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中国接受

行文至此，可以稍作停顿，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阿多诺之所以进行大众文化研究，其目的在于启蒙理想，在于拯救个体；大众文化对他而言提供了一个社会面相术，据此他进行了深度的批判，其论证的依据是因为在他看来真理性的文化具有形塑人的自主意识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而大众文化则刚好背道而驰。在结合大众文化文本进行具体批判的时候，他分别采用了音乐学意义上的认识论批判，因而也是内在批判；以及结合精神分析学的诉诸心理效果的社会批判，笔者逐一阐释了他赖以批判的逻辑依据。接下来我们可以极为简约地描述一下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并从中勾勒出相关论述的问题与基本倾向。在此比较基础上，笔者再尝试作某些分析说明。但首先需要提及的是，笔者下面即将进行的相关描述，是非常简约的，大部分不过是对学界已有的一些相关综述研究的承袭。[59]笔者不打算搜尽奇峰作草稿，胪列所有可能的中国阿多诺大众文化研究的材料。实证主义数据材料的定量分析当然是重要的，但对笔者来说，透过经验材料的偶然性之外试图寻找某些客观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会更有吸引力，笔者也认为这是社会理论极为重要的观测维度。[60]

中国学界对阿多诺的中国接受史的认识，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分歧，我们不妨认为存在着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本上可以忽略的拒斥期。笔者说基本上可以忽略，首先是因为为时甚短，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后“文革”时期，要引进任何一种西方思潮，必须要披着否定它的伪装。迂回是为了进入，拒斥其实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引入的策略。这是因为，当时极“左”思潮还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凡是不是官方钦定的任何理论，都是危险可疑的。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大量篇幅用来介绍阿多诺一些基本观念，然后辅以一些点评式的负面评论。例如，欧力同、张伟在其合作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成书于1990年）中用了极多的内容详细描述阿多诺的主体—客体理论，然后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吻批判几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是怎样失足的：在正确地肯定了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肯定了客体中包含了主体性时，又因片面夸大主体对客体的作用，而在改造唯物主义的呼声中，与主观唯心主义握手言欢了。”[61]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要为西方哲学家贴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的标签，就可以通过劝百讽一的方式暗度陈仓，偷偷地输入新的观念和方法了。

到第二个阶段，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渐深化，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体对西方当代社会理论的接近、同情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然而，部分倾向于稳健守成的学者并没有特别强调阿多诺文化工业概念的提出所具有的划时代重要意义，他们把阿多诺所指责的文化工业与我们传统上所提倡的大众文化等量齐观，认为这实际上涉及的是如何正面、积极地引导大众文化向健康的方向前进，不该去生产那些满足我们心理刺激需求的粗俗作品。继续引用欧力同、张伟的看法，就是应该批判诸如“多愁善感、无病呻吟的诗文，扭捏作态、嘶声号叫的歌舞，凶杀打斗、肉欲横流的影视”[62]。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可以传播积极的正面的官方文化，如果避免了暴力、色情等因素，它其实还是有可能积极、健康的。这样的思路与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表面上是一致的，因为大众化似乎与民主的潮流，也就是反封建的潮流是合拍的。当然，他们也承认，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和娱乐性，美学品位可能也比较低下，但这些其实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用童庆炳先生的话来说，加强“人文精神的引导”就可以了。[63]至于具体的引导方式，童庆炳先生的高足李春青先生开出的一帖良药是让（高雅）文学进入大众文化之内。[64]但是，那些对西方理论更加敏感且持更热情的拥护态度以致挪用立场的青年学者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现在讨论的大众文化跟用以作为启蒙武器的精英阶层所领导的大众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其准确的称谓应该是文化工业，其实质是商品，大众文化所诉诸的感情是虚假的，是被制造出来的。童庆炳先生的另一得意门生陶东风先生指出，大众文化其实不是一个风格概念，它特指“现代化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文化类型，是通过现代化的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大众消费社会是其产生的社会土壤，而大众传媒则是其承传工具，所以它与我们以前所讨论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的。[65]

但很快，第三阶段就取而代之了。也就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不少学者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语境其实是错位的。旅美学者徐贲首先根据他所掌握的比较丰富的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成果，对此进行了颇具警醒意义的评议。[66]另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仍然是陶东风，他问道：“西方的文化批判话语是否适合于中国？中西方世俗化的历史定位如此不同，他们的文化功能与政治意涵又怎么可能一样？中国文化世俗化是否已经充分地完成其使命了？一旦把握住了这一历史的错位，就不难发现，西方的文化批判话语在分析中国问题时的认知有效性与评价适用性是极其有限的。”[67]事实上，他在本文中也反思了自己此前无条件挪用批判理论的错误立场。

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差不多世纪之交以来方兴未艾、延续至今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辩证地接受阿多诺的大众文化观，一方面承认阿多诺的大众文化观相对于中国语境有限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沉潜到对其理论本身的纯知识学的梳理之中，并据此辨析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的种种批评的过当之处，比如澄清它并不单纯是审美主义理论，比如对“搔痒说”的反驳，当然主要的还是指出“错位说”言过其实，阿多诺的文化理论在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用武之地。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在中国已经不是一枝独秀，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同情流行文化的立场，以及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分析方法都得到了颇多学人的青睐。[68]实际上，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位于对产业文化的献计献策了。当然对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研究论文与20世纪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相对于它以前独领风骚的批判锋芒和巨大影响，它现在只是变成了波澜不惊的诸多视点之一，成了理论百花园中似花还似非花的杨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