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回溯

第一节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学术背景与演进路径

一 实证主义的发端：社会科学对哲学的反抗

尽管人类知识的专业化和学科化在近现代才得以形成，但若追本溯源，无疑要感恩作为人类知识母体的哲学。正是由于哲学的“爱智慧”，它在对最一般、最普遍和最深层问题的“追思”中孕育了现代文明，同时也催生了人类知识的两大殿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近代知识结构主要是在哲学院里（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在法学院里）确立起来的。无论是文科领域的从业者，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都纷纷涌入哲学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1]。然而，由于古典哲学典范的包容性、综合性和思辨性，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近代以来知识专业化和学科化的整体趋向。于是，在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上掀起了一场“独立于哲学”的抗争。

对哲学的反抗，首先勃兴于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科学为什么要反抗哲学呢？这就涉及人类学术史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大问题，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如果从语境论的视角来检视两者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自然哲学语境中的原始一体化时期、中世纪宗教神学语境中的非正常关系时期、近代前期经验自然科学语境中的分化独立时期、近代后期理论自然科学语境中的相互渗透时期以及近代科学与哲学相互交融语境中的高度综合时期”这五个阶段。[2]可能正是由于科学与哲学经历了“融合—分离—再融合”的循环，学界通常使用诸如“一般与个别”“指导与蕴含”等语言来概括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相对独立的关系。正如曾国屏教授指出的：“没有相互独立就谈不上相互联系。承认这种相对独立性，是正确认识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前提。只看到两者联系的一面，表面上是抬高了哲学，实质上是贬损了哲学；表面上强调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实际上往往有‘过分殷勤’之嫌。”[3]

相对于哲学而言，自然科学侧重于考察事物的性质和运动规律，强调“解剖”自然，从经验事实中探寻一般性规律。因此，经验性研究对于自然科学日益重要。对此，华勒斯坦的见解无疑是极为深刻的。

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主要衍生于天体力学的研究。起初，当人们试图确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并未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者看成是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视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早在19世纪初期以前，两个知识领域的分化业已失去了它们原先作为两个“独立而平等的”领域的意义，而开始着上一层等级的色彩，至少在自然科学家眼里是如此：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非科学）。到19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人们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语主要地（而且经常是唯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一直都在竭力地为自身争取与另一种称为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实则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这种努力达到了顶点。[4]

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反抗无疑是成功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先后从包罗万象的哲学中分化出来，并相继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科阵地。同时，以观察、实验和数学统计为支撑的研究方法，也成为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思辨哲学的显著标志。

受到自然科学抗争胜利的鼓舞和激励，在哲学内部也产生了躁动，出现了反抗传统哲学立场的“异端”，这就是实证哲学。作为哲学内部的革命分子，实证哲学坚定的支持者们高举知识专门化和学科化的大旗，掀起了对（形而上学）哲学的反抗，并最终促成了社会科学的独立。

对此，华勒斯坦同样做出了精辟的阐释。

我们能够对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进行理智的反思，这一想法至少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这些智慧果实要么以启示的形式呈现出来，要么就是对某些永恒真理所作的理性演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5]

那么，实证哲学是如何阐述其独立于哲学的立场的呢？实证哲学的创始人，同样也是广义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孔德首先将人类知识的演变归纳为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中，人们将神灵（拜物教）作为各种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和基本方式；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用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取代神灵来解释世界；在实证阶段，人们则通过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即因果关系），从一切方面对存在物做出系统评价。[6]在提出了三阶段规律之后，孔德指出，只有当其与科学分类相结合时，才会产生严格而实际的意义。据此，孔德提出了他关于科学分类的思想。他认为，科学可以划分为六门基本学科，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这六门学科的序列是不变的，而且这六门学科既是历史的和学理的，又是科学的和逻辑的。其中，第一门（数学）必然是独一无二的出发点，而最后一门（社会学）则是整个实证哲学的唯一基本目标。[7]在孔德看来，真正的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现象的实证研究。

在另一位实证哲学的集大成者涂尔干看来，社会科学获得“解放”的重要标志就是“独立于哲学”。对此，涂尔干做了如下解释。

社会学无须使用那些使形而上学者们发生意见分歧的重要假说。它的全部要求，是叫人们承认可把因果律的原理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社会学的这种解放，对于哲学本身也极为有利。只要社会学家没有充分地摆脱哲学的影响，它就只能从社会事物的最普遍的方面，即从同宇宙间的其他事物极其相似的方面来认识社会事物。即便处于这种状态的社会学能够用新奇的事实注释哲学，那它也不可能用新的观点来充实哲学，因为它丝毫不能给研究对象增添新的内容……社会学随着自身的日益专业化，便能为哲学的反思提供更为独特的材料。[8]

可见，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独立于哲学的影响极为深刻，实证哲学有着鲜明的科学化指向。实证哲学的代言人和先驱者对哲学的反抗有以下四个出发点。首先，基于事实和现象去探寻和发现具有普适性的规律，反对形而上学哲学的抽象思辨；其次，知识就是经验，就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再次，自然科学发现的方法和逻辑同样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最后，把获得实证性或科学性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这四个出发点构成了后来冯·赖特（V.Wright）所谓的实证主义三大信仰，即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以精确的自然科学发现逻辑作为衡量社会科学的标准、通过因果关系解释社会现象。[9]

可以说，实证哲学的勃兴，是社会科学建制化和学科化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社会科学逐渐形成自身风格和特点的必然要求。但是，正如彼得·温奇（Peter Winch）所言：“任何有价值的社会研究在本质上必须是哲学的，任何有价值的哲学必定关心人类社会的本性。”[10]朱红文教授同样指出：“既有的学科并不是一堆僵死的知识和概念，而是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一种切入不断变革的现代世界的角度。全球化的时代无疑比以往的世界要复杂得多，因此，我们需要综合性的观念和超越单一学科边界的努力，需要复兴哲学，需要哲学的抽象力和整体地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11]也正因如此，“开放”社会科学极为必要。

社会科学对哲学的反抗催生了实证哲学的勃兴，也加快了社会科学独立于哲学的步伐。更为重要的是，它造就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思辨和逻辑推衍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方法论，并成为统治社会科学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主流方法论。从其历史演进的轨迹来看，实证主义方法论大致经历了前实证主义、传统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三个阶段。

二 前实证主义时期：从亚里士多德到休谟

如果从实证主义的发端来看，一般以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作为实证主义起源的标志。然而，在孔德之前的学术发展史中已经出现了实证主义的端倪，从中可以管窥实证主义的蛛丝马迹，本书将其称为“前实证主义时期”（The Pre-positivist Era）。这一时期大致经历了从古希腊到17世纪末期的2000多年时间。前实证主义时期涌现出多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包括：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和休谟。

古希腊杰出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处的时代，是大师辈出的时代。与同时代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研究兴趣极为广泛，囊括了从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到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然而，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思想不仅包括了理性思辨、感觉和好奇等形而上学的一面，还具有偏好观察、经验以及因果关系等实证主义的一面，他也因此被称为古希腊时期的“第一位科学哲学家”。

首先，亚里士多德强调观察和经验在获取科学知识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观察和经验既是产生科学知识的原因，也是检验科学知识的标准。对于观察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科学研究从观察上升到一般原则，然后再返回到观察”[12]。在谈到经验的意义时，亚里士多德认为，经验创造了匠人的技巧和科学家的知识。他指出：“我们用这样构成的经验来发现属于每一门学科的原则。例如，在天文学中，正是天文学经验提供了这门科学的原则，因为仅当恰当地掌握了现象，才能发现天文学中的证明。对其他任何科学来说，情况也是如此”[1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获取科学知识应当遵循的过程是：观察—感官知觉—记忆—经验—知识。这已经基本接近后来的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Walter Wallance）在其著名的“科学环”中描述的科学研究的逻辑过程。只不过，华莱士增加了“假设—测量—假设检验”这三个具体的操作过程。[14]

其次，亚里士多德也非常重视因果关系在获取科学知识中的作用。对此，亚里士多德有过非常精辟的阐释。

我们是在寻求现存事物，以及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的诸原理与原因。健康与身体良好各有其原因；数学对象有基本原理与要素和原因；一般运用理知的学术，或精或粗，均在研究诸原因与原理。所有这些学术各自划定一些特殊（专门）实是，或某些科属，而加以探索，但它们所探索的却不是这些实是的全称……它们以事物之本体为起点——有些将其作为假设，有些将其作为不问自明的常识——于是它们或强或弱的，进而证明它们所研究的这门类中各事物之主要质性。[15]

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科学研究必须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只有当明确了事物的基本原因之后才能真正地了解该事物。他认为，原因可以分为四项，即本因、物因、动因和极因。[16]尽管亚里士多德对于因果关系的界定仍然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以致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百思不得其解，像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何以有如此天真可笑的见解。[17]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验证实的原则，但他却推崇观察、经验和因果关系，这在那个形而上学思辨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已实属不易。他所提出的物因和动因已经类似于现代实证主义方法论中的因果方法。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已经默认了科学研究中的经验证实原则，开启了实证主义的先河。正是得益于亚里士多德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后来的实证主义者们才得以在此基础上开创实证哲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获取科学知识的途径尤其是他的“四因说”，曾一度被中世纪的教会斥为“异端学说”，甚至被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歪曲利用，成为披着自然科学外衣的神学体系。阿奎那依据“四因说”，提出上帝是“一切形式的形式”，是宇宙的“终极目的”和“第一原因”，并将整个世界描绘成一个自下而上、层层依附并最终归命于上帝的森严的等级体系。[18]经院哲学荒谬的神学体系及其对科学和哲学的压迫与歪曲，激起了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不满，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杰出斗士，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作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对经院哲学的神学体系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培根认为，科学研究需要以探求自然事物的原因和规律为目的，观念和知识并非来自经院哲学所称的“上帝的启示”，而是来自经验世界。培根指出，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只有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那么，如何基于经验来获得知识呢？培根主张，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选择和排除才能得出正确结论，进而获得科学知识。[19]由此可见，培根的思想体现了现代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取向，即观察和实验。

与培根同时期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也是一位早期的实证主义者。与培根推崇经验和实验方法不同的是，笛卡尔是一个唯理论者，他强调演绎和先验推理，主张用“怀疑一切”的方法来求证知识来源的可靠性进而获得真实可靠的科学知识。在笛卡尔看来，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怀疑，才能发现类似于几何学的确定性知识。笛卡尔指出，获取科学知识的方法分为四个步骤：首先，要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凡是明确认识到的东西，绝不接受；其次，把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再次，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逐一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最后，进行全面考察，检验所有的问题是否均得到圆满解决。[20]笛卡尔寻求确定性知识的态度及其推崇的演绎推理的方法，成为实证主义方法论中通过演绎形成假设，进而检验假设的基础。

与笛卡尔一样，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也追求确定性知识。然而，在休谟那里，知识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的分析知识，主要包括数学和逻辑学；另一类是“关于事实和存在的推论”的综合性知识，即经验性科学。在休谟看来，所谓“确定性知识”是由命题构成的，并且“这类命题，我们只凭思想作用，就可以把他们发现出来，并不必依据于在宇宙中任何地方存在的任何东西”[21]。同时，一切“确定性知识”都来自经验，只有通过经验才能予以证实。据此，休谟提出：“任何书籍，如果其中既不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又不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22]。也就是说，休谟认为，只有数学和经验科学才是确定性的知识，其他任何知识都没有意义。同时，休谟指出，要获得确定性知识，首要的前提就是区分事实与价值。在科学研究中，无法在逻辑上从实然推出应然，因此，科学研究中没有价值的立足之地。休谟关于“确定性知识”的分类及其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成为后来实证主义的基本信仰之一。

从对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和休谟哲学思想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形成由来已久。尽管这些思想家并未明确提出实证主义的概念，但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方法论的阐述中，已经贴上了包括观察、经验、事实和实验等要素在内的实证主义的标签。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具有“经验和思辨并存”的特点，那么，培根、笛卡尔和休谟则作为彻底的经验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正是由于他们的贡献，为实证哲学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石。或许，我们可以将前实证主义时期的观念称为“朴素的实证主义”。

三 传统实证主义时期：从孔德到马赫

1830年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实证主义开始登上学术舞台。自孔德之后，经过诸多坚定的实证主义者们的继承和发展，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流方法论。从19世纪30年代孔德提出“实证哲学”的概念，到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实证主义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从形成到成熟的演变，本书将这一阶段称为“传统实证主义时期”（Traditional Positivist Era），这一时期的实证主义可称为“古典实证主义”或“经典实证主义”。传统实证主义时期的杰出代表包括：孔德、密尔、涂尔干和马赫。

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孔德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贡献可媲美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对行政学的贡献。如果说威尔逊是“行政学之父”，那么孔德就是“实证主义之父”。正是由于孔德的杰出贡献，实证主义作为哲学领域内的“革命者”，华丽地登上了学术舞台。孔德对于实证主义的认识，是在其之前的休谟等经验主义者以及在其之后的涂尔干等实证主义者所无法企及的。因为在孔德那里，实证主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方法论范畴而成为一种“精神”，是孔德毕生所致力于追求和实现的一种“主义”。这种“精神”和“主义”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将科学知识的来源深深根植于因果关系的规律之中。孔德的实证哲学与朴素实证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孔德不仅强调观察、事实和经验，更强调在此基础上的预测。对此，孔德曾有过非常精彩的阐释。

为了能够脱离人类的初生状态，人们多么应该认真培养真正的实证精神。科学，实实在在寓于现象的诸规律之中；不管事实本身如何真实、众多，也只为科学提供必不可少的材料。然而，通过考察这些规律的恒常功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正的科学，远非单凭观察而成，它总是趋向于尽可能避免直接探索，而代之以合理的预测，后者从各方面来说都构成实证精神的主要特征。这样的预测，不断发现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必然结果，它绝不会把真正的科学与虚妄的博学混淆起来，后者机械地堆砌事实，却不想对此加以演绎推断……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23]

孔德这段阐释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他构建了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科学研究中的一般过程，即观察事实—推断—因果关系—预测未来。这个过程后来成为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模板”。吴琼恩教授对此评论道：“孔德的实证哲学实际上即实证科学，而其研究方法，即在于发现自然规律，无论社会生活或自然现象均服从此一不变的自然规律。”[24]换言之，孔德所致力于构建的实证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与形而上学哲学相对立的“科学的哲学”。在实证哲学那里，只探求实然而不问应然，并在实然的基础上做出预测，这也成为后来的实证主义者们恪守的信仰。孔德创立的实证哲学，是实证主义的渊源。无论实证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它也无法脱离孔德设立的实证精神的范畴。

当孔德的实证哲学在法国兴起之后，19世纪40年代，英国也开始了对实证主义的研究。其中，约翰·密尔（John Mill）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英国实证主义的先行者，密尔的实证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其《逻辑体系》一书中。与孔德一样，密尔拒斥形而上学，强调经验事实并主张“科学的哲学”。密尔指出，虽然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为复杂，但两者的研究目的和方法论是相同的，都需要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来发现经验规律（Empirical Uniformities），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解释和预测。[25]与孔德不同之处在于，密尔特别重视归纳逻辑（Inductive Logic）的作用。他认为，我们不但需要发现自然界的定律，而且还要研究发现这些定律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归纳，即自然界的定律可由资料归纳推论而得出。值得注意的是，密尔之所以主张归纳逻辑，主要是基于对形而上学的反对，这与后来波普尔（Karl Popper）反对逻辑实证主义而主张演绎逻辑（Deductive Logic）的路径是一样的。尽管这种归纳逻辑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由于它在程序上的严谨和一致，在科学研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正如林肯（Yvonna Lincoln）和库巴（Egon Guba）所言：“密尔的逻辑为社会和自然科学提供可使用的首尾一贯的程序原理。虽然仍受到相当多的批评，它的原初形式直到今天仍是具有优势的方法论典范。”[26]

涂尔干无疑是继孔德之后法国最杰出的实证主义集大成者。涂尔干一方面继承了孔德的实证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对其做出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这种深化和拓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涂尔干虽然也认同对因果关系的探求，但他认识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认为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简单复制并将其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是有害的。在涂尔干看来，不能把非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在社会科学中探求的因果关系，是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即用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而不能把社会事实简化为心理条件或机体的生存条件，这样只会使复杂的社会事实失去其固有的性质。[27]涂尔干认为，生物社会学家的错误，就在于试图从生物学的规律中推导出社会研究的规律，这是毫无意义的。涂尔干对这种“个体主义社会学”提出了强烈批判。

个体主义社会学只是把物质论的形而上学的旧原理运用到社会生活之中而已。它所坚持的原则就是通过简单解释复杂，通过低等解释高等，通过部分解释整体，所有这些都充满矛盾……我们必须通过整体特有的属性来解释现象是整体的产物，通过复杂来解释复杂，通过社会来解释社会事实……这是科学研究所能遵循的唯一途径。[28]

其次，如果说孔德的实证哲学致力于构建的是实证主义的理论体系，那么，涂尔干除了在理论上对其做出进一步的深化之外，他还将其运用于社会学研究的实践中，《自杀论》便是涂尔干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论完成的经典著作。

除了上述三位实证主义的先驱者之外，还有一位与涂尔干同时代的实证主义者同样值得关注，他就是奥地利学者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马赫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与孔德和涂尔干等人相比，马赫是一位更为彻底的反形而上学者。由于他的双重身份，马赫不仅主张在哲学中清除形而上学，而且也强调在科学中尤其是在物理学中清除形而上学的基础。马赫把世界归结为感觉要素彼此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合体，主张科学研究要从经验出发，建立“统一的科学”。对此，马赫解释道：

如果我们将整个物质世界分解为一些要素，它们同时也是心理世界的要素，即一般称为感觉的要素，如果更进一步将一切科学领域内同类要素的结合、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当作科学的唯一任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在这种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统一的、一元论的宇宙结构，同时摆脱恼人的、引起思想紊乱的二元论。[29]

一方面，马赫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和范围就是对感觉印象（经验）的规律或者其出现的序列加以描述，一旦超越了这种感觉印象而对于超验的东西有所追问（如欲对客观世界加以解释），就会涉及形而上学的问题，科学家必须对此提高警惕。

另一方面，在马赫看来，自然界既无原因也无结果，一旦人们要追问其间的因果关系，就会涉及世界或自然的本源问题，那样便陷入了形而上学的陷阱。因此，马赫主张用函数关系来替代因果关系，因为函数关系能够更为精确地表达出因果关系所要表达的含义。[30]

从以上的梳理中可以发现，传统实证主义时期思想家们的实证主义观在学术观念上是相同的，即拒斥形而上学，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对因果关系的探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预测。如果从库恩关于科学革命过程中典范变迁的视角来看，传统实证主义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并形成了共同体信仰，实证主义典范已经产生。尽管涂尔干反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实验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探寻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方法。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物理学革命的巨大影响，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定量化和操作化的趋向。马赫“用精确的函数关系来表达因果关系”的主张逐渐开始流行，进而推动了传统实证主义向逻辑实证主义的演变。

四 逻辑实证主义时期：从罗素到卡尔纳普

逻辑实证主义的起源可追溯至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共同倡导的逻辑原子论。逻辑原子论创设的逻辑分析方法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石，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也因此被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者和精神领袖。

作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罗素全部哲学思想的中心就是“逻辑”或“逻辑分析”。罗素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拒斥形而上学。罗素认为，知识必须局限于经验的范围而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否则就是独断论或形而上学；其次，哲学的本质就是逻辑。在罗素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对通过经验及科学建立起来的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它可以使科学命题更加清晰明确，也可以使从经验中得到的不确定和有疑问的东西变得确定和没有疑问；最后，逻辑原子论。罗素指出，通过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逻辑分析，直到无可分析为止，那么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之所以称为逻辑原子，是因为“它们并不是小粒小粒的物质，而是构成事物的所谓观念”[31]。逻辑原子又可称为“原子命题”（Atomic Proposition），它们产生于“原子事实”。所谓“原子事实”，并非某一个简单的事物，而是事物所具有的某种性质或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原子命题是构成经验世界的基本材料，是再也无法分割的最基本的感觉经验。

在罗素的分析哲学中，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是由原子命题构成的。将诸多原子命题用“除非” “假如”和“或者”等连词连接起来，便构成了分子命题。把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通过逻辑分析进行推理，便形成了语言系统，而整个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语言系统来表达的。需要指出的是，罗素所说的逻辑就是数理逻辑。通过数理逻辑的推演来分析科学命题既是哲学的根本任务，也是哲学的目的和方法。这就是罗素分析哲学的核心思想，也是逻辑实证主义中逻辑分析方法的渊源。

作为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继承并发展了罗素创立的逻辑原子论。1922年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英文版问世之后，对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就曾宣称：“就我来说，维特根斯坦是除罗素和弗雷格以外，对我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哲学家。在维也纳小组里，我们高声朗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一书的大部分，并逐句加以讨论。”[32]另一位逻辑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石里克（Moritz Schlick）也认为：“我确信我们正处在哲学上彻底的转变之中……而维特根斯坦（在1922年的《逻辑哲学论》中）则是一直推进到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33]

与罗素一样，维特根斯坦反对形而上学，并力图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消灭形而上学。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区分命题是否有意义，凡是能够为人们的思想所认识的，就是有意义的命题；反之，就是没有意义的命题。那么，一个命题如何才能为人们的思想所认识呢？他认为，如果一个命题在结构上可以通过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就可以为人们的思想所认识，进而也就有了意义。以此为标准，他指出：“许多哲学语句，尤其传统形而上学的语句都是没有认识内容的假语句。”[34]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中诸如上帝是否存在、人性是否善恶等命题，无法运用语言进行逻辑结构的分析，它们超出了人类认识的能力，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命题。

另外，如果说罗素逻辑原子论的核心概念是“原子命题”，那么，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核心概念就是“图式”（Picture）。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关于世界的图式，是由无数个描述事实的小图式按照逻辑结构组合而成的大图式。现实世界是由事实、原子事实和简单物体三个层次构成的，相应地，语言也包括了命题、基本命题和简单名称三个层次。这就是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35]

可见，维特根斯坦与罗素一样，均排斥形而上学，强调逻辑分析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哲学就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相比于罗素对经验的强调，维特根斯坦更注重对语言逻辑结构的分析。凡是可以进行语言上的逻辑分析的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命题；反之，则是没有意义的命题。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就是首先对其进行语言上的表达，然后进行逻辑结构的分析。具体的分析路径就是用简单名称来表达简单物体，然后形成基本命题来表达原子事实，最后由基本命题构成有意义的大命题（大图式）来描述事实，进而认识世界。这一路径成为逻辑实证主义中的概念—命题—假设研究路径的范本。只不过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通过操作化过程，将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操作化为可以直接测量并进行定量分析的变量，从而使语言更加精致化。

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先驱者们所提出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1929年，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等维也纳学派核心成员发表了《维也纳学派：科学的世界观》一文，标志着逻辑实证主义的正式形成，维也纳学派也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流派之一。其中，以石里克为代表的激进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主张，一切科学的陈述或概念体系都应当以直接的经验事实作为基础和依据。石里克认为，只有一个唯一的经验世界，在其背后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越的实在”，形而上学毫无意义，必须将其彻底地清除出哲学世界。石里克提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即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实证方法。[36]在石里克看来，只有可用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命题，这就是所谓的“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原则。这一原则表明，在获取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只有数学和演绎逻辑等分析性陈述，以及可用经验证实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诸如价值陈述等其他的陈述或命题均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石里克提出的“可证实性”原则，卡尔纳普早期是支持的，但后来他却认为，这一原则过于简单，它在把形而上学排除在外的同时，也将一些较为抽象的、理论性较强的科学命题排除了。因此，卡尔纳普将“可证实性”修正为“可确认性”（Confirmability）。同时，作为物理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建立统一的科学。要建立统一的科学，首要任务是为各学科构建统一的语言。在卡尔纳普看来，由于物理语言所具有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普遍性，它可以成为一种公共的语言，各学科的语言都可以“翻译”为物理语言。因此，可以运用物理语言来构建统一的科学。[37]

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两个旗帜性人物，石里克和卡尔纳普尽管在“可证实性”原则上存在一些分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逻辑实证主义推向科学研究的巅峰。正是由于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科学共同体——维也纳学派的鼎力推崇，逻辑实证主义在积聚了传统实证主义、逻辑原子论和语言分析的精髓之后，形成了自身的学术体系。它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滥用语言”，主张建立一种“科学的哲学”；它认为知识必须依赖于经验，并把孔德的实证原则语言化，强调用语言来表达经验世界并对其进行逻辑分析，认为只有能用语言表达并可以接受逻辑分析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它强调通过逻辑推衍来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主张依靠物理语言来实现各学科的整合，把社会科学纳入自然科学的纲领，建立统一的科学。

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精神，可援引罗姆·哈瑞（Rom Harre）的一段论述予以概括。

科学方法论的实证传统基于这样的原则，即任何现象唯一可靠的知识可以化约为特定的感官形态的事例。定律被视为描述这类形态的或然率通则，其唯一的角色是促进对未来感觉经验的预测。理论是这些定律在逻辑次序上的组合。其结果是理论被化约为预测所必要的一种逻辑上的工具。实证论者主张，理解——理论的努力，可经由两个过程来完成。其一是对理论讨论的分析，其目的在于揭示其逻辑结构；其二是理论的经验内容是由定律所描述的观察的逻辑结构来认定的。因此，当代实证主义的两个面向即逻辑的与经验的，当代实证主义有时也叫作“逻辑经验主义”。[38]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逻辑实证主义遭到包括波普尔和库恩等科学哲学家的质疑和批判，尤其是它的“可证实性”更是遭到众多责难。其中，以波普尔的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最为引人注目。在波普尔看来，人们无法通过演绎来证实一个科学命题，但却可以通过演绎来证伪一个命题。波普尔认为，如果一个命题或理论属于两个非空的子类，即所有那些和理论不一致的基础陈述，以及那些和理论不矛盾的基础陈述，那么，它就可以称作“经验的”或“可证伪的”。[39]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经验命题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宣称的“可证实的”，但却都是“可证伪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原则的同时，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不能抛开其他所必须的预设和条件来检验一个假设，这就是假设检验中的整体主义原则或称为“杜恒—奎因原则”。[40]面对这些质疑，逻辑实证主义逐渐开始对其方法论立场做出调整，用近似于卡尔纳普的“可验证性”原则的较弱的验证来取代强烈的证实，并于20世纪60年代逐渐发展出“后实证主义”（Post-Logical Positivism）。然而，虽然后实证主义带有实证主义的标签，但它在方法论上的许多立场和原则实际上都是反实证主义的，因此，不对其予以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