隐含在这些意象分析的文章中。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就发生在李金发在20世纪20年代乘坐的一趟里昂火车上[44]。不过，唐凌洁的《火车与现代性——写在2010中国实现铁路全国覆盖之前》（2010）乃是从事故、创伤、时间、空间、电影等几个角度专门讨论火车与现代性的关系，主要立足于国外经验。在此，电影与铁路的关系值得关注。其实，电影从诞生起即尝试将铁路置入其镜头之中，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1895）是其最有名也最具轰动性的早期电影。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铁路使电影的题材及其表现方式具备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光影飞驰的列车——华语电影中铁路意象与现代性研究》（李杨，2013）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文化语境出发，解析各地电影作品中的铁路意象。《铁路与欲望——电影〈金山〉的文化症候阅读》（魏然，2009）则围绕华工与美国太平洋铁路的关系，探讨了这一主题在电影《金山》中的呈现方式。

也有对各类交通现象进行普遍关注的。徐敏教授在《电影中的交通影像：中国现代空间的视觉重塑》（2006）中认为，现代交通不但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生产力形式，而且在以《都市风光》《新女性》《八千里路云和月》《小城之春》等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现代电影作品中，交通工具已经不是普通的电影道具，它们被赋予了强烈的社会和文化内涵，表现出权力、叙事和场所三种功能，传达出特定的现代美学意味。文章认为，现代交通工具——包括火车、汽车和轮船——重新塑造了现代中国的社会空间和阶级关系。这一思路具体还体现在徐敏的《香车美女：身体的私有化与异性恋快感》（2005）、《汽车与中国现代文学及电影中的空间生产》（2006）、《鸦片和轮船：晚清中国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述》（2009）等文章中，显现出他对交通工具作为文化研究对象的高度重视。《论新诗中的交通意象空间》（卢桢，2010）将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视为“凝聚着文化冲突与心理震荡的焦点之物”，因为它们改变了“千百年来传统人文场域建立起的速度感”，从而直接影响到新诗的再现技巧，比如嘈杂与和谐的双声共鸣，器物发达与人性压抑的悖论，以及在流动的空间寻找心灵的支点[45]。物质技术不但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内容，进而变革了其艺术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