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个体的拯救
我们先论神学—政治层面。对阿多诺来说，一种知识假如没有与一种幸福承诺结合在一起，它就是没有意义的：“面对绝望，唯一可以负责任实践的哲学，必须从救赎的立场来沉思万物，以万物呈现它们自身的方式来沉思（译按：相当于‘以物观物’）。除非知识通过救赎来照亮世界，否则它就黯淡无光，它就是重构，就只是技术。必须塑造这样的视角，可以置换和疏离这个世界，揭示它所将要成为的样态，揭示它的裂缝和破败，它的贫乏和扭曲，正如它有朝一日在弥赛亚之光照耀下所显示的样子。”[6]而救赎的立场在当代社会就意味着批判和否定，或者换言之，乌托邦能够发挥的功能就是对当下社会的批判，并与此同时指向对于应然社会的渴望。[7]但乌托邦激情该进行怎样的具体化，才能构成阿多诺的批判动力？也就是阿多诺以何种价值尺度，对当代社会作出了什么样的诊断，对工业社会进行了什么样的问题化，才导致阿多诺认为救赎的任务刻不容缓？与此相关，为何阿多诺要集中火力，专门向看上去深受广大人民爱戴欢迎的大众文化开炮呢？
要回答这些质询，我们必须要回到阿多诺哲学思考的基本路径。但如何回到这样的路径中去呢？阿多诺的思考路径也无非是小径交叉的花园。马丁•杰这位在汉语学界对于阿多诺的接受曾经发生比较广泛影响的作者，曾经试图勾勒出阿多诺理论星座的基本轮廓。他颇为精辟地指出了组成阿多诺哲学立场的五要素：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主义，上流文化保守主义，犹太情感以及解构主义。[8]这样的概括显然颇具洞察力，但是，他这里至少忽视了笔者下面即将要展开讨论的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方面是阿多诺对启蒙传统的忠诚，尤其是对个体以及自由和幸福这些观念的坚守；另一个方面则是对文化的真理价值的高扬。在笔者看来，马丁•杰未必没有意识到阿多诺思想中这两个维度，但他之所以没有将其列入阿多诺思想星座中，其原因也许是这两个方面也是一般西方当代社会理论家的基本特征，因此没有特别的必要予以标出和强调。
在笔者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个体的消失乃是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的问题意识之所在。对批判理论家而言，个体并不仅仅意味着生物性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形成只能通过自我设定，通过提升其自我认识和独特性，使其达到其本质定义……只有当人独立于他人的利益与愿望，只有当人将自身当作实体，只有当人将自我持存和发展确立为准则，才能成为个体。”[9]换言之，对阿多诺来说重要的是，个体必须是自我意识的存在，具有自主性的存在，也就是能够进行独立的理性思考，可以在经济、伦理、文化事务上进行自由、自决的责任主体。这样的个体观念，早在诗人彼特拉克那里就已经得到呼唤，但它成为社会实体，是在中世纪的封建秩序崩溃以后，是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同步生成的。但吊诡的是，现代性的发展催生了自主自由的个体观念的同时，个体观念原本具有的意识形态特征也逐渐病态膨胀，个体必须依赖自己所附属的群体才能够幸存，也就是通过否定自己作为个体才能够幸存下来，个体就这样走到了历史的边缘。[10]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启蒙时代的理想即人类解放的承诺未能实现，启蒙原本是来祛魅神话的，但是在此过程中它将自身施魅成为新的神话，而使得个体成为自身的条件即理性，则变成了合理性，也就是变成了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工具合理性即技术，并成为社会的普遍性秩序：“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同样的等式也支配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市民社会是由等价原则支配的。它通过把不同的事物还原为抽象的量的方式使其具有了可比性。”[11]启蒙的李代桃僵，导致所有的差异、特性、杂多都被同一性的坦克所碾平，质被量所置换，意义被化约为功能，与此同时，个体也丧失其自主性，丧失了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变成了原子化的主体。个体不应该是跟社会隔离开来的孤独的单子，它应该处在生生不息的社会共同体的内部与其他个体互动，这当然也就意味着社会互动。但如今的大众们彼此隔绝，变成了类的存在。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即是一例。在流水工作线上的工人之间缺乏有意义的交往行动，权威并非来自集体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他们必须臣服于交换价值和资本的逻辑。如果个体的实践与其生活过程脱节，也就是他的行动不再表达其内在生活本身意义的时候，个体就会诉诸机械化、模仿甚至条件反射，这样，这些丧失了自我内在性的个体不得不听命于外部权威，不再具有真实的自主性，他被要求跟别人同一。在这里，原先存在于手工艺人群体或农村共同体、行会间的个体性的独创性、智巧和才能已经成为屠龙之技，实际上，任何真正具有个性的东西对集体都是危险有害的，因为，“受到操控的集体同一性就在于对每个个体的否定，因为个性正是对那种把所有个体统归于单一集体的社会的嘲讽。”[12]
而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正是以个体的衰败为条件的。事实上，它本身就既是对个体走向穷途末路的一种显示，又强化了物化社会对个体的主体性剥夺。大众文化并非是茶余饭后无伤大雅的消遣，也不是供人休息放松时的无害娱乐，相反，对阿多诺而言，它几乎是西方社会的迷人的洪水猛兽，是正在持续发酵、难以抵御、我们也难以从中遁逃的劫数。在1968年之夏，阿多诺在结束一个社会学讲座的时候，不避危言耸听之嫌，发出警世通言和对策建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开始于这样一个假设：所有的社会整合的权力都应该在广义上包含在文化工业之内。文化工业的的确确在创造人们，塑形人们，或至少把他们维持在他们现在这个样子……而对我而言，今天经验性社会研究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应该是严肃地探讨一下，人们现在实际上走得有多远，并以这些机制塑造他们的方式进行思考。”[13]处在大众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人们完全可能乐此不疲而执迷不悟。这样，大众文化对阿多诺而言构成了诊断西方社会病的标本式的症候，虽然阿多诺并没有找到指向实际行动的积极有效的解药。
可以说，阿多诺把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与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联系起来了。处在现代性尤其是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随着劳动分工的加深，个体越来越无法同化对象，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分离，它具有自己的命运，劳动者不再能够在其中直观自身。社会分化过程导致了经验生活的碎片化，个体不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具有连贯性的意义整体，而如此异化的个体现在变成了某种抽象的主体，也就是说，个人从有机社会中的一员，裂变为原子状态的个人。然而，一方面，能够为抽象的主体提供欲望满足的商品无非也是抽象的客体；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也深负大众所望，它非但没有像阿多诺所期待的那样，作为真理性的实践来激活、拯救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而作为社会水泥，通过其灌输的感知图式和认识图式，通过它所诉诸的无意识，使得个体心甘情愿地服从既定秩序。大众文化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这两项特征，通过对任何本真性个体的压抑，通过对受众赋予个性化特性的虚假承诺，通过对大众消费需求的制造和引导，使得交换价值战胜了使用价值，同一战胜了差异，并使得他者的表征变得不再可能，每个人都失去了自性，变成了抽象的存在：“文化工业把人当成了类成员，当成了一种实在，今天，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作为一个人，他完全是无价值和无意义的。”[14]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将人们打造成消极温顺而并无根本差异的消费者，这才凸显了个体的责任担当、精神自由与自主力量这些启蒙精神的重要性。显然，阿多诺运用文化工业的概念，旨在进行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他所反对的是主体的丧失，反对个体不再具有实质上的精神自由，而有沦为被全面管理的社会客体的危险。所以，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乃是对个体的拯救。[15]这样，这位对启蒙现代性作出最激进批判的理论家，却吊诡地坚持了启蒙的理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