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目标思想
“和谐社会”的概念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也得到广泛的论述。最早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到了19世纪初，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的论文中对“和谐社会”做了进一步的阐述。1842年，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提出“和谐社会”是理想的社会制度，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病态社会”，把社会主义直接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且指出，新社会的“和谐”不是“个人和谐”，而是“全体和谐”。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有益的理论，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模式。
一 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表现，也一直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向往的理想社会状态。但是，他们对和谐社会的渴望从来没有像19世纪前期这段时间急切，有的著书立说对和谐社会建立的必要性进行充分论证，有的精心设计方案，还有的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实验。他们之所以在这个时期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原因只能根植于当时西欧经济社会的发展前景。
自18世纪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产业结构也随之产生激烈的变化。机器的发明和运用使工场手工业逐步变成了现代机器大工业。在转型过程中，产业重新洗牌，大量民众失业，无序竞争加大，社会极不和谐，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大陆的革命的爆发，导致了整个政治秩序极度混乱。在对社会现实的逐步剖析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伪善与罪恶，富人的财富完全来源于对穷人的掠夺，而穷人才是最富有生产性的群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越来越频繁，社会秩序愈发混乱，各阶级矛盾尖锐。正是不堪忍受这样的社会现实，建立和谐社会政治理想才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执着的追求。他们力求寻找一种解决人类和谐与冲突的方法，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和谐与幸福。
二 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和谐思想是在批判现存社会不和谐现象过程中提出的，而当时社会的不和谐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所以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也就散见于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各个方面之中。归纳起来，他们的和谐社会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尽管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还不发达，其社会根本矛盾还没有充分显现，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已经从现实情况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对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在此前提下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
圣西门亲身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目睹了这次大革命的实际结果。他指出：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改变政权的本性”，而仅仅是把政权由旧的剥削者手中转移到新的剥削者手中，这个“争取自由的伟大活动只产生了新的奴役的形式”[20]。圣西门指出，工业生产的规模，虽然比革命以前大大扩充了，但是增加产品的大部分都“用于养活没有用处的高级官吏和他们的大批下属。这群人把自己的时间，多半消耗在读报和修尖鹅翎笔头上”[21]。圣西门激烈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己主义，他说：贪婪已变成在每个人身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感情；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肌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
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中，以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最为出色。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22]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寄生者、富人占有着大量的财产，破产的穷人被赶进工厂，成为少数富人的奴隶。工人虽然创造了大量的产品，使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只不过为富人创造了“幸福”。“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他们的贫困在随着生产发展的程度而增长”。[23]在他的著作里，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法两国的无产者遭受剥削的悲惨情景，痛斥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罪行。傅立叶认为，“工厂是温和的苦役场所”，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则是“复活的奴隶制”。对于一些人对资本主义的赞扬，傅立叶愤怒地予以驳斥说：“许多写在纸上的权利，都是不现实的，把这些权利赋与那些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人，那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24]
欧文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蓬勃开展、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代。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着这个时代的特征。这就是他把批判锋芒更加明确地指向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欧文明确指出：“私有财产或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受的无数灾祸的原因。”[25]在欧文看来，私有制是隔阂、仇视、欺骗、敲诈、卖淫等各种丑恶现象的祸根。欧文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对立和工人贫困、失业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占有制。他说：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机器的使用，英国生产力增加了11倍以上，这种生产本来可以满足全国人民的一切合理需要。但是，由于企业主“掌握了权力和资本”，占有机器和工厂，因而大量的财富被他们攫为己有，造成“与日俱增的、显然无止境的劳动阶级的贫困与痛苦”[26]。
第二，设计了理想社会形态。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对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进行了描绘。圣西门的理想是“实业制度”，傅立叶设计的是“和谐社会”——法朗吉，欧文则致力于建立“劳动公社”。魏特林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并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大量不平等、不和谐现象提出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蓝图。他认为未来和谐社会应该具备以下特征：财富共有共享；统一管理的协作生产；平等的权利；自由的理想；良好的风俗道德；人人节约的习惯；对社会的和谐管理。为了实现和谐社会，需要实行以下制度和措施：取消私有财产权，恢复地产的共有共享；取消金钱（货币）和商品；废除继承权；推行能力选举制度；按交易小时制度分配；普遍实施“学习军”教育制度；通过哲学的医学“治病救人”。魏特林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它具有经济上的反市场性、管理上的自治性、教育上的万能性、文化道德的宗教性、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与脆弱性等特点。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他认识不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规律。
第三，规划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人们之所以给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冠以“空想”之名，主要是因为他们所主张的和谐社会实现途径不现实、不科学。在当时，他们既没有找到谁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又没有找到实现和谐社会的可行道路。圣西门从“理性支配世界”出发，认为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具有高度“理性”的天才人物，劳动人民在社会变革中只能是一支消极的政治力量。他说：“法国居民虽是一种物质力量，并且热烈地希望恢复秩序，但是他们只有依靠有天才的人，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改造。”[27]在圣西门看来，学者和实业家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能够对舆论和人民的行为发生巨大的影响。他们关心社会的变革，又拥有实现这种变革所必需的一切手段。他们在未来社会中将上升到首位，并在建设实业制度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圣西门虽然看到社会历史中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但是他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在他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圣西门从“社会的变革，应当用和平方式实践”的观点出发，把实现实业制度的途径，具体规定为争取舆论和扩大宣传。傅立叶也一样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他把建立和谐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四种人的通力合作上，“第一是创办人或合作社的首脑；第二是谈判家；第三是宣传家；第四是发明家”[28]。在他看来，创办人应该是拥有巨大财富和具有真正乐善好施性格的政治活动家和将军；谈判家应该是“与达官贵人和资本家有往来的人”，或博得普遍信任的“慈善家”；宣传家则应该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资产阶级政客、拿破仑手下的将军、王公贵族和作家；发明家就是他自己。为此，他不时向上述这些人发出呼吁。傅立叶认为变革现存社会制度和实现和谐制度绝不能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在他看来，革命是“最坏的一种社会灾难”。只有通过和平改造现存社会的方法，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和谐。与圣西门和傅立叶不同的是，欧文自己就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实业家，所以他亲自进行了实验。这些实验使他博得了慈善家的声誉，并且一度在西欧和北美产生了一定影响。欧文在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问题上，一样反对暴力革命，把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企图用劝说、示范的办法去开导现有政府及其代表人物，接受他理想的社会制度方案。
三 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想的基本特征
我们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和谐思想观点拾掇起来，加以归纳，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他们所设计的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一，生产有组织、有计划。空想社会主义者普遍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危害，所以在他们所设计的未来社会中处于第一位的是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性。圣西门设计的理想社会制度是“实业制度”，又称为“和谐制度”。在实业制度下，科学院负责编制计划，然后交实业家委员会审查，最后交银行家执行。傅立叶设计的理想社会制度叫“和谐制度”，其基本单位是“法朗吉”。在“法朗吉”中不仅生产领域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流通领域的商业劳动要联合协作，而且家务劳动、教育劳动、科学劳动、艺术劳动也要联合与协作。整个社会要把这七种劳动组织起来形成协调而完整的体系。欧文设计的理想社会是“公社制度”，并付诸实践，他为公社制度制定的组织法的名称是《新协和公社组织法》，认为每个公社都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29]。这个大家庭由公社总理事会统一管理。魏特林设计的理想社会制度叫“和谐、自由和共有共享的制度”，在他那里和谐居于首位。他把整个社会管理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劳动或业务系统，二是享受或家庭系统。为了保证社会的和谐，这两大系统要由最高管理机构三人团统一管理协调。
第二，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在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计的和谐社会中，都普遍反映反对禁欲主义，因此也都普遍要求发展科学技术、繁荣文化教育、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圣西门说，国家为自己规定的唯一合理目的就是用最小的管理费用生产更多的东西，他预言在实业制度下农工商业、科学和艺术都将得到迅速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将得到迅速的提高。傅立叶认为，和谐制度就是要人类最终摆脱一切苦难的折磨，为此首先就要创造大规模的生产、高度的科学和优美的艺术。欧文认为，公社制度将“利用最近一百年来的发明和发现，根据科学原理组织社会，并以简单而合理的平等和正义原则管理社会，人们就有可能在每天不到四小时的有益而愉快的劳动条件下，使社会拥有大量品质优良的产品”[30]。到那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1平方公里养活不了250人，而在公社制度下可以保证500人甚至更多的人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魏特林更是主张，在和谐制度下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
第三，权力平等，自由发展。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不平等和人的发展受到固定分工的严重约束，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吸收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人权思想，并推而广之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他们首先把劳动权看作是“最主要的天赋人权”[31]，认为一切人都有平等的劳动机会，一切人都要平等地参加劳动。和谐制度“将找出最可靠和生效最快的手段来保证生产者大众经常有工作”[32]。其次是政治权力的平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在和谐制度下人们的“智力已经相当发展，他们的预见力已经相当的敏锐，足以毫无困难地建立起一个使他们成为权利平等的社会成员的社会组织体系”[33]。和谐社会有一个严密的管理机构，这个机构的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圣西门强调要“把选举适当人选充当人类的伟大领袖的权力交给全体人民”[34]。所有社会成员在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没有高低之分。再者，在和谐制度下，所有人都有平等地获得劳动成果的权利、平等地享受权利和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妇女也获得了解放，取得了与男子一样平等的权利。在和谐制度下，由于旧式分工不复存在，人们的智力和体力的发展都非常全面，生产劳动成为了一种娱乐，劳动生产力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所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必要终身被束缚在一种职业上，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自由地发展自我。
第四，实现合理分配，保障社会福利。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分配方面与他们的前辈主张不同，他们普遍反对平均主义，主张有差别地分配和提高共同的福利。傅立叶说，“协作制度是绝不主张平均主义的”，“在和谐制度下，任何平均主义都是政治毒药”。[35]他们认为每一个人的能力及其贡献是不同的，所以在分配所得方面也存在差别。圣西门曾经直白地劝诫无产者说：“私有者虽然在人数上比你们少得多，而他们的文化却比你们高得多，为了共同的福利，应当按照文化程度分配统治权。”[36]每个人的收入也应当与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傅立叶更是鲜明地提出按照“资本、劳动和才能来确立使每个人都觉得满意的分配”[37]。欧文认为，一切民族都有分配自己财富的方式，它在各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在英国，当时合理的分配只能在公平交易市场中进行，劳动者凭证明参与共同劳动份额的劳动券在交易市场领取相应的劳动产品。实际上这是在共同劳动产品范围内的按劳分配，欧文的分配理论本意是反对资本参与分配的，但是在实践中、在共同劳动产品范围以外，他实际上还是承认了资本获得利润的权利。魏特林的分配是巴贝夫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按劳分配的混合体，他把劳动和劳动产品分成两大类别：一类是“必要和有益的劳动”，这类劳动人人都要参加，它为人类提供“生活必需品”；一类是“为舒适的享受”而进行的劳动，这类劳动可以根据自己的劳动能力和享受欲望而自由参加，它为人类提供“舒适的产品”[38]。对于生活必需品，原则上实行平均分配，这是新社会制度和谐的体现；而对于“舒适的产品”，原则上实行按能力和贡献大小分配，这是新社会制度自由的体现。魏特林认为，全体的和谐不妨碍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自由也不破坏全体的和谐，这才是和谐、自由与共享社会制度的真谛。
另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谐社会还有其他一些特点。例如，消灭城乡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主张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家庭和睦、人际关系融洽等。
四 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超越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肯定这些天才的预见和想象。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反动的社会主义和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39]。傅立叶在《论商业》一文中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种种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恩格斯十分重视这部著作，把它节译成德文，加了序言和跋，用《傅立叶商业的片断》为题发表。马克思赞誉威廉·魏特林所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为“天才著作”、“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甚至感叹道：“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40]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社会和谐的思想，是根据抽象的伦理道德和理性原则设计出来的，脱离了现实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社会、揭示社会和谐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41]因而，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动力、依靠力量和正确途径，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和谐社会设想的合理因素，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武器，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指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从而找到了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和谐的正确道路和依靠力量即工人阶级。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基本原理，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仅仅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寄希望于统治者发善心、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变革蓝图的幻想，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仅仅看成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把历史进步和社会更替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局限，从而使社会和谐思想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未来高度和谐社会的本质规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2]。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会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且在此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也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因为劳动已经不是个人谋生的手段，而是个人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恩格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43]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明确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指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他说：“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劳动力来使用。”未来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4]。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自由人联合体这个组织性质做了经典型的解释：“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45]
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首先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潜能的充分实现。主要指人们冲破了旧式社会分工的束缚，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天赋、个性自由地选择职业。个人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得以发挥，人最终成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也就是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其次是人的需求的全面发展及其实现。人的需要是人的全部活动的内在动力，“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46]。在以自由人联合体为主要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下，现实的人不但要有丰富的物质需要，形成良好的物质生活质量，而且其精神生活的各种需要也日渐丰富并且不断得到满足。再次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形成普遍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个人无法超脱社会关系的制约，只能不断丰富和扩大新的社会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下，个人与他人交往密切，形成了超越地域、空间等局限的全面依存关系、普遍的社会交往和全新的社会关系。
[1] 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页。
[2] [英]汤姆逊：《古代哲学家》，何子恒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91页。
[3]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页。
[4]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6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4页。
[6]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0—181页。
[7] 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16页。
[8]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9]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15] 参见[法]巴斯夏《和谐经济论》，许明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页。
[16] [法]巴斯夏：《和谐经济论》，许明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13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
[1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9页。
[20] 《圣西门选集》（上），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9页。
[21] 《圣西门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9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
[23] 《傅立叶选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47页。
[24] 《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4页。
[25] 《欧文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页。
[26] 《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9页。
[27] 《圣西门选集》（上），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4页。
[28] 《傅立叶选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79页。
[29] 《欧文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9页。
[30] 《欧文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页。
[31] 《傅立叶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页。
[32] 《圣西门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7页。
[33] 《圣西门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7页。
[34] 《圣西门选集》（上），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3页。
[35] 《傅里叶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4页。
[36] 《圣西门选集》（上），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0页。
[37] 《傅立叶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16页。
[38] 参见[德]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泽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16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1—722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0页。
[4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6页。