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儒家身心观的传承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
一
公元1899年12月19日（农历十一月十七日），戊戌政变失败后避难东瀛逾一年的梁启超，从横滨出发，乘香港丸号邮轮远赴美洲，为保皇党募集华侨献金、宣传政治主张并争取西方势力支持。12月25日的随船日记写道：
二十五日，风稍定，如初开船之日。数日来偃卧无一事，乃作诗以自遣。余素不能诗，所记诵古人之诗不及二百首，生平所为诗不及五十首。今次忽发异兴，两日内成十余首，可谓怪事。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1]
梁任公青年时代言辞中屡屡流露出对辞章小道的轻视，除了因急切的政治功利焦虑而目之以玩物丧志、不思进取外，哈罗德·布鲁姆（H.Bloom）所谓“影响的焦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事实上，这两种焦虑紧密纠缠在一起，“政治的焦虑”急切地寻求来自东西两洋的新理念、新思想，以资解救国家困局、开复民族强盛之用；“影响的焦虑”则要求在诗词创作中要出现“新意境”、“新语句”，以摆脱前人影响的同时实现宣传新理念、新思想的目的。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则为“开新”附加前提条件：“其如不类何”，一语道破传承的重要性，所谓“采补所本无”必须以“淬沥所固有”为基础，否则不能保证从政治蓝图到诗词文艺的本土性，从而无法获取向士人及世人布道的功效。“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风格”，成为任公心目中“诗界哥伦布”、“二十世纪支那诗王”的三个充要标准。从此标准出发，任公首先嫌“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黄遵宪多“欧洲意境”而少“新语句”，继而谭嗣同、夏曾佑等人虽“善选新语句”然“不备诗家资格”，再自嘲己诗为“有以金星动物入地球之观”，做足了充分铺垫之后，最后拍案叫绝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党”——郑藻常[2]偶得之诗：
郑西乡自言生平未尝作一诗，今见其近作一首云：“太息神州不陆浮，浪从星海狎盟鸥。共和风月推君主，代表琴樽唱自由。物我平权皆偶国，天人团体一孤舟。此身归纳知何处，出世无机与化游。”读之不觉拍案叫绝。全首皆用日本译西书之语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权、团体、归纳、无机诸语皆是也。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见者已诧赞其新异；而西乡乃更以入诗，如天衣无缝。“天人团体一孤舟”，亦几于诗人之诗矣。吾于是乃知西乡之有诗才也。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3]
梁启超认为郑西乡之诗不仅广用日译西语新名词达到“天衣无缝”之境地，而且意境上凭海而阔而浑，生开新气象，“天人团体一孤舟”尤为新诗注入天人合一之古风；更难能可贵的是，该诗表现了“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而非“上举各家”之“物质上琐碎粗疏”。这种“真精神、真思想”，说穿了指向以“自由”、“民主”、“平权”为旗帜的激进共和革命[4]，此即梁启超所谓“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也”[5]。以西乡诗为引，以诗词小道为筏，此时的梁启超誓志“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然而西方思想精神的输入正如诗词中“新语句、新意境”的生成那样，必须以“古人风格”亦即国族身份认同和本土文化传承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性转换方能真正收效，因此梁启超所表彰的郑西乡诗文最末两句恰恰显露出在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洋科技文明之间的一种“无缝对接”关系，以及审美在中—西共同进入现代性的全球化早期时代中所起到的、具有相当一致性的慰藉作用：
此身归纳知何处？出世无机与化游。
“归纳”（induction）一词自当属于东译（日译）西洋哲学词汇，与演绎相对，指从具体事实出发推论出一般原理；然而此处当属于十分巧妙的引申化用，指“归还”，中国古代诗词文章中也有这种用法，如宋代欧阳修《与宋龙图书三》中谈到，“先假通录，谨先归纳，烦聒岂胜惶悚”，又苏轼《与郑靖老书二》，“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带行，封作一笼寄迈处，令访寻归纳”，也是指“归还”，因此诗中“归纳”一词结合其他东译词如“共和”、“自由”、“平权”等，虽明显为外来新语，然具体使用之时恰恰灵活活用本土已有意涵，难怪梁任公叹其为“天衣无缝”。于是“此身归纳知何处”自当解为“此身（这一残躯或本己之身）向何处归还”，而所答亦嵌一东译生化名词表开新义，亦即“无机”（inorganic），该词原指“非生物体或从非生物体中而来”[6]，简言之与“生命”相对，“出世无机”即将身体—生命归还造化自然——即“此身归纳”之处所——无机世界—非生命世界。而全诗最后落在一“游”字上，则凭借某种力量将无机的、非生命的、非人性维度的世界审美化和人性化了，亦即对处在现代文明这种唯一不可逆的文明中[7]的人类及其永恒敞开的伤口——死亡予以审美式抚慰和幻象式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