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尚书》在先秦历史思想中的地位
古代中国是最富历史意识、历史学最为发达的国度，[16]因而，历史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先秦时期也是如此。《尚书》在先秦时期不仅占有中国史书之祖的崇高地位，同样是学者们所倚重的重要典籍，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使得《尚书》对先秦历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尚书》兼“史学之祖”和“圣典”于一身，这强化了它在先秦历史思想中的地位。《尚书》的独特地位通过比较更为明确。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大源头，被称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其名下之作《历史》，虽是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但它对古代西方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尚书》在中国的影响，而只是局限在“书斋学术”特别是“书斋史学”的有限方面。作为西方文化另一思想源头的《圣经》，尽管影响力可能超过《尚书》，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它被视为宗教典籍而非史学著作。反观《尚书》，却与《历史》和《圣经》都不同：《尚书》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文献集成和史学之滥觞，还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典籍和道德伦理著作。因此，《尚书》又兼具了《历史》和《圣经》二者的学术身份。要探讨中国文化的个性及其形成原因，作为中国第一部古籍和经典的《尚书》，无疑应该居于首要地位并具有“标本”性质，对中国民族精神和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正基于此，有学者将《尚书》列入“世界文明的源泉”[17]。作为先秦历史思想的文献源头，《尚书》历史思想直接哺育和影响了其后的历史著作和思想家。《尚书》在先秦时期深受重视，对统治者和各派学者都有很大的影响，是他们经常诵读和研究的对象。陈梦家先生在《〈尚书〉通论》中用30页统计《尚书》在先秦的引用情况[18]；而刘起
先生在《尚书学史》中更是用50余页的篇幅详细统计并分析了“《尚书》在先秦时的流传情况”[19]。《尚书》在先秦时期的流传之广和影响之大从中可以窥见。《尚书》历史思想或明或暗地给予后世学者和著作以巨大影响，比如《春秋》“大一统”思想，《周易》的“革命”论，实际上都由《尚书》演化而来。《尚书》在史学和历史思想的影响是极为巨大和一贯的。《尚书》的重要地位理所当然地要投射到史学编纂和历史思想等各个方面。从史学角度言，《尚书》的特殊重要性还通过史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体现出来。因为中国被公认为是最富历史观念和史学最为发达的国度，历史思想在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堪称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之一，而《尚书》思想在这核心部分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先秦历史思想的基本特征在《尚书》中也多有体现。
其次，《尚书》历史思想（譬如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历史意识、“大一统”观念）对中国历史的演进模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按照《尚书》基本思想脉络发展演化的。《圣经》本是民族史（部族史、家族史），《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民族之间或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史，而《尚书》却是民族融合史、“大一统”国家发展史及“大一统”意识的形成史。西方历史与《圣经》和《历史》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历史发展模式和思想何其相似！《尚书》社会和历史演进模式与中国历史也是何其相似！在某种意义上，《圣经》《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尚书》分别是各自文化的产物，又通过精神的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各自塑造了不同的历史发展和政治模式。
再次，《尚书》历史思想“由神本到人本”演变之迹相当显豁，是先秦历史思想演变的浓缩。这种演变的对应关系可以从天人观念上窥见一斑。
关于先秦历史思想，吴怀祺先生曾说：“整个先秦时期的历史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神本到人本的发展过程。”[20]当然，也并不是说这一过程中的前期完全没有“人本”因素而后期没有“神本”因素，而只是就其程度相对而言。《尚书》本身就清晰地反映了先秦历史思想“神本”色彩渐淡、“人本”色彩日浓的过程，堪称一本“活”在文字中的、先秦历史思想演变的“化石”。瞿林东先生曾说：“‘天’是先秦时期人们历史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至上之神。”[21]因而，“天人关系”是判断某一历史思想属于何种性质的重要切入点。《尚书》天人观念在历史中的演变之迹非常明显，充分体现出了作为“神”的代名词的“天”之地位逐渐让位于“人”（在《尚书》中多以“民”指称[22]）抛开《尧典》《舜典》等具体成书时代有争议者暂且不论，单以《甘誓》《盘庚》《西伯戡黎》和“周初诸诰”为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夏代到西周时期历史思想“神”味渐淡、“人”气日增的过程。比如《甘誓》说：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23]
《甘誓》可以看作对夏代史实或者传说的追记，其思想和文字是基本可信的。在这里，启征伐有扈氏的理由并没有提及“人”，而是通篇使用那些较为“虚”的“五行”“三正”和“天命”作为理由，虽然这三者也与“人”有某些联系，但毕竟与直接提及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历史发展到商代，在《盘庚》中，盘庚虽然也是动辄以“天命”“先王”作为理由，但是，他毕竟也注意到了“人”的重要性，因而采用苦口婆心的说服策略，所谓“乃祖乃父，胥及逸勤”[24]。到了《西伯戡黎》中的商纣王，面对周人的强大攻势，虽然以“我生不有命在天”自我安慰，但是祖伊则非常清醒地说： “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25]类似于祖伊批判商纣的思想，在《微子》《泰誓》和《牧誓》诸篇中也可找到一些；它们的中心意思都是批评商纣的荒淫无道和残暴。可见，在商末，“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
而到周初诸诰中，从周公、召公对历史的反思和一再强调要“敬德”“保民”可见，“人”的作用愈发凸显，“天意”成为“虚悬一格”的陪衬。
总之，《尚书》完整地反映了先秦时期历史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由“神本”到“人本”的转变过程，是其后各时期、各学派历史思想的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