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危机与挑战

这种新的挑战，首先源于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一般来讲，“经典既是一种实在本体又是一种关系本体的特殊本体，亦即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2]显然，文学经典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精英们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必然导致对大众价值立场的排斥。在整个社会还没有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前，由于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手段的相对单一性，使得文学经典的传播和接受主要局限在文化精英阶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学经典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而大众传媒时代是一个以消费文化为主体的时代，此时“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3]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其向文化领域的扩张，使得传播媒介也日益具有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化特征，这就使得文化的商品化成为消费文化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消费文化主体构成的多元性以及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使得公众在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的同时，也作为主体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这样，文化的消费与创造不再是文化精英的专利，而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学生产和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精英立场的自我表达，而成为大众世俗欲望的替代品。与此同时，由于“经典的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支持着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知识和思想，常常并不是这个时代最精英的人写的最经典的著作。……他们的思想常常是与实存的世界思想有一段距离。”[4]由于经典本身并不能为解决普通大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生存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在此情况下，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文学经典也就在以消费文化为主体的时代，日益被边缘化，而研究者也随着研究对象的边缘化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其次，是形而上之“思”与形而下之“欲”的矛盾。从价值观上看，文学通过审美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那些经过文学史沉淀的经典作品，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意大利作家伊泰洛•卡尔维诺认为经典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其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这就意味着，经典的魅力在于引发读者的思考，它所要传承的主要是形而上之“思”，而非为了满足普通大众的形而下之“欲”。而大众传媒时代是一个抵抗“思想”的时代，它首要的任务不是去引发大众的思考，而是激发大众群体性的模仿行为，进而使得大众在模仿他人的群体性行为中获得形而下之“欲”的满足。因为“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传统，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的行为，以促使人群去模仿”。[5]由于大众传媒以满足普通大众形而下之“欲”的需要为其根本出发点，因此那些曾经被精英所排斥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的写作方式一夜之间变得合理化、合法化，并很快成为大众争相模仿的对象，成为占据社会主流的写作方式。这一新的写作方式的流行，它所透露出的不仅仅是大众传媒的巨大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表明长期以来受精英文化排挤的大众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与此同时，经典本身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经典不再被人们看作顶礼膜拜的对象，而成为大众随意戏说调侃的对象。在消费文化时代，“大众文化不但在自己的轨迹上运行，而且也‘侵入’过去属于雅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粗暴地强制性地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大众文化的这种改造，在另一方面也使原来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产品，变成大众可以消费的对象。”[6]比如对经典名著的改编戏说，就成为当下影视作品吸引观众的常用手法，并且屡试不爽，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比如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流行，成了消费文化时代精神的最好写照。在其广为传诵的《大话西游》中，周星驰以其戏说和荒诞，对某种既成规范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颠覆。这样，出现在《大话西游》中的孙悟空，不再是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的英雄形象，而是变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而作为真理持有者和道德典范而存在的唐僧却变成了啰里啰唆、滑稽可笑的弱者形象。事实上，对经典的游戏、戏说、调侃，正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它所反映的是当下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那就是普通大众对形而下之“欲”的追求取代了知识精英对形而上的“思”的追求，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这种主导价值观面前，文学经典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沦为大众文化戏说和调侃的对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次，是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上的多元化对文学赖于生存的文化生态的影响。对文学而言，媒介的作用不仅仅是无足轻重的载体，它本身“就是真实的世界，它们为所欲为地重新塑造旧世界遗存的东西”。[7]在大众传媒时代之前，文学经典的生产和传承主要依靠文人的口传、书写以及书籍的刊行。书写和印刷，确保了文化核心价值的稳定性，也确保了一个有利于文学经典健康发展的文化生态。而在大众传媒时代，由于文化生产者的大众化和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大众传媒在颠覆了精英文化特权的同时，也以其空间化的存在，削弱了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时空条件，从而使得承载民族文化精神、作为学习和示范的经典正在失去文化繁衍的活力，对民众精神文化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日益减弱。文学经典外围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文学经典本身及其研究者日益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